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这样的修改，皇室还有一些朋友都不承认，他们坚持认为修改没有经过任何的合法手段或者按照宪法规定，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冯玉祥心怀不轨，密谋要反对皇帝，他必定会采取各种手段。他在北京，蓄意煽动人民敌视皇帝，人民受到极端激进派的影响，尤其是学生阶层，对皇帝抱有敌视态度。但北京的百姓对皇室却从来没有任何恶意，冯玉祥企图挑起百姓对皇帝的不满，却没能成功。他想自己当英雄，却被人看成是背信弃义的人，令人痛恨。关于他背叛吴佩孚的文章，也在报纸上不断出现，各种小册子和传单不断谴责他。结果他不得不解散议会，那些议员也被嘲笑为“猪脑袋”。
一位西方作家做过这样的描述，即使他不同情君主制。“政府擅自取消退位条例，引起了广泛的惊恐。这个事件的影响甚至比背叛吴佩孚的影响还要大。不过，还是有少数人赞同这种行为，就是那些与苏联大使馆和孙逸仙博士有着亲密联系的政治家。”
对于这次政变，华北的一家主要外国报纸称，冯玉祥的第二次北京政变与第一次政变一样，“极不光彩”，是中华民国时期最不光彩的一章。
上海一家主要报纸语气也同样强硬。它谴责政变，认为所谓复辟阴谋是一派胡言，并不存在。作者没有否认自己对君主思想的同情，而且表示不会随着反对皇室的行动而消失。在评论中，作者将这一态度的形成说成是政治试验带来的反作用，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和军事集团作斗争，中国人就会越来越信任君主制度，这就像给野马套上缰绳一样。
在这些观点中，唐绍仪提出的最为重要，他在皇帝退位和“优待条件”的谈判过程中都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中国想要改变民国政府和皇帝的关系，就必须以公平的具有绅士风度的方式解决，他说“优待条件”使皇帝退位后，清朝使他们得以避免拖长革命的时间，挽救了人们的生命。至于冯玉祥将军，他则是说冯玉祥可能在道德上，从未考虑过伦理性，他认为冯玉祥并未想过要把事情做得体面一些。
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胡适博士，他作为“少年中国”的知识领袖，在致王正廷博士的一封公开信中坚持认为，双方应该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修改或者取消退位协议，“内阁”和冯玉祥所采取的行为，将作为“中国共和政府最丑陋的行为”而被载入史册。
对废除“优待条件”，蒙古王公和满洲王公反应最激烈，毕竟取消条约后，他们享有的所有特权都会被剥夺。蒙古人和藏族人没有参加革命，他们不希望清朝被推翻。因此，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强烈反对废除“优待条件”。
曹锟内阁成员顾维钧博士在政变后，逃到使馆区寻求庇护。他突然从北京政界消失的主要原因是王正廷博士上台了。大家都清楚，就算他们两个人没什么深仇大恨，但也是势不两立的对手。他们其中一个被拔擢为内阁要员，另一个当然免不了会被撵下台。虽然我和顾维钧博士并不熟悉，但是却同在11月被王正廷和冯玉祥的政治集团指责，被称为是助纣为虐的人。
11月15日，《世界晚报》刊登文章称，在北京流传的各种谣言引起了人们的不安，来源就是我和顾维钧博士，我们和一家英语报刊还有一家英国新闻社被定义为反派角色。该报说，近期的事件让顾维钧博士交出了外交总长的职位，同时也让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极为不满。为了报复，两人和两家报社狼狈为奸，密谋推翻新政权，他们每天都在六国饭店的某个房间秘密商讨。报纸中还说这两家报社都是吴佩孚花钱收买的。对于这些捏造的“事实”，我根本无需辩解，正如当初他们也诬蔑我把一位年轻姑娘带进紫禁城一样。
张作霖在东北最早是通过英国人的渠道获知冯玉祥夺取皇宫和驱逐皇帝的消息。冯玉祥背叛吴佩孚，让张作霖在战事中取得胜利，张作霖本来对他应该是感激的。冯玉祥却不与他商量就擅自占领紫禁城并取消协议，让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认为这些人侵犯了紫禁城的尊严。据说他大发雷霆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这些人侵犯皇室尊严的同时还掠夺了财宝，粗鲁地对待退位的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皇帝的安危还是有所关心的。
六年后，我从一位中国官员那里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据我所知，这个消息应该没有传到外国的外交官员那里。如果那位中国官员所说属实，冯玉祥在驱逐皇帝和取消退位协议后，就会考虑武力占领领事馆区。那样自然会遭到各国使馆卫队的反抗，中外军队发生冲突，对中国必然造成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庆幸的是，“内阁”中几位头脑清醒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让这个计划被放弃或推迟了。
紫禁城的皇族都心烦意乱，最令人不快的是事情正发生在举哀期间，那时候正是端康太妃的丧礼。端康太妃的去世让阴谋者左右为难。按照皇宫礼节，两位活着的太妃要尽到礼数，她们利用了这个借口，并没有和皇帝一起离开紫禁城。有人警告她们，如果她们再不离开就会受到强行驱赶甚至人身侵犯，两位老太太却不害怕，表示宁愿自杀身亡。
冯玉祥清楚，如果两位老太妃自杀，必然对自己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让民众更加愤恨。于是，冯玉祥让副官鹿钟麟去见皇帝，让皇帝劝两位太妃离宫，皇帝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帮助冯玉祥摆脱困境，但如果两位太妃真的自杀，那么自己也将承受所有的责任。后来经过双方商定，两位太妃只能在端康太妃丧礼期间暂留宫中。
11月19日，丧礼举行完毕，两位太妃也最后一次从紫禁城宫门走了出来。几个还算忠心的太监把她们送到了城东的住所，她们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只有这些太监最清楚了。
吴佩孚惨遭背叛一败涂地后，张作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进京，但他并没有急着去见冯玉祥，而是留在了天津。冯玉祥得知张作霖在天津后，虽然不情愿还是去见了张作霖，有消息称，两人见面后并没有掩饰互相讨厌的情绪，他们为紫禁城的事情大吵了一架。冯玉祥在天津受到冷落之后，在段祺瑞那里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段祺瑞成为新总统的候选人，加上段祺瑞本来就在共和派人士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享有对退位协议进行任何修改的特权，而且必须得到他的同意后才能生效。当他知道冯玉祥插手这件事，自然对冯玉祥感到愤慨。
冯玉祥回到北京，情绪极坏，宣布自己要辞去官职，解甲归田，不过人们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心，他们已经习惯了官员们将还乡挂在嘴边却不实施的行为。他们更关心的是，谁会成为冯玉祥下一个打击的目标。
与此同时，北京的人们知道了张作霖和段祺瑞入京的消息，他们开始猜测新政府的上台是否就意味着黄郛“内阁”的引退，等两位大帅真正到达北京后，黄郛“内阁”是否就不复存在了。
关于新内阁成立的事，在这里我不多谈。值得一提的是，段祺瑞想劝说一直忠于皇帝的郑孝胥加入新政府，他对郑孝胥颇为赏识。如果郑孝胥加入政府，也许可以保护皇帝的利益。很多人都希望他接受任命，他却毅然拒绝了。段祺瑞不死心，又想直接公布让他担任内阁总长一职，让他措手不及，只能就范，可是这一招也不能强迫郑孝胥加入新政府。郑孝胥从不在民国为官，他也永远不会这样做，他不容许自己摇摆不定，侍奉二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