人都说，人老了就往回抽抽儿。我父亲上了岁数，腰塌下去了，又罗锅着，可他还是那样大大的块头，身子架子在那儿摆着，粗手大脚的。一天，在屋门口儿，他坐在一个红浸浸的枣木墩儿上。几只昏黄的日斑在他肩背上调皮地跳动，他却望着一群喳喳叫唤的鸟儿发愣，他的身子好像一下子缩小了。先是脖子没了，脑袋也缩到胸腔里去，他一下子矮了半截。不，这还不是主要的。一头铁灰色的头发支愣着，脸也皱巴巴的，成了一团了。眼皮发沉，眼睛整个埋在两道暗影里。手脚都怕被遗弃似的，慌慌地聚拢着。不，这，这都不是主要的……这时，我忽然想起，脸上的皱纹要是跟唱片的刻痕一样，有人把它破译出来，那准是一支沉重的生命之歌。噢，父亲，他那突然抽抽儿的身影，一下子楔在我的脑海里，二十几年了，磨灭不掉……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眷恋着土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至少得干三百六十天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是没非地在家里朽着倒心窄。”除了勤勤恳恳，他没什么可以为人称道的。人普通得像土坷垃。可他还真有两回，让人弄得显鼻子显眼，而这两回，又都牵连着住在我们庄稼人墙窟窿里的灰不溜秋的“老家贼”。家雀。官名：麻雀。
父亲逮鸟儿，他不玩鸟儿，是馋肉。人说谁谁能吃肥肉。他说，我都能喝油。山沟沟里的人，哪来那么些油喝？幸好有这麻雀，听他说吃麻雀，叫人淌口水。“麻雀是大补，肥得能出一两肉。把头一揪，用双手一撕，皮就拽下来了。五脏一掏，脚不要，剩下光赤赤的身体。剁碎它，吃干炸丸子，香。热的，更香。它本身就出油，连骨头也炸酥了。”当然，也没条件老用油炸。在地里逮到麻雀，父亲往往就和点儿黄泥，把麻雀一包，地里刨个坑，抓把柴火一烧，黄泥干了，就把灰扒过来盖上，凉了以后，拿泥团一磕，一掰，连皮带毛的都下来了，肉也熟了，就这么撕下来吃。内脏还血乎乎的，吃的时候，嘴唇上都挂着血丝。要是带着盐末子，蘸着吃，那就已经是再好不过的了。
“文革”那会儿，首先革掉的是父亲的馋劲儿。他是一个土星星掉下来都怕砸着脑门的人，任何拥挤的场面，他都绕开了走。可有一天，村里游斗一个人，说是从城里遣送下来的，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不知谁耍新花样，在他脖子上挂着一大串麻雀。麻雀，抓住了父亲的视线。他不由自主地，想从人缝里挤过去看看。这时有人在他腰眼儿上捅了一下，他吓一跳，回过头去。
“不认识他？”
“我一脑门子黄土泥，都不知道城门是朝南朝北，我哪儿去认识他？”
“好好看看吧，他是你的冤家对头呢！你是消灭麻雀的模范，他为麻雀鸣不平。哈哈哈……”
父亲听了以后，觉得浑身不自在，没人注意他的时候，悄不唧地溜回家了。
父亲在家里手从来不闲着。可那天回来后，眼睛发直，问他出了什么事，也不言语，使屋子里充满了压抑的气氛。他一只手抓着炕沿，好像怕坐不稳，另一只手在炕席上没目的地抓挠着。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可我怎么去解开他心里的疙瘩呢？唉——1958年那会儿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到处摇旗呐喊，加上锣声、鼓声，麻雀的魂儿都吓掉了，刚一落定，又被轰起，一个个筋疲力尽，飞不动了，便一头栽下来。有的撞在地上，吐一口鲜血死去，有的扑在地上，喘成一团儿，再也飞不起来了。人们掰下它们的一双脚，作为战绩往上报，麻雀陷入了灭顶之灾。据说，除了公社里下来的“独眼龙”用手电筒照，拿气枪打，曾一宿寻了三百多只，父亲就是数得着的了。他得了奖状。其实，这纯属阴差阳错。父亲捧回了奖状，可我从他那双突然变得有点儿呆滞的灰蒙蒙的眼睛里，发觉它好像含着一丝迷茫的哀愁，似乎有那么点儿兔死狐悲——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我们村里的头头，把父亲找去了，派他监督看管那个叫吴静川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一听，就愣在那儿，换了几回脚，咽了几回口水，可硬是不能把那句推脱的话说齐全。他忧心忡忡往回走，到家门口儿，越想越不对味儿，又折回去。还没开口，见那头头驴脸呱嗒的，没敢言声，前脚伸进去了，后脚还在门外，又把前脚撤了回来，稀里糊涂地真把这差事给揽下了。
我发现父亲一下子抽抽儿了，就在这一天黄昏。
几年来，父亲和我相依为命。这一天夜里，父亲把本来挨着我的褥子撤一边去，他很早就上炕了，可一直在炕上“烙饼”。这一夜，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自家烤的大叶子烟味。我醒了几回，都看到他那边，烟袋锅一下一下闪着红光。他这个人，是个扎嘴葫芦，有事儿就让它窝在心。
