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金属的气息只应当是微酸的，就像1875年的这张旧照片只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和煦的一幕，恬静、安逸，不再指向伤痛。这些基本的气味得以确立的根本是——我们不再使自己的历史充满伤疤，不再使任何一根飞扬起来的鸡毛刺激到我们的神经，并且使我们长久地感伤。转瞬间，已是百年。
谁喜欢韦尔乔
心脏内科医生韦尔乔辞世，现代医学并不足以妥帖地扞卫一名专业医生的肉体，就像着名的国际友人白求恩轻易死于破伤风一样，肉体就是这样脆弱和不堪一击。除此而外，让我将这两位医生联系起来的想象还有，他们的死亡多少都和自己的职业操守划着等号。众所周知，导致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死亡的，是一道手术中不慎割出的伤口；而导致心脏内科医生韦尔乔罹病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由于一直在用一种强刺激性的液体作画，“黄澄澄的药水，被棉签均匀涂抹在事先用蓝墨水处理过的处方上”，“一张画下来，每每弄得鼻塞喉痒，泪流满面”。结论一目了然，他们都是在工作中招惹了势不可当的疾病。作为一名医生，白求恩的死亡堪称殉职。而心脏内科医生韦尔乔死于作画时对于形式的固执追求，在此，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移，那就是，被广泛阐述着的韦尔乔，是画家韦尔乔了。
死亡让一切平等，无论医生还是患者，当然更遑论身份了，这么想实在是虚无，甚至是绝望，我们要找出一些差别，用以安慰我们活着的心。那就找一找死亡的差别吧（尽管死亡实在是并无差别的），简单地说，他们都死于追求，在这个层面上，白求恩的死更接近于一种人性信仰意义上的献身，可以被提炼出某种“精神”；同样，医生韦尔乔的辞世不仅将自己完全定义在画家的角色上，并且再一次如同那些早夭的天才一样，为乐于阐释者留下了阐释的余地。于是，他们就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知道自己上面的话纯属胡拉乱扯，起码它与我曾经写过的一些文字是冲突的，譬如，关于韦尔乔的画，我曾经有过“道德中立”的评价，现在，我之所以将他形容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对于死者惯常的善意外，还是因为对于一篇有些悼念性质的文章来说，也不太应该写得过分的声情并茂。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态度？
“乔走了……”，这条短信也出现在我的手机上。之前，因为朋友的关系，韦尔乔的病情也早有耳闻，并且多少有些感触，但对于我们那颗旁观不幸时早已习焉不察的麻木的心，一个与自己相隔万里的艺术家的死亡，的确是不足以令自己做出夸张的反应。我收到这条短信时，能够做到的悼念方式便是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闲情偶拾》。它是朋友人邻与韦尔乔合作的成果，也许，是迄今为止韦尔乔作品在印刷上最为切合其艺术本质的一本书。数十幅作品，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正反两面的印刷，那些画面背后的病历、化验单、心电图，成了艺术品不可或缺的组成物，如今看来，令人触目惊心。宿命论这样的神秘主义思维不免汹涌而来，以至于我必须提醒自己，克制过度发挥，避免情绪的虚假亢奋。因为，在我看来，人应该有教养，无论对于死者还是艺术，都应当抱有一种含蓄的态度，尽管，顺水推舟地写下感伤的文字是那么轻松。
喜欢韦尔乔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几乎令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插不上嘴的地步。那么，谁喜欢韦尔乔？
