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浙江模式”的扩展性及其挑战
“浙江模式”是浙江人和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艰苦创业、不断创新，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自主治理和政府治理转型的互动融合中形成的。作为中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活力最强、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浙江发展是“中国奇迹”的一个缩影。浙江这种以市场化为先导和根本动力，通过民营经济高速发展带动社会成长和政府治理转型，从而形成企业、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当今中国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换言之，“浙江模式”能否具有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具有导向意义的发展模式？这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有学者认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它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冯兴元：《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载《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1期。）还有学者指出，“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具有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的浙江地方性特征。与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市场化模式相比，“浙江模式”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更加明显，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陆立军、王祖强：《从“浙江模式”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载《人民论坛》，2008年1月15日。）不过，这些学者所说的“浙江模式”的可扩展性，指称的只是浙江市场经济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扩展性，这种从经济学维度的单向度考察，并没有对经济发展、社会发育与政府治理转型三者互动的“浙江模式”的扩展性给予明确的阐述。
我们认为，浙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先行一步”的优势，体现在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转型的各个方面，而不限于市场化和民营经济发展之一端。“浙江模式”或“浙江现象”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其扩展性的讨论理应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层面。在政府间制度竞争日趋激烈、制度学习日益频繁的今天，浙江在社会发展和政府创新上的经验也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和启示意义。
举例来说，浙江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的省管县财政体制和“强县扩权”改革，使得浙江成为全国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由此，浙江的省、市、县政府间关系模式作为一种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制度安排，受到国家高层的重视，并为全国20多个省区所借鉴和移植。又如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发展的“温州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组织发展的成功经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并在最近几年间迅速推广至全国各地。可以说，浙江的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实践的一系列内容，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已经或正在被其他省份或地区所效仿和借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浙江模式”，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可扩展性的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西部地区越来越多的省区效仿和移植“浙江模式”的同时，“浙江模式”在它的本土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浙江已经进入工业化国家所谓人均GDP5000～10000美元的时段，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段。近年来，随着各地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之间制度竞争日趋激烈，浙江省的先发性体制机制优势不断趋于弱化，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早在二三年前，浙江的发展模式尤其是“温州模式”已经显露出了增长乏力的疲态，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几乎把“浙江模式”逼入困境。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一批批民营企业停产、濒临倒闭和破产，甚至一些着名民营企业也应声倒下，浙江的区域经济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发展危机。
“浙江模式”面临的问题，学者们早前已有揭示，主要是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素质性、结构性问题，诸如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产业层次低，高能耗、重污染，企业技术含量低，凭借低成本和低价格的竞争优势打天下，等等。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和资源环境压力的不断加重，这些民营中小企业曾经拥有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迅速弱化。进入2008年以后，还一度在西方金融危机和国际贸易衰退潮的冲击下陷入了发展的困境。
对此，当下浙江省各级政府的因应之策，是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减税减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采取措施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甚至由政府出面或协调对濒临破产的企业进行重组，等等。但是，从更深的层面审视，以上种种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
我们认为，“浙江模式”步履维艰，民营经济的发展陷入目前的困境，除了上述民营企业自身的“短板”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性根源。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大量存在，其对市场的消极影响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种不完善乃至扭曲的市场体制，严重阻碍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首先，是由政府权力独大造成的对财富资源的过度垄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了民营企业和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在最近的10年间，市场化改革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一结果直接造成了市场垄断问题的无解。尽管国家早就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2005年又发布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三十六条”，试图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但国内市场开放的程度依然有限，国有大型企业对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重要领域的高度垄断地位岿然不动，民营企业只能在那些完全竞争的“难赚钱”或“不赚钱”的领域艰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接近“政府垄断＋局部竞争”的格局。
其次，是政府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干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来越呈现出向计划体制复归的趋势。这种体制复归呈现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张逐渐加快，由此产生“国富民贫”之感；二是政府的经济管理力度加大，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政性都有所增强，发改委及其职能变得空前强大。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前些年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对民营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困难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凭借其掌控的土地资源和财富，重新介入早前已经退出的微观经济领域。各级官员们热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乐此不疲地与民争利，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掌控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财富。各种政策资源和物质资源包括金融资本等源源不断地涌入地方政府经营的各种项目，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拿地难、融资难、经营难、赚钱难，由此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
第三，是市场制度和法治环境的不完善。民主与法治建设虽已进行了三十余年，但整体的法治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问题多多。如企业的“三角债”问题，虽经二三十年的整顿，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许多企业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不断下调和利润微薄的情况下，仍然一个劲地把产品销往国外，就因为外商的信用好，企业能够确保并且及时收到货款。在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侵犯知识产权现象屡禁不止的同时，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制售假药、瘦肉精猪肉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最后，是政府自身建设问题。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致力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并不断尝试进行机构精简和冗员裁撤工作，但改革的绩效并不明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如故，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依法行政、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等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诸如此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双重效应。在这样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竞争环境中，“浙江模式”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早已经触到了如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天花板式制度瓶颈，这一波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只不过提前揭破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局而已。我们认为，浙江的民营经济能否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全局性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制度建设能否向纵深推进，无疑是其中的一大关键。“浙江模式”能否安然渡过危机并再创辉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浙江各级政府在新的环境下能否大胆解放思想，推进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从而创造出体制机制的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