我想我父亲这回一定得病倒，没想到过了两天，父亲眉宇自个儿舒展开了。他的眼窝比较深，眼睛是浅黄色的，这会儿显得异常清澈。他的手脚也麻利了，并且在家里摸摸索索，寻寻觅觅，竟然翻弄起我们那间堆放杂物的破屋子来了。他从里边抱着一大堆东西出来时。我发现他一身尘土，还糊了一头一脸的蜘蛛网，汗水往下流，在脸上和成好些小泥条。可我透过这泥汗，却看到他满脸放光：啊，父亲！我惊讶不已！
他站在屋子中间，把一根竹杆，粗的一头捅到屋子外头，把尖的一头冲着自己，眯着眼睛瞅了好半天，而后用般般齐的手指头儿去摸那安在上头的尖，那是一根粗铁丝，生了锈的。他用三个手指头儿捏着，摇了摇，又用大拇指在那尖儿上蹭了蹭，他的嘴角居然露出了一丝笑纹。
他把一张破网洗了洗，晾在屋外，而后不太干时就收了回来，用他的大粗手指头慢慢地补缀着。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把所有的抽屉都拉开，终于从里边找出两节旧电池。他拿到太阳地里看了半天，而后回到屋里，小心翼翼地捏一捏，一下陷进一个大坑。他的太阳穴跳了几下，嘴吸溜吸溜的，但他眉头并没有打成疙瘩，一转身，从瓦罐里掏出几个鸡蛋，出了门，一会儿，就换回了两节新电池。
父亲又开始逮麻雀了，他的馋虫被勾了起来。那年头，乡下兴土坷垃搬家，庄稼人骨头几乎散了架，进家门就抓炕，哪来那份子闲心？外加上人人脑子里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父亲最怕蜚长流短。而这回，是名正言顺了。吴静川为麻雀鸣不平犯了错误，看管他的就可以逮麻雀，父亲的逻辑真是奇怪，但，居然顺顺溜溜的。父亲以为是因祸得福。呵，那时，父亲太天真了。
一天，父亲从吴静川那儿回来，气色不太好，一屁股坐在枣墩儿子上，显得有点儿颓丧，有点儿惊慌。半天，摇了摇头，不安地对我说：“那老头疯了。”疯了？他的单位把他折腾够了，这会儿不再管他；我们村里的头头准是觉得这么个糟老头子，没什么油水好捞，几乎忘了他；我父亲也绝不会威逼他；这阵儿，还常有人从城里来看他，他怎么会疯了呢？
我们村外有一条河，河床是倾斜的。河里白花花的不是浪花，是鹅卵石。一道曲曲弯弯的细流孱弱无力地，老处于陪衬的位置。河心上有几块房子那么大的圆石头，不知被什么力量推着滚到这儿，也不知为什么就定在这儿不动窝了。
吴静川，让他住在村外孤零零的一间破屋子里。那房子和村子隔河相望，背后有一棵自个儿裂开的大柏树。据说柏树脾气大。边上有一块从土里露出一截的疙疙瘩瘩的大石头，不知它的底在哪里。那原是羊厩边的一间小屋，羊厩坏了，小屋还留着，队里上山那边干活，有些粗笨的东西懒得来回搬动，就撂在那里。“反动学术权威”值不当住什么好房子，这就凑合了。跑？他往哪儿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那房子的山墙是用河沟里碗口大的鹅卵石沾着灰泥垒起来的。椽子用的是不剥皮的小木棍。盖的时候，剩点儿白灰，几个嘎小子出洋相，在房角捏了几个小鸟，弄得花里胡哨。谁也没想到这儿要住进一个被打倒的鸟类专家。那玩意儿“破四旧”时被砸掉了，只留下点儿残迹。屋子有个满是裂缝的门。有个小窗子，安了两块窗玻璃，使人觉得还有那么点儿文明时代的气息。房檐下已经有好些窟窿，住着好几窝麻雀。吴静川就为这麻雀犯下的案子，居然还让他和麻雀住在一块堆儿，真可谓是“冤家路窄”。
天灰蒙蒙的，知了单调的叫嚷，主宰着山谷。四无人声。我悄悄地向那间房子走去，到跟前，才发现“三天内消灭麻雀”的陈年标语前边几个字已经被新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压上了，只剩下后边孤零零的两个字：“麻雀”。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屋里没有一丁点声响。几只麻雀在树杈上，伸伸脖子，歪歪脑袋，不知什么东西吸引着它们。我再一细看，原来那小玻璃窗开着呢！几只麻雀陆续飞到窗口上，并着双脚跳跃着，转动着小豆豆眼儿。突然，“呼”一声，同时都飞走了。可过了一会儿，又飞回来了，并且一个接一个飞到小屋里去。
屋里没人？我趴在门缝上往里看，屋里确实空荡荡的，可土炕上好像有点窝窝头的碎沫子。几只麻雀心神不定地在上边啄食。我退了回来，突然又发现，那小玻璃窗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透过窗玻璃，我看到一只手，一只老年人的手。那稍微有些松动的皮肤底下，显出一束一束的肌肉来。他在干什么？我的心“砰砰”地跳着。“啊——嚯——嚯——”一声怪叫，吓我一跳。“呼”的一声，几乎是同时，炕上的麻雀都惊飞起来。“咚……咚……”那些麻雀怆惶逃命。大概只见这窗子是个亮处，一头扑过来，撞在玻璃上，撞晕了，就都掉了下去。一会儿，我听到笑声，老头一个人独自在小破屋里发出的笑声。我又从门缝里看进去，见老头手里抓着一把麻雀正笑呢！他的头发是全白的，像一窝乱草，而且胡子拉茬的。我记得他来时，头发还是花白的，这会儿却找不到一根黑的了，可脸、手都变黑了，好像头发上的黑颜色全都跑到脸上、手上去了。老头可能是被自个儿的笑声吓住了，神色突然惊慌起来。我怕他发现有人在偷看他，赶忙从门边闪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