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天下依然不那么令人乐观，这样的天下，他们忽略着也罢：
1月10日，国共代表签署停战协定。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把战火烧向关内，在下达停战令的前后，密令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
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捣毁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制造了“校场口事件”。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协议，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章草案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
5月19日、23日、28日，美国装备和运输的优势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四平、长春、吉林。
6月23日，上海群众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以马叙伦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
6月26日，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国内战开始；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执行会议通过《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加强军事和财政援助。
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遇刺。
7月15日，作家闻一多遇刺。
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其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
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此前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
12月24日，北大沈崇案。与照片上“这位爷”相处融洽的外国人，还有这样的一面：这天夜里，北大女生沈崇被一名美国水兵绑架到操场强奸。“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事件传出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约五十万人，于12月底至1947年5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至1947年5月20日，北平、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多所大学五百多名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达到高潮。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民主爱国学生运动，游行学生被捕十九人，重伤二十八人，约五百人遭毒打，酿成“五二〇”惨案。
……
我们不知道“这位爷”的命运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中会走向何方，那几乎是同样不令人乐观的。但是我们愿意借着照片中他那一张张阳光一般明亮的笑脸说：活着，毕竟是好的；怀有希望，毕竟是好的。
因为你们，大地才年复一年地复苏
作为读图时代的标志性景观，对于老照片的解读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热点。从斑驳影像之中，浮现出一张张羞怯、谐谑、隐晦、木讷、沉郁、犹疑，乃至幸福莫名或者悲伤难言的脸，折射出民族、历史、家国等宏大的叙事，我们有限的经验掠过如此密集的信息，所感受到的巨大混乱，是无法用我们那空疏的历史知识加以廓清的。我们依靠的只有微不足道的、零乱的个人经验，这种微不足道和零乱给了我们认识和感受的自由，也正是这种大范围的以各自经验出发的自由阅读，才有可能成就一种现象的产生。面对着他们——老照片中浮现出的一张张和我们相同的脸——我们是谁？我们的特性何在？这样的问题容易导致这样的倾向：试图通过这些过去的面孔注释我们的来源，是为了给现实提供一种历史根基，甚至，是为了给教科书提供确凿的证据。
以绝对娴熟、符合教义的历史观解读老照片，这个要求所隐含的巨大的难度，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阅读者的阅读能力。何谓我们的历史根基，我们的认知肯定比教科书所界定的更为广大、庞杂。我们无力把握茫然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世界，不妨寻找一些偏僻的方向，在瞬间和片断里撬开现实表面的某个缝隙。因此，比较“投机取巧”的态度是：以一种“非考据的”“不尽科学”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过去的影像，以一种阅读寓言的方式，去审视老照片。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描述有着固定的逻辑：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我们走过的道路，无外乎是由工具的问题转到了人的问题。先是有感船不及人坚、炮不及人利，转而有感自己操作坚船利炮的人有问题，由此而来，我们的大地乃至大地上的一切都成了问题。近代史的经典写作对于我们文明所表达出的深恶痛绝达到了空前的力度，这种文化覆盖下的人被鲁迅浓缩成了阿Q——私人生活上阴暗、肮脏，政治生活上糊涂、麻木。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论及“华夏汉唐”的鼎盛时，我们对于自己文明的伟大所做出的赞美同样地不遗余力，其间的巨大落差让人无所适从，历史似乎被割裂了：我们千百年恒常的秩序感，我们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曾经光辉的一面，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狗屎不如的垃圾？挨打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意味着全面的落后？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被挨打后的心理全面地践踏了，与之同时被践踏的，必定是我们的人。
以一种阅读寓言的方式，我们从老照片中观察到的过去时代，就有了某种与经典相左的民族生活的经验。百余年前的乡土中国，是歧义多端的文化冲动纷纷“试猎”的场所，定格在老照片中盛大人间背后的生命质地的驳杂和纷繁，远非“贫穷”和“落后”等结论所能概定。要紧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所呈现出的生命状态，往往是与庄重的历史背景疏离的。
