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去世后，萧红急于出院，她对白朗说，这里除了一个值班护士，只有她一个人住，她害怕。这让白朗很是为难，江津本地风俗忌讳儿媳以外的女人在家里坐月子，房东说：“在家中坐月子晦气，必须红毡铺地才准进门。”
白朗是女人，也是做了妈妈的女人，深知生产是女人的一大关口，产后更需精心护理，好好将养。然而在逃难中条件艰难，白朗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将刚刚生产过后没几天的朋友送回重庆。
11月的江津，天气已然十分阴冷，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白朗的衣物所剩无多，但见到萧红无衣御寒，她还是尽其所能为“月子”里的朋友准备了几件衣物。萧红独自前来又独自离去，与白朗握别时，凄然地说：“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江上的风呼呼地吹着她单薄的话音，白朗强忍着心酸，安慰道：“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不想萧红却惊问：“我吗？”
她苦笑道：“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
1940年春天，白朗收到了萧红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写道：“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白朗盼望着再次见到萧红，但她的盼望落了空。到了这年冬天，萧红并没有回来。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白朗和罗烽先后去了延安，从此便与萧红断绝了书信。白朗时时安慰着自己：“红一定脱险了，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会来延安的。”
然而，又一个冬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来临了，他们等到的不是密友的佳音，不是望眼欲穿的归期，却是萧红的死讯，永远的别离……
惊闻噩耗的那一天白朗想起，曾经在江津岸边分别时，萧红幽凄的话音：“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那时的萧红，似乎已然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可是白朗依旧不愿相信，那个美丽、聪慧的萧红，何以在不到31岁的青春年华，就离她而去呢？
1938年冬天，萧红从江津返回后，经朋友们帮助，和端木一起住进了歌乐山云顶寺一个名叫“乡村建设所”的招待所里。这里环境清幽，入秋之后游人甚少，有食堂可以吃饭，有莲花池可以玩赏，半山腰有一所抗战期间远近著名的歌乐山保育院，适于写作、静养。产后极其虚弱的萧红，在这里慢慢恢复了身体。尽管孩子的夭亡让她心痛，但也摆脱了此前的困扰和焦虑，了却了与萧军的恩恩怨怨，获得了一份难得的轻松。
萧红乘船离开武汉以后，战局每况愈下。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至此，抗日战争正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2月，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先后来到重庆。池田的丈夫鹿地亘在外地忙于反战反日同盟的宣传工作，有孕在身的池田只身前来，住在米花街小胡同。听说萧红也在重庆，欣喜地邀请她来这里同住。
一时找不到住处的刘仁、绿川英子夫妇，也接受了池田的邀请，住进了终日不见阳光的米花街小胡同。于是，三个年轻而不凡的女性一起生活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而悠闲的日子。
绿川英子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1937年，那时她初来上海，“八一三”的炮火迫使她在法租界辗转躲避。其间，她曾偶然地和萧红做了一月余同屋的房客。为了避人耳目，她没敢去拜访这位女作家，只是在灶批间烧饭、洗衣服的时候偶尔碰见她。令绿川英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萧红的大眼睛和响亮的声音。
上海沦陷后，绿川跟随丈夫刘仁流亡香港，1938年返回武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中央电台，担任日语广播员。不久，日军特务机关查出其真实姓名，1938年11月1日，在东京的《都新闻》上登出其照片，称其为“娇声卖国贼”，并给其父去信，要求他“引咎自杀”。
绿川再次见到萧红，是1938年12月在重庆街头。那时晨雾未收，照射着湿气的电灯光下，萧红和一年前一样，依旧闪烁着两只大眼睛，然而在绿川看来，却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她并不知道，尽管只是过去了一年，萧红却已然经历了分手、新婚、生子、丧子，还有许许多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
绿川对萧红说：“你的名字漂亮，你的文章也漂亮，而你本人更漂亮啦！”
萧红报以娴静的微笑，以之代替初次和异国同性见面时的酬答。
绿川一直以为，萧红不过和社会上通常的所谓“女作家”一样，过着浪漫的生活，写着优雅的文章，以女色显现于文坛，随着女色的消逝，她们的名字也在文坛上慢慢消失。
直到在池田幸子的邀请下，绿川和萧红同住进米花街小胡同中，她对这位“女作家”的成见才得以修正。在这段短暂的安闲时光中，她们白天尽情享受战时陪都的荣华，夜晚则尽情畅聊与战争毫不相关的话题。萧红善于谈天和唱歌。池田的预产期渐近，不便自由外出，萧红便为她煮自己拿手的红烧牛肉，像亲姐妹一般关心她。
令绿川不能释怀的是，相伴不久，萧红便离开了米花街小胡同，去和端木过“新生活”了。不久，他们就自囚在了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小世界中；又过了不久，又谜一样地飞往了香港。山遥水远路几千，竟然连一封信也没有寄来。—— 一别便成了永诀……
绿川回忆起萧红的后半生，悲愤地写道：
喜欢和朋友一道的她，不能不和朋友分离了。
不给人知道，悄悄地走了的她，不给人知道，悄悄地死了。
在这篇题为《忆萧红》的文章中，绿川英子对端木蕻良的怨责随处可见。她不明白，为什么萧红要跟随这样一个男人，过她并不喜欢的生活。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萧红要被端木所支配，甚至一天天加强对他的从属。她更不明白，结婚、生产、苦恼、贫困、疾病等，这些封建时代的女人所踏过的荆棘之路，为什么进步作家萧红也会背负着十字架重蹈覆辙。在绿川看来，萧红后半生的不幸，皆是由婚姻的不幸导致的。她为这位杰出的朋友感到深深的惋惜：在民族自由与妇女解放斗争的行程上，她没有披沐胜利的曙光，带着伤痕死去了，那作家的生活，也没有能够完成。
令人感慨的是，这位高呼着“妇女解放”，为萧红打抱不平的绿川英子，在萧红去世5年后，亦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上天无情地捉弄了一把这个女权主义者——她死于人工流产手术，享年35岁。
萧红在与这两位日籍女友共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了歌乐山，与端木一起生活。
1939年春天，池田幸子生下了一个女儿，夫妇二人都视之为掌上明珠，十分宝贵，为了照顾孩子，生活上不愿受到一点干扰。这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都已是国民政府官员，早已不再是上海滩流亡时的落难夫妇了，而萧红依然很相信过去的关系，常常带着端木前去打扰。这让池田很不快，她向胡风和梅志抱怨道：“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胡风夫妇不好回答，也觉得不便向萧红说。不久，萧红似乎感受到了池田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也就不再去池田家了。
她很少从歌乐山上下来，除了买菜等琐事外，也极少和周围的人交往。在简单、宁静的生活中，她与端木一起潜心于创作，完成了丰富的散文、小说作品。在歌乐山期间创作的散文，与之后所写的《放火者》一起，收入《萧红散文》，1940年6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初版。而在重庆创作的小说，连带在武汉完成的《黄河》，结集为《旷野的呼喊》，1940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初版。
不过，这一时期萧红的创作产量虽大，却并没有展现出她应有的文字水平，这或许是生活状态过于封闭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