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才知道，不仅是父亲，村子里也有了议论，说吴静川被一抹到底轰到乡下来了，还有闲心，把手伸到破屋檐底下的窟窿里去掏家雀，他竟不怕蛇！一开始，人们以为老头是饿的，拿它充饥，后来却又发现，他把麻雀捣得稀烂，又都给扔了，越发觉得这老头古怪。又以为他是因这麻雀，弄得身败名裂，潦倒到如此地步，那是恨的，弄死还不罢休，还得大卸八块，这老头八成是得了气迷心！
只有我读了几年书，才想到老头可能是在解剖麻雀。他凭借头头们遗忘了他，竟把关他的小破屋变成他的实验室。不过，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只能一败涂地。就是没人注意，加以干涉，守株待兔，能逮几只？我突然又想，解剖，证明自己对了，不是罪加一等？证明自己错了，哪儿去求得宽恕呢？不过证明自己罪有应得，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想到这儿，我就一下坠入五里雾中。没准儿，他真有点儿不正常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那会儿，他正要做饭，手里拿着瓢，里边盛着棒子渣。他什么话也没说，把瓢放炕上了，伸手到烟袋里捏烟，要装到烟锅里去，可一撮撮的，全都碾碎了，撒了一炕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拿出长者的威严，对我说：“毛主席说，消灭麻雀，咱不能有二话。”他呆呆地望着身边的瓢。那瓢是黑红色的，裂开的地方用一段绳子缝上了，有年头了，那是母亲和他结婚时从姥姥家带来的。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又说：“你妈去得早……我是风前残烛……咱可不敢惹是生非。”半天，又问，“我的话，你可是听进去了？”我向他点点头。我是个早熟的孩子，更何况我也不小了，父亲又当爹又当妈，我从来不背逆他。
这以后，父亲照样儿逮麻雀，就是变得有点儿神神叨叨的，动不动给我讲起麻雀来：“这麻雀，要是有一群，百八十只的，一大片庄稼，它连吃带弹的，几天就给糟蹋了。高粱、谷子，只要是小粒的，毁一趟子很容易……麦子，挺大一穗，几嘴就啄散了。谷子割下，晒几天，有时，它就给搔光了。它弹得满地都是，就蚂蚁待见它……”
父亲对麻雀，那是太了解了，他能说出一大串：麻雀每年生三至四窝。最少四个，最多七个。五月份五个，外加一个臭蛋。春天，树叶长全了，麻雀全在树上落着。四到八月产子，回窝住。这时逮它的办法，就是拿亮儿，堵它的窝，掏它。要是手伸进去，觉得窝里特别凉，那就是掏错了，里边有蛇。支一张网逮它，也是好办法，麻雀一撞上，把头、翅膀、爪子伸到网眼里，就拔不出来，自个儿在网上坠一个兜，等你去摘。冬天，它钻柴垛、谷垛。要不就是住牲口棚、猪厩，在椽子间一鞧，用手电照，拿一根长杆，前头安个尖，一扎，就把它扎下来了。
一天，父亲又说：“麻雀也吃虫子，专治粘虫。有时闹粘虫，一宿能把叶子都吃光，是绿色的都吃，庄稼没了，还吃树叶子……”说完他愣怔怔地看着我，他说走了嘴，他太懂得麻雀了！“我说过麻雀专治粘虫？”他又反问我。我睁着眼睛，静静地看着他，不敢吭声。父亲把脸转开了。一会儿，我发现，一行老泪顺着他那多皱的脸无声地滑落下来。
唉，要说实理儿，麻雀有害也有益，老农民谁不知道？什么鸟儿也没有麻雀这样随随便便地和我们庄稼人住在一块儿。见它糟蹋粮食，心疼呵，恨它，咒它。庄稼成熟时，扎草人，敲锣，防它，轰它。可闹粘虫，用它，指它。不用说，孩子闹，大人们从墙窟窿里掏一只，拴根绳，当玩意儿。天空上什么也没有，怪乏味的，大人也想它，三五只的，在你面前一闪而过，或者干脆落在离你几步远的篱笆上叫唤，也平添了几多情趣……麻雀呵，麻雀！可毛主席说消灭麻雀是科学结论，我才吃过几个大盐坷垃，我胡想些什么呀！
父亲照样逮麻雀……
天阴得像个大水盆，眼看要掉点儿，人都从地里往家里跑。父亲借口腿脚不好，先避避雨，不跟人家一道，自个儿落在后头。可他躲不过我的眼睛。麻雀都在忝子叶底下躲雨，雨水越积越多，变成沉甸甸的大水滴掉了下来，麻雀的毛都给打湿了，飞不起来就往下掉。小时候，我们常常脱光了，把衣服顶在头顶上，站在大石头边上避雨，回回捡好些，装在袖筒里带回家。
这天，我惊异地发现，父亲还避开我，他把逮到的麻雀送吴静川那儿去了。
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想起母亲临终时对我的嘱咐：“心疼爸爸……他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我的心都乱了。我久久地站在山坡上，让雨后的山风，把我吹个透心凉。
我很晚才回家，进屋时，父亲已经回来了，可饭没做，屋子没有收拾。外边的雨又下起来了，而且是瓢泼大雨。父亲木呆呆地坐在枣木墩子上，见我进屋，他腾地从枣木墩子上弹了起来。我们斜对角站着，对视着，至少有五六分钟。可怕的寂静，只有雨声哗哗。父亲眼睫毛闪动着，回避着我的目光，他有点儿手足无措。一个立闪，一个炸雷，父亲颤颤的，有些站不稳了。可我一时动弹不得。一贯谨小慎微的，历来让我别捅漏子的父亲，今天后晌发生的事和这会儿的奇异举动，一下子把我定住了。
雨顺着敞开的门，泼进来，抽打着我的后背。我的牙直打嘚嘚。又一阵风，门自个儿“砰”然一声关上了。我倒退两步，把背顶在门上。
