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郑板桥的书信。郑板桥诗、书、画“三绝”，清朝文化名人，当过知县，在封建时代也算是“人上人”了。可他在家书里从未流露高人一等的情绪，反复教育子弟平等待人，忠厚待人。《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说：“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他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天寒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体贴入微，充满了人情味。《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要他教育好自己留在家里的儿子：“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家常琐事，郑板桥总是将心比心，体恤弱者，充满人文关怀，视之为做人应尽之理，所以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论文为学
探讨文学艺术以及读书求知的书信，内容广泛，篇目浩繁，举例也难收“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姑妄言之，希望引起兴趣。
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提出“发愤著书”的著名观点，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等一系列历史事实，说明文史著作与作者身处逆境，亦即源于生活实践的关系。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用自己创作的揭露时政黑暗的诗歌，引起“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众面脉脉，尽不悦矣”；“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执政柄者扼腕矣”；“握军要者切齿矣”等等强烈反响，印证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
明朝一代文宗唐顺之所写《答茅鹿门知县书》，主张文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以为文章最根本的东西是“精神命脉骨髓”；“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非得心胸清爽，不受陈腐思想和教条的束缚，有创见新意，否则，就谈不上文章的根本）”。唐顺之的信还进一步申述：“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今古只眼者，即使未曾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相反，另一人虽然专门学过写作，文章中规中矩，“然翻来复去，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下等）”。这种反对形式主义，蹈袭陈习，提倡富有创见、自然清新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见解，对于当时主导文坛的复古主义，是一个有力反拨，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意义。
关于读书求知，先举清朝彭端淑的《为学一首示子侄》，这封信主要谈学习重在态度端正，努力勤奋：
人之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天赋）之昏，不逮人也；吾才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才之敏倍人也，摒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所异也。……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雄辩地证明了为学的难与易，天才与愚钝、聪敏与平庸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而关键在于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
另一封是清朝名臣左宗棠《致孝威、孝宽》，孝威、孝宽是左宗棠的十四五岁的儿子。左宗棠信中说他们“读书总是混过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处。心中胡思乱想，全无收敛归著之时”，望子成龙的左宗棠为之发愁，“夜间思及，辄不成眠”，写了一封长信，要儿子立志攻读，还具体详细地谈了“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的方法。特别是“心到”：“用心体会，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求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一时思索不得，即请先生解说。一时尚未融渐（融会贯通），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务期了然于心。”可谓苦口婆心，所谈读书方法也切实可行。
亲情友谊
亲情友谊是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古代书信抒发亲情友谊的名作甚多。
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通信。卓文君是四川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貌美新寡，归居娘家。司马相如在卓家做客，两人相爱私奔，卖酒为生，文君当炉，相如洗碗。相如工辞赋，受到汉武帝赏识，进京做官，显贵后想纳妾，卓文君写信批评司马相如“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信最后说：“朱弦啮（咬断），明镜缺，朝露唏，芳弦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毋忘妾！锦水汤汤，与君永诀！”主动提出离婚诀别，表现了独立不羁的坚强性格。司马相如《报卓文君书》说：“五味虽甘，宁先稻黍。”“诵子嘉吟，而回予敬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他表示回心转意，不使卓文君老年孤独，留下了一段动人的爱情佳话。
写深厚真挚友谊的，莫过于清词人顾贞观写给吴汉槎的两首《金缕曲》，以词代书，别创一格。顺治年间，吴汉槎参加江南乡试，受人诬陷，与父母兄弟妻子举家流徙到荒僻苦寒的宁古塔（在今黑龙江）。词札之一云：
季子（古代兄弟以伯仲叔季排行，汉槎最幼）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邪恶之人）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乎。冰与雪，周旋久（两人友谊如冰雪般纯洁，弥久愈坚），泪痕莫滴牛衣（粗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劝慰吴汉槎不要过于悲伤，虽然被贬戍边荒，但依然全家团聚，这是很难得的）？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是绝塞苦寒难受。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
信札中，顾贞观用了两个典故。前一个说春秋时楚大夫申包胥与伍子胥为知交，子胥被迫出走时对申包胥说：“我必覆楚。”包胥说：“我必存之。”作者借以表示自己一定要实现救汉槎的诺言。后一个说：燕太子丹作为人质留秦，要求回国。秦王说，乌白头，马生角，才能放你回去。作者借以表示困难重重也要营救。置此札，兄怀袖！
其时，顾贞观在乾隆皇帝宠臣纳兰明珠家作馆，明珠之子，富有感情、才情的文学家纳兰性德看到此词，感动得“泣下数行”，请求父亲从中调停，终于使吴汉槎得以生还。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叮咛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