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张秀珂决定参加革命。他带着一封萧军写的介绍信去了陕北，自此一别，直到萧红去世，姐弟俩始终无缘再聚。
刚到西安时，秀珂与萧红、萧军还常有书信往来，然而一个月后，他跟随八路军部队渡河东下，从此便失去了姐姐和姐夫的音信。
1936年8月15日，二萧的故友金剑啸在东北英勇就义，年仅26岁。在金剑啸的一周年祭日即将到来时，流亡在上海的东北作家纷纷撰文悼念，萧红亦写下情真意切的诗篇《一粒泥土》。
为了纪念革命英烈金剑啸，朋友们合力出版了剑啸生前留下的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并将悼念的诗文收录在书的附录中。
沪战爆发后，流落上海的日本左翼青年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夹在交战两国之间，处境极其危险。萧红与鹿地夫妇曾通过鲁迅介绍认识，此后因翻译书稿的关系，日渐熟悉起来，她与池田幸子更是尤其要好的闺中女友。“八一三”事变的前夜，池田前来投奔萧红，第二天，鹿地也来到萧红和萧军的家中。为了朋友的安危，萧红冒着极大的风险掩护他们，给了他们最急需的帮助。
许广平回忆道：
战争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重，两国人的界限也一天天更分明，谣言我寓里是容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迫使我不得不把鹿地先生们送到旅舍。他们寸步不敢移动，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两先生，尤以萧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
为此，许广平在文中热烈地称赞萧红：
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开战以来，一方面上海的许多刊物被迫停刊，另一方面应时的抗战报刊也纷纷诞生。茅盾、巴金等人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文学》、《文丛》、《中流》和《译文》等刊物合并，创办了《呐喊》周刊，后又改名为《烽火》。
此时，胡风也有创办刊物的想法。1937年8月底，他召集了一批左翼文人共同商议办刊事宜，在这样一个小型聚会上，萧红结识了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端木蕻良。
1937年9月11日，由胡风主编的抗战刊物正式创刊，在萧红的建议下，刊名定为《七月》，每周出一期，大家义务投稿，暂无报酬。三周过后，由于战局日益紧张，《七月》的作者纷纷离开上海，商业联系和邮路也受到阻碍，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决定把《七月》转移到武汉继续经营。
1937年10月，萧红和萧军紧随胡风之后来到江城武汉。下船时，两人偶然结识了诗人蒋锡金。当时，各地难民的不断涌入致使武汉的住房局势紧张，在锡金的热情邀请下，二萧便暂住在锡金所租的寓所——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
平日里，锡金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一整天都不在家，二萧因而有了独立的房间可以互不相扰地从事文学创作。萧红对锡金的生活也百般照顾，他在家里时，便主动为他做饭洗衣。
在胡风和二萧到武汉以前，聂绀弩、罗烽、白朗等人已先期抵达，做了一些办刊的准备工作。于是，10月16日，在胡风的主持下，《七月》在武汉复刊，因条件所限，由每周一期改为每半月一期。由于《七月》正值鲁迅先生逝世周年之际复刊，故复刊后首期是鲁迅先生的纪念专辑。
萧红先后在《七月》上发表作品十篇，并参加了两次由胡风组织的《七月》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文艺创作的看法，给聚集在《七月》周围的作家同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0月下旬，端木蕻良在胡风和萧军的邀请下也抵达武汉，为了和这些有着共同志趣的朋友在一起，端木拒绝了亲戚家好意的邀请和优越的条件，来到小金龙巷与锡金、二萧一起生活。四人同吃同住，关系随和而融洽。
不久，漫画家梁白波来武汉做抗日宣传，因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也搬进了锡金小金龙巷的寓所。这样一来，只有让端木和二萧在里间挤一张大床，梁白波和锡金在外间分床而睡。
这段日子里，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这三位东北青年作家常常在一起讨论创作，时而针锋相对，萧军依旧对自己喜欢的作品狂妄自大，不屑于接受萧红的意见，而端木蕻良却对萧红的作品大加称赞，在争吵中往往声援萧红的思想和主张。
端木的认可和欣赏，让萧红觉得感动，亦觉得温暖。在端木的眼睛里，她看到的不是居高临下的救赎或指示，而是一个知心朋友的赞许——平等、热情而友善。萧红似乎意识到，有些东西，是萧军永远不可能给她的，但却是她极度渴望和需要的。
搬离小金龙巷以后，萧红亦时常来看望端木，有时是和《七月》同人或萧军一起来，有时则是自己一个人来，帮端木收拾屋子。兴致好的时候，两人一起出去找一家江边的小馆子，临窗而坐，共进晚餐。萧红越来越发现，自己和端木有太多的共同话题，而不论他们的看法是否一致，端木都会耐心地倾听她的诉说。她恍惚想起，萧军似乎许久没有这样听她说话了，或许，他从来就不屑于知道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一天，萧红独自来到小金龙巷，适逢端木不在家。她一个人坐在端木的房间里，看着那张曾是三人合睡的大床，不知为何，萧军和端木的形象竟交替浮现在她的眼前，一时间，她的心绪乱了。她相信自己爱的依然是、始终是萧军，可是，她也不愿回避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他的尊重、倾听、善解人意，让她体味到了一种久违的快乐。她久久理不清思绪，见桌上铺着毛边纸，便提起笔胡写乱画起来，不想无意间写下的竟是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后一句还反复写了好几遍。
端木回到家时，萧红已经离开了。看到萧红留下的凌乱墨迹，端木心中自是感慨万千。她的话似在警醒他，他的理智也在告诉他，面对一个有夫之妇，必须压下心头的爱慕之情。可是，想要彻底埋葬一段萌发的爱，却又谈何容易呢？
萧红与端木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让萧军亦有所察觉。一次，《七月》同人在小金龙巷聚会时，萧军故意提笔挥毫，练字赋诗，一边写还一边高声念道：“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胡风听见萧军的话中隐有怒意，连忙打断了他。
1938年1月，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招聘师资的消息传到了武汉。除了蒋锡金要编辑《战斗》，胡风要留守《七月》外，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都愿意去“民大”任教，为抗战出力。原本，晚几天“民大”会安排客车来接，但《七月》同人抗日热情高涨，不愿再等，于1月27日和一些报名前去的学生一道，乘坐铁皮货车离开了武汉。
临行前，《七月》给每个人发了60元钱，聊作稿酬，以壮行色。
2月6日，经过10天的颠簸，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临汾。
在火车上，萧红认识了诗人田间，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田间出生于1916年，比萧红小5岁，两人常常彼此以姐弟相称。
刚刚草创的“民大”，除了设有一个校址，挂了一块牌子外，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学生却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来，整个临汾县城成了一所大学，萧红这些从武汉招聘来的作家以及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中。副校长李公朴发表致学生们的公开信，号召大家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管理学校。萧红等人担任“文艺指导员”，虽还未接到具体的安排，但已担负起文艺指导的使命，与学生一起谈创作、谈时局，激发学生救国的斗志。
不久，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亦从潼关来到临汾，与从武汉来的作家挤住在一起。萧红与丁玲，这两位彼此闻名而素未谋面的著名女作家，就这样相逢在这个抗战前线的晋南小城。两人虽然性格不同，经历各异，却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亦为现代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萧红去世后，丁玲曾在回忆文中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