对于韦尔乔作品的评价不计其数，大多集中在诸如“大的意境”“无法开解的寂寞”“梦魇般的阴暗与压抑”“宗教的影子以及温馨的怀旧与感伤”，这样大差不差却也敷衍了事的句式上，而这种评价语境恰恰符合了喜欢韦尔乔的那部分人的口味——有些抑郁，有些并无大碍的哀伤、寂寞、阴暗、温馨、怀旧。如此描摹一番，这部分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是吗，有点小资？当然，还有点教养。小资就不论了，除去恶评，讲究格调的作风总是没错的，重点说说教养。教养有时候是艺术的天敌，想一想，污秽不堪的王尔德，粗鲁夸张的凡·高，经典中的经典，他们如果活在今天的小资眼前，并且小资恰好不幸地有那么一点点经典教养，我估计这个有教养的小资会强烈地鄙视他们。然而，韦尔乔却获得了这样一部分人的喜爱，换言之，这是他的群众基础。首先，这是韦尔乔的幸运，这样的群众基础使得他那些介于中式文人画与欧式涂鸦之间的小幅作品广受赞誉；其次，这当然也是韦尔乔的不幸了，它不免令这位医生那些风格卓着的画作小品化，沦为点缀式的补充与修饰，并且严重遮蔽了其深邃的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我反对将韦尔乔的作品反复作为插图使用。可是，谁又能阻止让艺术去点缀生活呢？谁又可以拒绝让艺术去低水平地普及？不过，艺术属于点缀，属于小资，这话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也许，这就是艺术在当代的命运？它广泛地被经过教养哺育的人民所推崇，但是人民推崇它的程度也只是点到“修饰”为止。这是一个将一切“小品化”的时代吧，从村上春树到卡夫卡，甚至连尼采都成了某种格调，相对而言，韦尔乔就还不算太委屈了。他的画风起码在形式上，从尺寸到工艺，本来就具有小品化的特征，我不敢想象，把韦尔乔的画堂而皇之地悬挂起来（毕加索的某些小尺寸素描就有过这样的待遇），甚至，他的作品连印在铜版纸上都是不恰当的，它们最适合的角色是作为藏书票，夹在喜爱的书里，在翻开的一瞬间给你恍惚的感动。
需要强调的是，我自己对于韦尔乔是相当喜欢的，我就是喜欢他的那部分人之一，是他的群众基础。那么——我也有一点点小资。我愿意以这样一种身份的确认，以这样一种有教养的态度，向韦尔乔致意。而韦尔乔，在得益于我这样的群众基础时，也请忍受我们的误读吧。
紫色激情的顶点
有这么个水手，他正在街上走的时候遇见一位涂口红的女士。女士对他说：“你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水手说：“不知道。”女士说：“你想知道吗？”水手说：“想。”于是女士让水手五点整上她家去。水手去了，他按响门铃，屋里的鸟儿从四面八方飞了出来，它们绕着屋子飞了三圈，然后门开了，它们又都飞了进去。涂口红的女士来了。她说：“你还想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水手说想知道。于是女士让他去洗个澡，把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他去了，跑回来的时候踩在肥皂上滑了一跤，把脖子摔断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他到最后也没弄明白那个是什么。我的朋友爱丽丝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是她认识的一个人亲身经历的。
——不错，这就是一个小故事，全文照搬自《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先来说故事。大家从来对于未知的一切抱有好奇，并且趋利避害，从来在好奇之中怀有赌徒般的侥幸，那就是——我们愿意相信，所有未知的背面，都藏着属于我们的好运气。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无可指责，就好比当一位涂口红的女士劈面塞给你一则美妙的问题，谁都会蠢蠢欲动一番。涂口红女士的问题，更像是个诱人的憧憬，它用“紫色”“激情”“顶点”连缀而成，递进着诱惑你，不免要惹得你心痒难忍。于是，我们上路了，准时叩响那扇神秘之门。我们看到了出来又进去的鸟儿，它们有“四面八方”那样的规模。不是吗，这已经有了点儿“紫色激情”的意思。但这能算得上是“顶点”了吗？——好像，嗯，还差着点儿意思。想要“登顶”吗？那就得费点儿周折了，你得“把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想要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可不就是得有些前提条件嘛！回去洗洗再来吧。我们是得有多急迫，遵嘱弄干净了自己，跑着又来了。这一跑不得了，最后就弄出了故事的结局。那位涂口红的女士跟我们开了个玩笑，毋宁说，是上帝指派她来变了个魔术，只不过，这个魔术有点变态，玩笑开大了。
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跨年演唱会的实况，屏幕一派沸腾的光影——实在很巧，就是那满目炫眼的紫色（为什么舞台上的热烈效果总是显得很紫）。于是，怀着“跨年”的心情，我领受到了一份紫色的激情。可是这份紫色的激情，是否抵达了“顶点”，我就不敢保证了。