父亲喃喃地说：“我，我……我不是成心瞒着你……他，他不是疯子，他什么都懂，他说得全在理儿……你知道吗，谷码子，麻雀啄几下，就把灌浆的线啄断了……那会儿还没成粒，有水儿，它喝，谷线就干了……我老了，才发现，可……老吴全都知道……他不是为麻雀护短……”
他见我没吭声，突然转过身去，从墙窟窿里抱出一大摞书来。
我接过来一看，全是关于鸟类研究的书！哟，父亲，他为吴静川窝藏“毒草”，老头儿吃了豹子胆儿了！
我查到有关麻雀的资料：
北美本来没有麻雀，欧洲人曾一度认为麻雀能消灭害虫，就一再地把麻雀输入北美去。麻雀繁殖很快，没多久，整个美国、加拿大就都有麻雀了，对农作物的危害越来越明显……1888年，美国农业部就主张消灭麻雀，可是晚了……至今，鸟类学家们还把麻雀输入北美作为一大憾事……
又有一段：
根据苏联鸟类学家K.H.布拉戈斯克洛诺夫的检验，麻雀在繁殖期间并不消灭多少害虫，雏鸟所吃的大部分是有益昆虫，害虫仅占17%。换句话，麻雀就是在营巢期间，算益鸟也还很不够。
我又找到了吴静川的一段实验报告：
我的解剖化验的结果，麻雀吃的害虫远比益虫为多，害虫占了它所吃昆虫总量的58.4%，害大于益的种类占37.7%，而益虫仅占3.9%。
吴静川和外国专家的结论不一样？谁是？谁非？我的脑子不够使了。
父亲见我手里捏着的书页不动了，慢吞吞地，这才拿出真格的来：“毛主席后来又有新的指示，他说，麻雀不要打了。”
真的？毛主席难道是根据吴静川的结论，修改了自己的指示？那，吴静川的案子不就可以平反了吗？
老话说，见好就收。
“那他还没完没了地解剖麻雀做什么呢？”我问父亲。
父亲答不上来了。
“毛主席的指示公开发表了吗？”我又逼上一句。
“有一阵好像说过，上头不叫打家雀了。”父亲咿咿喔喔，嘴里就像含了口热茄子。
“板上钉钉说是毛主席说的？”含糊不得，我要叫个真章儿。
父亲无以对答。
我舒了一口气。噢，那会儿，我真是太机灵了，吴静川要是攥着这指示，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儿？老头儿准是听说了，空口无凭……我有办法了……
我要进城去寻找那段指示。我心里想，只要是真的，我就一定能找到它。如果真理是在火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它伸出手去。
我在城里转了几天，我跑了好几个大学。可是，那儿，五层楼的窗口上挂着，石膏像的下边系着件破衣服，脖子上挂着牌子，就像我们乡下轰麻雀的稻草人。我不知向谁去打听。回了村，心里觉得窝囊极了。收完大秋，我还要进城。谁想到，再踏进大学的门，那里武斗也用起了弹弓，那可是用整条轮胎做的，打出去的是半拉半拉的砖头。楼房的玻璃全碎了，人打得头破血流。我不敢再打听。
我扫兴地回到我们山沟沟里。下了车，我真有点儿没着没落，可抬头一看，小山包上，一丛红叶，红得透透的。啊，大自然，生我养我的山沟沟，倒是你四季分明！我不由地，一步一步向它走去。走到山腰上，我突然想起，山的那一面，就是吴静川的小屋。他，现在怎么样了？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我匆匆地翻过山去，我看到那棵大柏树，接着看到的却是我的父亲。他坐在那块从地里露出一截儿的疙疙瘩瘩的大石头上，胸前挂着牌儿，一个人在那儿发愣。大柏树上贴着大字报，四周贴着标语。地上尽是砖头瓦块。吴静川屋子的门敞开着……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跑到父亲身边蹲了下去，眼里涌出了泪水。
山风阵阵，门扇撞着门框，一声一声，“哐哐”作响。
父亲还像恶梦一场，没清醒过来。他只是抬了一下手，我懂得他的意思。
我走近那张大字报。
……
毛主席号召消灭“四害”时，他跳出来，为麻雀鸣冤叫屈，说什么“麻雀有害也有益”，混淆视听，可毛主席有新的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他却又反过来，匆匆地为麻雀罗列罪状，叫嚷什么“麻雀害多益少”。这究竟想干什么，还不是昭然若揭吗？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着父亲。
父亲摇摇头：“老吴说，麻雀吃虫子还是少数，主要是糟蹋粮食，过大于功。斩尽杀绝，不必，任其发展，也不行。人拧他的胳膊，搜出他的材料。他还央人家，你们千万别烧了，你们把它装档案里去，你们会有用的……唉，他这个人，实心眼儿，不会来虚的。太老实了……”
这，就是结论？我仰头看太阳，乌云把它叼在嘴里，它红红的，没有一些儿生气。
历史沉重的十年翻过去了。为什么毛主席要修改自己关于麻雀的指示？吴静川为什么还要说，麻雀害多益少？现在这一切似乎是明白了，可又是大气污染，要保护生态平衡，鸟儿都成宝贝啦！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事，差不多可以说清楚了便又说不清楚了……
但，还有一样东西，久久地在我的心里震荡。这位被遣送到山沟沟里来的鸟类专家的内心，总是怀着一种深深的痛苦：他不能当一个无牵无挂的“罪人”。在这个特殊的案件中，他既是“罪人”，又是“法官”。有的人审判人像审判麻雀一样轻率，有的人审判麻雀却像审判人一样严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