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父亲用他的自信，把养家糊口的重担挑起，在打一个土坯只挣八厘钱的时候，除了基本的生活费外，他还用节余了三个多月的五十元钱买了一部收音机，给一贫如洗的家带来了不尽的欢乐。
畅想是绵绵起伏的山峦，嘴角流露出的则是幸福的回味。
今天虽是父亲的忌日，但我想记录下父亲曾给我们的这些感悟，才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报答。
（作者现为哈密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父爱永恒
吴湘君
在以前的文字里，我对父亲的描述不多。但在心中，对父亲的记忆却一直是那么亲切那么深刻。虽然父亲去世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我始终感觉他老人家没有走远，时常还能看到他的音容笑貌，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吸的韵律。父亲认真地走完了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平静安详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幕，已是我心灵深处最敏感的痛。这痛与母亲的走一样，再一次让我在孤寂中托举着思念，在沉思中怀感和体会爱的珍贵，品味责任对于人生成长所起的重要作用。
父亲算是有文化的人，凭借他读私塾、做文书的经历，他对知识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也很高。他知书达理，秉性耿直，做人做事非常认真，考虑问题较有远见。不管是什么年代，也不管是经历什么名目的政治运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人就应该有知识，懂事理，否则没好日子过”，这就是父亲坚持的真理。
我是父母老来获得的宝贝女儿，说起父亲对我小时候家教的严厉，至今村里的乡亲们还记忆犹新。每次提起，他们都会列举出一大堆例子，声讨我的父亲。但是，时过境迁，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对于父亲的看法，却早已不同从前。现在，他们感叹最多的应该是从现实中体会到我父亲的远见卓识，感悟到父亲对我教育培养所付出的努力是正确的。我从他们谈论父亲时的眼神里，感觉到他们对父亲的尊敬和仰慕是真实的。
我生长在穷乡僻壤，常年侧卧的天山是我坚强的支撑和靠山。我的家乡很美丽，天山横亘，高大雄伟。而天山的高大，既是一种天然围墙，也是一种天然屏障。它在保护着它的子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同时，也成了与外界交流的阻隔。也许因为这种阻隔，让人们在一种封建、传统的旧思维中徘徊。而父亲的明智，不仅让自己掌握了教育的主动权，也为我教育后代启发了思维。
小时候，我备受父亲严厉家教的管束。父亲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体现在生活和学习的点滴细节上。长者为师、师者必尊、见人必先微笑问好、屋里来人必先起身招呼让座等，都是父亲给我立下的规矩。吃饭不能吧嗒嘴、走路不能拖拉脚、穿衣服要整齐干净、不能和父母长辈顶嘴等规矩，在教我“懂礼数”的同时，也让我学会了凡事都要“忍耐”。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礼仪规范”，但父亲要求了的，我就必须努力去做。
在学习上，父亲对我更是严格，完全是私塾先生的做派。作业要认真，写字要工整，每晚必须练十个字，这些都是雷打不动的规矩，直到他满意点头才能睡觉。闲暇时，必须拿个小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造句时，一个词语至少要造出三个完整句子……这种近似于折磨的教育方式，给我的心灵打下的烙印是深刻的，对我成长所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曾经因贪玩，作业潦草被父亲用条尺打肿过手，也曾因没有完成每晚练十个字的任务，而被父亲罚练到凌晨……虽然，在当时我对父亲是既怕又恨的，在心里也曾不止一次地咒骂过父亲是“法西斯”“臭军阀”，不理解身为父亲为什么会对女儿如此苛刻，甚至很可笑地怀疑过与父亲是否有血缘关系等。可是，随着我慢慢地长大懂事，却最终不改对父亲的敬佩和热爱。因为，父亲在严格管教我的同时，也在身体力行地为我做着榜样。
