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这样设想：既然闽南晋江、泉州一带已经普遍栽种这种番薯了。陈经纶之父陈振龙又是商人，信息不会那么闭塞，即使因孤陋寡闻，舍近求远，从吕宋国“捐资买种”，然后漂洋过海，由厦门登岸回福州，也要考虑路程这么远，薯藤会不会干枯或腐烂。况且那时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汽车。千里迢迢，到了厦门，还必然要从同安、南安、晋江、泉州等县府经过，此中路驿停靠，旅途休息，即使没有看见这种番薯，也必然有人询问他“捐资买种”的番薯藤种……这些，不也有佐我们证明陈振龙的虚伪其说吗（或可疑为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捏造事实，让他老子陈振龙坐帐饮墨）？
对此，朱维幹老教授在他的《福建史稿》中也加以考证，肯定朱蓣引进入福建最早的时间是苏琰的“亲闻亲见的事实”。言下之意，他是否定《金薯传习录》的捕风捉影之说。
我甚至怀疑：明陈振龙的薯藤会不会也是从南澳岛带回来的（当时闽南到吕宋往返航线，都在南澳停泊）。假如我这推测可以成立，说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以及六世孙陈世元都不辨菽麦，将“南澳”理解（或有意曲解）为“南洋”。加上陈振龙早年经商吕宋，于是制造一套天花乱坠的诓闻。
然而《光明日报》那篇“启示”，却对《金薯传习录》中的贪功失德行为深信不疑。果真按照“启示”所言，苏琰和何乔远在九泉之下，都会瞠目以眦。
三
番薯之在中国，并不是从明朝开始，晋嵇含撰写的《南方草木状》已载：“甘藷，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藷，秋熟，收之……仓圌贮之，以充粮糗……”。
这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广东“珠崖”早就种植这种甘薯了。既可“充粮糗”，当然不止于“珠崖”，广东很多地方早就种植了。陈世元的六世祖陈振龙，是商人，其五世祖陈经伦，又是金学曾的“门下士”，于是乘灾荒之年，作“献芹之敬”。殊不知这种故弄玄虚，欺骗世人，也够可恶。可偏偏有人不加甄详，迷信其中。
难怪清人龚显曾的《亦园脞牍》提出批评，严肃地指出：“特中土文人见之者少，珠崖本汉所置郡，南方草木不可谓非中国土产。”
苏琰在他的《朱蓣疏》中，更指出：“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舶道之……”岛上的番薯生长，与《南方草木状》所指的“珠崖”之地一样。都属广东境域。
清人吴桂生的《番薯杂咏》开篇诗道：
……
托生异地便殊形，
若疑先世非华产，
试读神农本草经。
“启示”一文，显然被陈氏种种作手作脚之术所迷惑。正是清人龚显曾所批评的“特中土文人见之者少”之故。所谓“中土文人见之者少”，是包括仅知其一不知其二，抓到片鳞只爪，便相继营文造词，加以吹捧发挥，而不肯寻找史志加以考证。龚显曾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却偏偏有人喜欢捕风捉影，委弃事实，以敢说敢赢占风光。君不见，许多官僚仕子，亦步亦趋，你歌我和，盲目吹捧，写《金薯赋》有之，写《金薯颂》有之，写《金薯歌》有之。迷惑人眼，蹠践事相。不过，我在《金薯传习录》中，居然看到有一个名叫黄名香，就以谨慎之笔，写了一首律诗否定“番薯”来自“吕宋”。其诗云——
一自珠崖到海滨，
蔓山遍野每相因。
托根得知能番衍，
结宴随时任屈伸。
甘比水芝堪佐酒，
功逾山药可疗贫。
南邦处处传佳种，
荒歉常供世上人。
黄名香这首诗是经过考证才写出来的，他不吮痈舐痔，不因人热，摒弃与哙为伍，摒弃人云亦云，摒弃不经考证随声附和。可以说是勃窣文心，笔补造化。
当然，陈氏如果弃掉玩弄心术，从推广种植的角度看，也应该是有他一分功绩的，历史也不会给他们一概抹煞，何必用此手段饰尽其慝，手路露尽其懵，痴狂之极，实堪为后人警。我们有义务来澄清欺世伎俩，黜伪正谬，是以爰书辨证。
附识：这篇文字写于1979年春，系被《光明日报》的《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一文所启示。时，“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余尚未回原单位，在晋江灵水中学任教，写这篇稿子寄给《福建日报》。当时一位编辑来信给学校党支部书记苏成枢，要我把有关资料抄印给他们，并嘱抄印费多少，当会如数奉给（大意）。笔者写这篇文字，哪里是要卖资料，故不复信。以后，他们又来信说：把我的文章送交莆田某某农科研究单位，请他们帮助研究核实（大意）。之后，便石沉大海。2001年，余老家屋塌，书也被偷。余在一大堆破烂中发现这篇草稿，甚喜，加以整理，让它复生，以示一段心事。时至今日，已过三十春秋了！
