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音乐和赞词结束后，会有人用华盖摆在大殿门前，挡住殿内的情况。然后，就是“升殿”的仪式，即皇帝登上龙椅。华盖的作用就是挡住人们的视线，皇帝是非常神圣的，一般人不能窥探圣颜。其实，即使没有华盖，广场上的人也看不清大殿中的情况。不过，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看到圣颜，皇帝“升殿”时，由四个御前太监和一个内务府人员陪同。这些人都是为皇帝工作的。显然，中西两方的仪式差别很大，西方的君主会在马车中向他的子民鞠躬表示谢意。
“升殿”仪式结束后，乐师们演奏的音乐会发生变化，华盖也会被抬走。之后，乐师们会停止演奏，片刻后再演奏另外一段音乐。然后，醇亲王会从平台上由大殿偏门走入大殿内向皇帝祝寿。祝寿的过程非常短，依据典礼的要求，亲王会为皇帝奉上材质为黑檀的“如意”。西方人认为这如意代表着权力，其实，它只是在问候中表达敬意。皇帝会在醇亲王登上御阶时接过他手中的如意，而醇亲王鞠躬之后便退出大殿。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任何交谈。
依照中国的传统，朝臣都要向皇帝跪拜。醇亲王是皇帝的父亲，父亲若是向儿子下跪是不符中国的孝悌之义的。不过，由于宣统皇帝名义上的父亲是光绪皇帝，他便不能称醇亲王为父亲，也不能继承醇亲王的爵位。不过，皇帝是醇亲王的儿子这一事实是不容忽略的。因此，醇亲王可以不用向宣统皇帝下跪。除了醇亲王，不用向皇帝下跪的人还有皇帝的母亲醇亲王福晋以及四位太妃。太妃在辈分上要高于皇帝，享有此特权。不过，整个皇族中，醇亲王是唯一一个不必叩拜皇帝的男子。
醇亲王祝寿完毕后，便是其他亲王们向皇帝祝寿。他们会在司仪的指示下，对皇帝“三叩九拜”。所谓“三叩九拜”就是分三次跪下，每次下跪叩头三次，算下来一共叩头九次。当司仪宣布“谢恩”后，官员们还需再次下跪叩头三次。依据传统，皇帝会在重大节日时赏赐官员。第二次行礼是对皇帝的赏赐表示感谢。
之后，便是帝师、内务府当权者以及官阶二品之上的官员向皇帝祝寿，同样要行“三叩九拜”之礼。这些人在行礼前，会目视前方慢慢沿着通道向前走去，这种情景让人很难忘记。
有一些参加典礼的人曾经在皇帝手下担任高级官员，现在接受了民国的职位，但他们每年还是会从边远的省份赶回来一次，只为他们能给今天仍然效忠的主子贺寿，并且以此为荣。他们穿着当年他们忠于皇帝时所穿的朝服，虽然这种朝服和九品官制一起被民国废除了。共和主义者们不觉得这种衣服漂亮，他们认为这种衣服应该在新现代化之神的威慑下被摒弃。
一位学者对中国的事务很有研究，他曾说：“用不了多久，那些热衷共和的人会欣赏到世界上最美妙的无词音乐。这些人可能会更青睐西方的服饰，也会无视天坛的本来作用。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再次遵循古老的礼法制度。”
我非常赞同这位学者的观点。我不得不承认，在这庄严的场景中存在不和谐之处。在整个典礼当中，只有我和总统穿着西式服装，其他官员都穿着朝服，有些人还穿着貂皮长袍（宣统皇帝的寿辰和新年都在冬天）。我成为帝师没有多久，也得到了一件貂皮长袍。但是，我如果穿貂皮长袍，也需要像其他官员那样对皇帝叩拜。其实，对于这种礼仪，我并不反对。叩头是中国礼仪的一部分，只适用某些场合，不存在所谓的羞辱。不过，我的西方朋友对此非常惊讶。西方人是不可以随便下跪的，也有诗歌描写永不低下头颅的高贵精神。因此，对于一个西方人，若是没有完全明白中国的文化，并接受教导，他即便穿着中国的服装，也很难像中国官员那样认为叩拜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比较幸运，不但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赐，也可以穿中国的华服，而且不用行中国的礼仪。
我和民国总统站的位置比较偏僻，在广场的一边。等大臣们行礼完毕，我们才进入大殿向皇帝祝寿。我对皇帝鞠躬六次，其实，三次便可以了。但是，皇帝每次都会赐予我礼物。我多鞠躬是表达对皇帝的谢意。整个过程中，宣统皇帝都安静地坐在龙椅之上，保持皇帝的庄严。他只在接见醇亲王时才会起身。
整个典礼中，除了我和总统，还有一些人的穿着也破坏了这种和谐。他们是民国的将军，这些人穿着军服。他们虽然隶属民国，不过依然尊敬这位君主。他们得到特许，进入大殿，也正是这样，他们那劣质的仿制西方的军服才得以和广场周围那些貂皮长袍、丝绸锦衣脱离。其实依据中国的传统，这些人的服饰是对典礼的不敬。自古，皇帝的权力最大，皇宫内不允许其他人穿戴代表军权的服饰。在举行“升殿”仪式时，是不准诉诸武力的，这有违帝王理论，连皇帝本人都不穿与武力相关的服饰。
华盖外的大臣们对皇帝行礼时，其他站在广场上的官员也会行礼。这些人的官职较低，无法得知殿前仪式的内容，只是依照门口礼官的指示行礼。这批官员中，包括宫内的所有下层人员，在过去的典礼中，还包括大量二品以下的官员。
典礼结束后，乐师会继续演奏音乐，皇帝离开龙椅。皇帝离开乾清宫后，华盖就会撤下。皇帝回到养心殿后，就会换下龙袍，然后接见另一些人。这些人包括皇室人员，他们并没有接到正式的邀请。典礼结束后，皇帝还会在皇宫的某处举办盛宴。
史书记载，有很多盛宴曾在乾清宫中举办。例如，清政府在乾清宫款待过外国来使。1713年，康熙皇帝为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在乾清宫举办千人宴。当时，近2000名普通百姓得以参与。乾隆皇帝在1785年也举行过类似的宴会，当时参加的人数达4000余人，这些人还得到皇帝的赏赐——一柄镶玉如意。
在1924年之前，紫禁城不准许外国人进出，甚至陌生的中国人想进出紫禁城也遭到内务府的反对。我是唯一享有参加新年或者寿辰典礼特权的外国人。不过，宣统皇帝很希望能看到紫禁城外的人。大婚后，他便开始无视内务府的反对意见。我用了很多办法，在1923年到1924年间，让皇帝见到了一些西方人。1924年的新年典礼，虽然经过几番周折，但终于成功地让其他的西方人也能见到这种庄严的典礼。这是紫禁城最后的新年典礼，就在这一年，清政府彻底覆灭了，由黄昏走进了黑夜，皇帝甚至迫于无奈离开了皇宫。
珀西瓦尔·兰登参加了那次新年典礼，他是《每日电讯》极具影响的记者。他生前曾仔细描述过这次典礼并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下面是他文章的一段摘录：
这场仪式给人的印象深刻，不单指它的辉煌与庄严，还因为它背后的悲凉。中国正处于过渡时期，共和政府慎重地把这条金黄色的丝带保留下来，并将她的过去与现在死死绑在一起，使她不能动弹。可惜这个被民国小心保护的丝带随时可能断开，无法修复。也许，这次典礼会成为宫廷最后的壮歌。这真令人难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场典礼过后仅仅9个月，皇宫就完全陷入了黑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