照片中的这个形象，是一个走街串巷、守时打更的更夫，一个无业的平民、彻底的无产者。他可能没有发觉正对着自己的镜头，也可能是有意识地摆出了这样一个姿态——背靠铺门，手敲更板，扬起头，直着嗓子引吭高歌。他从粗糙、阴暗的背景中浮现出来，以一种几乎是优雅、体面的姿态如诗人般的自由吟唱着：“平——安——无——事——喽——！”不是吗，狞厉的时代和他身上千疮百孔的衣裳一起后退，变得可以被忽视。这有些滑稽，但也庄严，他在一瞬间以具有人性自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使残酷的文化分析难以将其完全覆盖。他以这样的姿态传达出的声音，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穿透坚硬的时代，抵挡住人永恒的烦恼，在历史的隧道里萦回。我们灵魂中一些最基本的基因就此形成。面对这样的姿态，你无法用尖锐的教义去执着究诘，因为它在瞬间里展露了人类情感的隐秘结构：作为个体的人，无论身处任何时代，都是饮食的、男女的，具有人的小小的“不恰当”的快乐，甚至是阿Q的。
是的，我们的历史知识告诉我们，这老照片中的更夫，他的生命成为悲剧的概率超过九成，只有一成，甚至不足一成的概率让他超越悲剧。唯有我们以“寓言”的名义抓住那“一成”的微弱可能性时，他才空前地丰满起来，使另外的“九成”成为可信的历史，由此才能成为被我们内心认可的历史根基。缺少这“一成”的存在，我们就有了幽暗的认识论疑难：当我们自觉懂得了历史时，是否只是表明我们满足于世界的已知部分，无意追究广大的未知？而谁又能保证我们的“知”不是一种牢固的幻觉？这隐秘的“一成”是第一张牌，推倒了它，所有的历史便次第倒下去，变得空洞。因为历史是如此多义、又如此世俗的一个构成，它在本质上就与心灵有关、与人性有关、与这隐秘的“一成”有关。
承认这种隐秘的可贵，阿Q就不会被大师砍头；承认这种隐秘的存在，从老照片中扑面而来的过去时代的凄厉和缭乱，就可以使用这样的词语来寓言了：它具备一种盛大的、节日般的气氛。并且，可以用穆玛的诗句来赞美——
我还要赞美你
赞美你的坚持和眼泪
赞美人温热的躯体
所产生的一切欲望
因为你们
大地才年复一年地复苏
无视自身的绝望与孤独
一次又一次地复苏
为了你们
仅仅是为了你们
而我只是一个贼
溜进了她的子宫
溜进了你们的家园
从未给你们应有的尊重
而你们依然给我食物
并牵着我的手
要带我深入
你们的房间……
最后要说的是——绝大多数动物的视觉都是不辨色彩的，世界的本质在它们眼里都是黑白着的。如此一来，因为技术原因导致的老照片所呈现出的黑白面目，反映在我们眼中，从形式上也具备了寓言的意味。这样便推理出了一个可能令人憎恶的结论：面对老照片，我们的眼睛和一条狗是相同的，我们获得了逃开不适并且冷漠的历史氛围，躲进动物温暖的肌体中窥视世界的机会。
这当然很荒唐——以狗的视角想人的事。好在一切是以“寓言”的名义阐述的。当然，这样的寓言稍一扩展，就将面临坚硬的“准则”，我们可以把它定格为无穷世界的一个片断，在日常的流动中，被敏捷的目光捕捉并且固定在一个局部。
历史的气味
从照片上看，这是一幅怡然自洽的日常景象：一个剃头匠以自己精湛的手艺在为另一个人修饰着脑袋，他严肃而矜重，充分展示出“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的职业优越感——可以毫无顾忌地用一把刀子在一个人的脑袋上自由往复；脑袋的主人正襟危坐着，四平八稳，那身板，多少有些稳如磐石的味道。剃刀的边缘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里，它真的是锋利呢，灵巧、迅捷，运动时带着不易觉察的风声，像是一声一声的叹息，须臾之间，就会精确地削出一颗合乎审美更合乎规则的头颅来。
照片拍摄于1875年的兰州。刀子上金属特有的微酸，飘过时光的隧道淡淡而来，如果没有历史这面镜子的折射，几乎要令人觉得是宛如花香了。但这刀子的气息穿透的是我们的百年，它掠过后的荒凉，它的平滑的剥削，它逼迫出的苟且和妥协，都格外地散发出大水般席卷而来的复杂气味。
头为人之元，历来统治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对之殷殷关切。终究是最后一个王朝，有清以来，这种对脑袋的关切更加地变本加厉起来，内容上有“文字狱”，形式上还要安上一根辫子。当然相同的是，发起怒来，最干脆的都是将头一剁了之。据统计，清朝全国每年被处以极刑者约有三千多人，这还是天下太平时的数字，一旦遇到非常时期，身首异处者恐怕就难以计数了。比如《庚子大事记》记载：1900年6月19日在北京菜市口法场，“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一次就砍掉义和团男女老幼的七十八颗脑袋，使得“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这些被剁下的脑袋无一例外地会拖着一根辫子，想必它们还都长在脖子上时，也都享受过照片中这颗脑袋的礼遇：淋上清水，在阳光下被一柄优雅的刀子妥帖地伺候过。刽子手在操刀之前，刑部会再次派剃头匠给这些即将落地的脑袋整理仪容，既显示了规则的仁爱，又掩盖了规则留在它们上面的损害。然后，吃一顿“长休饭，永诀酒”，脑袋们就带着一副标准的仪表去领略那最后的一刀了。这一刀同样的讲究，刽子手披红挂彩，严肃而矜重，有着和剃头匠一样的职业精神。他们完全有理由摆出这样的姿态，因为只有这两者有权力在人的脑袋上动刀子。这就是这些落地的脑袋们的悖论：它们开始于刀子，也结束于刀子。脑袋们把一切合理的、不合理的规则都消化掉，仰起额头，以享受甚至审美的态度迎合了刀子的修理，为最终落在脖梗上的刀子提供了权力的正当性。
如此前一刀后一刀的下来，就有了更多的人头落地，自己的刀子钝了，还挥来别人的刀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写道：“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这是对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大肆屠戮义和团的写照，而绝非文学的杜撰。那些“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都曾经被精心地梳理过啊，如今却只是成了“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的小小的针对物。
可怕的是，挨刀挨得娴熟了，便成了技术，甚至日趋成了艺术。暴虐的强制性力量在脑袋中成了习以为常的东西，脑袋们前迎后合，技巧万千，在一次次精心的修饰中承认了刀子的合理。刀子是脑袋的宿命，如同天然的伴侣。历史由此必然地充满了腐血的气味。
所幸，终究有不服从的脑袋。
比如这个人。他渴望阻止住无所信和无所承担——“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从嗣同始！”这个人惧怕的只是苟且——“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举义举。”这个人在最后的时候仰天大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真是快哉！这种人的出现，比刀子还要锋利地把我们的历史割出了一道光芒，使我们狼狈不堪的溃烂在某一个瞬间得到了治疗，让我们的历史散发出如同酒香一般的凛冽之气。
1898年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法场就义，虽然他同样拖着一根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