要眡钱不眡性命
“要眡钱不眡性命”这句闽南谚语的“要眡（读音如“砥”）”和“不眡”，如果译成通行的汉语，就是“要”和“不要”。整个句子的翻译即成“要钱不要性命”。此一译法，通顺是通顺了，明了也是明了了，其意思和所要表达的虽然无差，但却失去了地方语言特色，也就是失去了她特有的味道。关键恐怕就是在“眡”字上。“眡”，闽南方言本义是“要”或“希望得到”的意思。
类此者，还有“一钱二父子”、“杀头生意有人做，蚀本生意无人做”等等，都属“要眡钱不眡性命”的范畴。
厚黑学的祖师爷李宗吾说过：“用厚黑以图谋一己私利，越厚黑，人格越卑污”，“越厚黑，越失败”。骂归骂，“要眡钱不眡性命”照样“要眡钱不眡性命”，生活就是如此无奇不有。
《列子》载：有一个偷拿人家金子的人，被官捕到公堂审问：“你这贼这么大胆，不顾廉耻，人家明明都在家里，你居然敢抢人家的金子呀！”贼据理而言，答得头头是道，说：“因为我拿金子的时候，只看见金子，并没看到人呀！”
这就是“要眡钱不眡性命”最最典型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候，晋献公想吞掉虞和虢这两个国家。经过计议，准备先取虢国。因为虢国一旦取下，虞国势孤力单，不战也可以叫它降服。问题是：要先打虢国，必须从虞国的国境经过，他们这两个国家，早就订了唇齿相依之盟。如此，先打虢国的策略，看来也不会那么顺利的。最后分析虞国这个国王生性好贪，俗语说，贪字贫字壳。有了这个缺口，晋献公便同意谋士荀息的计策，用白璧、良马作鱼饵，尽量从物质上去满足虞公的贪欲之心。虞公喝了“迷魂汤”，见利忘义，果然背叛了与虢国唇齿相依之盟。缺口一陷，大堤全垮，不久国家也灭亡了。这又是“要眡钱不眡性命”的另一类典型。
但是，民间对“要眡钱不眡性命”在应用上，还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借用”，也就是“反语正用”。如此一来，“要眡钱不眡性命”在特殊情况下，便体现出一种忠告、劝导、疼惜……复杂的心语。
笔者的一本诗集《迷圈》，是老诗人蔡其矫作序，序中提出诗人与笔者在“十年动乱”期间的一段交往，说：“我曾在春节到他家乡内坑住过几天，看到他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卖字教曲……”
上年纪的人，大家不会忘记“十年动乱”一开始，便来个“横扫直扫”，“大破四旧”，把所有地方戏曲和“古曲”（指“南曲”）通通取缔等等严令禁锢的恐怖景象。当全国仅剩八出“样板戏”在搬来弄去之时，总觉得这种做法，分明是对民族文化的野蛮宰割。于是三五知交，夜阑人静，有弹有唱，“山险峻”、“冬天寒”……藉以自娱。此际，居然有人请我去“竖馆”授徒，我一半出于朋友热心真诚邀请，一半出于有意振聩，便冒风走险，教起“南曲”来。这就是诗人蔡其矫在我的《迷圈》诗集“序”中写“教曲”的根据。
负馆没几天，被我所崇敬的一位老师发觉，把我叫到他的家中，非常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是‘要眡钱不眡性命’呀……”
我笑笑答道：“我是要眡性命不眡钱呀！”
“怎说？”
“你看，民族文化被宰了，还有性命吗？”
老师当然知道我不是为“钱”而去“教曲”，他这里用“要眡钱不眡性命”，诚然是以长辈身份对我作诚挚的告诫，其中包含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这就是“要眡钱不眡性命”在运用上的一种特殊含义。
当今，亡命之徒“要眡钱不眡性命”几乎每天有见报端。何也？此一短文，诚然无法说清。不过，有一个值得深思的是：许多“豪门”“长盛不衰”，于是“猪趁狗样”也拼命向“豪门”上挤，恐怕是“要眡钱不眡性命”的原因之一吧！
近来，许多保健品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那“秘方”、“祖传”、“神奇”、“福音”、“延龄”、“长寿”……诸类大吹大擂和诱人字眼，在许多报纸杂志竞相飞舞。其中，不乏有怀“要眡钱不眡性命”之心！
写到这里，想起《明文》黄辉题旌义李长者册：夫富而悭者，一钱为命，贫而丐者，亦一钱如命，是两人者命竟何如哉！
——原载《泉州晚报》1996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