记得在当时的农民眼里，几乎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孩子只要能生下，就能长大，只要男的会干农活儿，女的会做家务，就不会饿肚子……他们不理解我的父母为什么在那样拮据的生活条件下，还要坚持供我上学。有个别亲戚，干脆直接对父亲说：丫头片子不上学，不读书，照样嫁人，只要会做家务，找个好婆家一辈子安稳地过日子就行了……而我的父母却并不这样狭隘地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父亲说：人的命运是能改变的。这种改变没有捷径，只有学到真本事。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从点滴的浸透开始，要求我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当然包括学习了。父亲由于曾在旧部队服役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几乎经历了所有政治运动的洗礼。虽然，他也能够理解是政治形势所逼，对那种精神摧残和人格污辱的做法却是不能苟同，他崇尚知识，蔑视无知，是我人生路上最伟大的导师。
童年的记忆是最真实最深刻最不容易抹去的。
我是五岁多开始上小学的。头两年在生产队上的混合班，三年级才合并到大队的总校。混合班共有二十多个孩子，两个老师兼顾了所有课程。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轮流听讲、轮流写作业。课桌凳子是土坯垒起的，课本是五人一套，相互借用，很不方便。有一天，从不抽烟的父亲却从供销社买回一卷白纸（当时的农民都用白纸卷莫合烟抽），认真地裁开压平，又用纸条搓成绳，把白纸装订成本子，再用尺子和铅笔在上面画出田字格，把借来的课本当作范本，用钢笔一笔一画抄出整个课本内容。就这样，一至二年级的四个学期中，我是全班唯一享有父亲精心制作手抄课本的人，也是让同学们羡慕和嫉妒的人。当别人都为相互借书为难的时候，我捧着父亲亲手制作的课本，心里的得意和自豪难以言表。
有一年，父亲被生产队派去对面天山的西沟修渠，由于劳动强度大，父亲双腿膝盖肿胀积水，走路都很困难。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县医院建议父亲转到外地治疗。经熟人介绍，父亲转到了乌鲁木齐的一家医院，经过一个阶段的治疗，父亲不等病情治愈就匆忙返回了。母亲在整理他的行李时，却发现他除了带回一些简单的消炎药品，却为我花钱买了一块镶有木框的石头小黑板，还有几盒石灰石切成的条状石笔。也正是这石板石笔，还有后来父亲在拉焦炭的路上捡到的半本田字格字帖，成了我小时候每晚必须练字的工具，成了我受用终身的纪念。这些物件，也因此成了我家至今珍藏的宝贝。父亲就是这样想方设法支持我学习的。
现在，我真的不认为父亲一生倔强固执、办事认真不是优点，也不认为父亲对我一直以来的严厉是苛刻了，就连那些早已被乡亲认为是对孩子过分严格的教育方式，我也视作是我的父亲应该具备的素质。虽然，父亲有时处事比较刻板，不会变通，遇事喜欢较真等，诸如此类的性格习惯和处事方法，的确为父亲的生活及交流带来过许多不便，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是，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性格特点，他才是我真实的父亲，也正因为父亲对我采取固执认真和坚持原则的态度，以及一些一般人认为不近人情的方法和理念，让我在学做乖女儿的同时，也从父母身上体会和感受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为我在教育儿子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启示作用。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哈密地区教育工会主席）
如山的父爱
梁永法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很少喊爹，主要是因为爹的脾气不好，爹有笑脸的时候是很少的。爹哪方面都行，就是脾气躁，识不了几个字的他，却能把大队磨坊里的那台一人多高的柴油机拆散再装起来。爹从机器旁一走，就知道机器有没有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对此曾有人异议，并用打赌的方式来验证，输的都是对方。大队磨坊里的粮食和生产队场院里的粮食差不多，但爹从不往家拿一粒，虽然看磨坊的只有爹一个人。家里的粮缸动不动就底朝天，娘便忍不住给爹絮叨，家里的孩子多，谁也没让你到粮堆上去拿，你把散落在机器周围的扫扫，放在衣服的口袋里，谁能看见？再说扔在那里不也是浪费？每每这时，爹的眼睛瞪得比平日大了一倍，“你当那磨坊是咱家的，说拿就拿？那是大队的，是大家伙的。”爹说话不像娘那样细声慢气，声音大不说，还要站到院子里说，好像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娘一个劲地说，行了，行了，还用着发这么大火？还用着到院子里去喊？望着爹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觉得爹怎么看和我们也不是一家子人。