再来说说新年。当上帝将绵延不绝的时光折叠成一个又一个的白昼，折过365下，再度不厌其烦地折叠一回时，我们谁都会重新对这周而复始的日子开始新一轮的惦记。这就好比牌局重开，人人都盘算着这回没准会抓上一手好牌；这也像那位故事里的水手，满怀热望地想要去探求紫色激情的顶点。同样，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既然上帝每隔365天都会给我们一个貌似可以重新来过的机会，既然有一个紫色激情的顶点在不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可说的是——既然是牌局，不确定性必然依旧存在；锣鼓重开之时，牌桌上的规矩还是森严如昔。懂得了这个，剩下的，才可以交给那位折叠日子的大能者。这么说好像有点儿消极。可我觉得做一个懂得上帝心意的牌手，你也许才上得了台面。上帝之所以给你一个又一个的新年，给你重开牌局，在我看来，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教会我们度日的规矩。这种教诲的次数说起来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粗略估计一下，不过百回。一般说来，在上帝的牌局中，没人会赢到底，也没人会输不完。旧日子赢了的，来年咱们戒骄戒躁，老时光输了的，新年咱们重整旗鼓。无论输赢，规矩都在那里。要知道，不按规矩出牌，没准咱们就成了故事的结局。
回到那个小故事。读到它的时候，跨年的气氛决定了我的心情，让我觉得这个有点儿变态了的玩笑其实还蛮喜庆的。不是吗？蛊惑水手最终摔断了脖子的，是“紫色激情的顶点”这种玩意儿。这位仁兄由此变得挺招人喜爱，他不是为了“芝麻开门”，不是跟在阿里巴巴屁股后面觊觎金银财宝的四十大盗，他所迷恋的，是一种迷人的、格调一般的旨趣。他一度看到了群鸟，紫色激情就在眼前，可以的话，我们还能说他“曾经那么接近幸福”。当然，这么说有些滑稽——但也庄严。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非要说有，那就是他的心急了点儿，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跑起来了。这一跑不要紧，可能就坏了上帝的规矩，于是一块肥皂都能将他撂倒。寓教于乐的故事，就成了寓言。那么，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别急。当我们距离那个“顶点”不远的时候，先得看看脚下有没有肥皂。
我觉得这个故事在跨年之际被我读到，算是上帝给我的新年礼物。现在我也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大家。
新年伊始，你还想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
我还想。
牌已经重新洗过，干吗不再度兴致盎然呢？——即便心怀着一点点赌徒般的侥幸；除去金银财宝，干吗不去对紫色激情的顶点抱有好奇？
我想我在这新的牌局里，不过是要牢记——度日如年，台面上的规矩还是老规矩；新的日子里，如果我有幸接近紫色激情的顶点，彼时，我得先看看手里的牌是不是藏着块要命的肥皂。
开牌吧。新年快乐。
别碰我，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
君特·格拉斯当年自曝曾效力党卫军，世界文坛一片哀叹，有作家直言，格拉斯的忏悔来得“有点晚了”，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另一位有着同样道德地位的大师米兰·昆德拉亦曾被摆在了道德的审判席上——他被指曾向当局告密，导致同学获刑二十二年。和格拉斯的坦白不同，昆德拉否认了这一指控，称这是学院和周刊对“作者的谋杀”。
兹事体大，深谙虚无与荒谬的昆德拉，写下过“不可承受之轻”的昆德拉，这回严格地区别了孰轻孰重。对于他这个级别的人物，“黄赌毒”不是污点，古怪暴戾也不是污点，写得差了点儿，可能也都不会被算成污点，而牵扯上与极权合作构陷无辜，就是“谋杀”性质的大是非了。由此，马尔克斯、帕慕克、戈迪默和库切，以及罗斯、拉什迪、达尼埃尔、戈伊蒂索洛和富恩特斯等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十一位世界级作家，联合发表声明，抗议捷克媒体。这份声援，授给了数度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昆德拉一份别样意义上的褒赏，而且评奖团阵容豪华，盖过了瑞典文学院的那群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