爹的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和娘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还有砸东西的毛病，做饭的锅，吃饭的碗，盛饭的勺，不知让爹摔碎了多少。那时的乡村娱乐的事情少，谁家吵个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就挤满了院子，爬满了墙头。越到这时，爹的嗓门儿越大，爹在院子里声嘶力竭地骂，我们躲在屋子里不敢吭声，越有人劝，他的嗓门儿越大，娘一句话都不还，啥时爹骂累了，就不骂了。我和弟弟、妹妹不好意思去上学，因为班上的同学动不动就学爹骂娘的腔调和样子。真恨自己咋有这么个爹。
爹的酒量不大，却爱喝，找爹喝酒的人也多。爹会修机器，四乡八村的机器坏了都找他，谁家的自行车、锁子坏了也来找他，爹是人一喊就去，有时正在家吃着饭，碗一放就走了。我们眼里的“坏”爹，在外人的眼里，却是个好人，庄里乡亲说起爹来，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爹修机器的工具，还有螺丝帽、螺丝、螺杆等配件都是他自个儿买的和捡的。平日里爹走路眼睛总爱在地上瞅，哪怕一截铁丝、一个铁钉他都捡起来，回家放在他的那个木箱子里，一般的小毛病，爹的修理材料都是免费的，也未向人家收一分钱的报酬，谁家做了个改样的饭也总把爹叫去坐坐，也免不了要喝两盅，这也许是庄户人还礼的一种方式吧。爹去，十有八九都是醉着回来的。以至于我们一看到有人来我家，老远就站在院门口喊：“我爹不在家”，边说边忙着关门。
我1981年高考落榜，因村里的人老问我考学的事情，觉得臊脸面，便萌发了到新疆找叔叔的念头，娘拦着哭着死活不让我走，爹却说：“孩子大了，想走就让他走呗，这又不是去上刑场。”好像这要走的不是他的儿子。其实那时我走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在逃避性格暴躁的爹，只是这个原因到现在我都没给他说。
到了新疆，我打电话都是给娘，有时爹接上，我问娘在不在，若不在，我就挂了，不想跟爹说话，似乎也没什么话要跟他说。
1989年，我患重病，爹听说后，马上让姐夫去给他买票，姐夫拿着托了几个人好不容易买到的一张卧铺票，爹一看就发火了：“娃娃病成了那个样子，还买什么卧铺，赶紧去退了，省下钱好给娃娃看病。”因车票不好买，已六十多岁的爹从潍坊上车一直站到郑州才找到一个座位。爹在我这里住了近一个月，看我病情慢慢稳定下来，就说，我还是回去吧，你娘一个人在家，家里喂着牛，地里也忙，再说我回去也好把你的病情给她说说，免得她挂念上火。那天晚上，我送爹到车站，爹说去解个手，去了好长时间，就在我焦急时，他提着一个塑料袋急匆匆地回·来了：“给孙女买了点吃的东西，来时走得急，也没给她买什么，第一次看孙女，心里过意不去。”我说：“一个娃娃家给她买什么东西，这是谁和谁？你把自个照顾好，安全到家，比什么都好。”爹给他的孙女买的东西是一袋娃哈哈，一袋面包，几袋小吃，望着这些东西，我泪流个不停，在爹的眼里，这些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了，他自个儿怕也没尝过，而在城市孩子的眼里这又算什么？
为了能经常听到我的声音，在当时电话还不普及的农村，爹狠了狠心装了一部电话。2010年，我到内地出差，顺路回·了趟老家，已八十多岁的爹，在我离家返回的前一天晚上，抱出了一个木制小箱子，打开，里面是一些泛黄的纸张：“这都是你前些年写给家里的信，这几年有电话了，你也不写了。”爹嘟囔着，并用手轻轻抚着那些信件。我回来后，过一段时间，便给老家写封信，因为爹说过，见字如面。我知道上年纪的父母对吃上穿上已没多高的要求了，他们就是盼着儿女们都平平安安，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对儿女没有丝毫杂念的人。
爹还在山东农村，我多次让他来新疆看看，他说你有那份心就行了，也怪爹，当初你要到新疆的时候，我咋不拦你一下呢？
（作者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哈密市教育局教研室干部，笔名东坡）
苦涩的茅台酒
秦志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