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在没带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进入北京。第二天，张作霖抵达北京，他也只带了一名贴身侍卫。
议会已不复存在，按照宪法程序选举总统，也是不可能的，段祺瑞在24日担任执政职位，执政相当于大总统。这意味着段祺瑞是政府首脑，但他仅是临时执掌政权。
段祺瑞执政后的第二天，中外报刊都刊登了这样的内容：
昨天，段祺瑞大帅就任临时总执政之职。他一上任，就撤销了对清朝皇帝具有争议的不合理限制，并允许皇帝教师庄士敦访问他的学生。
紧接着的报道是“奉段祺瑞大帅命令，警察司令部警卫看守醇亲王府，冯玉祥军队昨日已经撤出”。接着还公布了一则让人捉摸不透的消息，说张作霖抵达北京后，拒绝会见清室成员，却唯独“对皇帝的洋老师感兴趣”，很有可能会见他。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收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正式通知，可以探访皇帝。几乎在同时，我也收到了来自皇帝的消息——冯玉祥军队撤出北府，皇帝希望立刻见到我。我随即驾车去了北府，得知皇帝在他住的庭院里等着。他知道我到了后，马上会见了我。皇帝见到我紧握着我的手，久久无言。我跟着他，来到他的房间，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在聊天的时候，张作霖大帅派人约我晚上到他府上拜访，我满口答应。那天我一直和皇上待到了天黑前。分别的时候，皇帝给了我一张他的签名照和一枚镶宝石的黄玉戒指，让我送去给张作霖大帅。
六点钟左右，天色暗淡下来，我驾车前往城西张作霖司令部。与我一起的是醇亲王的管家，与张作霖同姓，叫张文治，两人是老朋友。我们两人走过庭院，这里戒备森严，有武装警卫把守。我们来到大帅府，见到大帅和他手下的几位副官，大帅身着便装，像普通朋友一样招呼我们。我们寒暄一会儿后，大帅带我们去小书房中交谈。书房房门紧锁，就连端茶侍者都没有进来过，我们就这样聊了约莫一个小时。
我转交了皇帝的礼物，大帅对照片端详良久，对于戒指，他只看了两眼，交还到我手上。大帅后来只收下照片。
对冯玉祥及同伙对皇帝采取的行动，大帅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希望可以帮助皇帝，并挽回残局，他认为要采取一些不引起共和派猜疑的行动。他有一个计划，如果按照这个计划，皇帝既可以恢复他所失去的权力，又能使别人不会怀疑是他从中帮忙，更像是满族人暗中帮助的。张作霖计划的第一步，需要蒙古人、满族人和反对单方面取消或修改“优待条件”的汉族人去完成，他们完全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和对民族尊严的认识。
我们商定了主要内容，他希望我能把情况传达给外交团，我答应了。张大帅希望我能在几天后汇报情况，这样他就能尽快了解使馆区的情况。
我回到家，立即把这次会谈的内容整理成一份备忘录，并复制了三份副本。当天晚上，我亲自把这三份副本，送到荷兰、日本和英国大使手上。此三位大使曾在11月5日事件后毫不犹豫地保护皇帝。当晚同行的张文治，也为皇帝和醇亲王起草了一份报告。
几天后，一切顺利。每天，我会去探访皇帝。他在过去的三周里，经历过险境，承受了各种压力，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尊严和勇气。他憎恶别人的保护，认为这是羞辱。冯玉祥和王正廷等军阀，对外声称是中国的代表和发言人，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国外报刊一致谴责他们。我把情况告诉了皇帝，他听了之后感到安慰和满足。
但是，两三天过后，阴云又重新笼罩了天空，有关皇帝的谣言再次四起。冯玉祥回到京城后，怒气冲冲，对外扬言辞官隐退，到西山佛寺里去，除了亲人，要断了音信，隔绝与人往来。
没人会相信他可笑的辞职说法。他不过是失去了颜面后的说辞，他被迫撤离监禁皇帝的武装部队，他背叛吴佩孚，令张作霖大战胜利，但张作霖仍憎恨并鄙视他。两人的同盟只是权宜之计，或迟或早，他们是要兵戎相见的。
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比冯玉祥本人看得更清楚。不过，他已经对外宣布，要立地成佛，无论如何都只能避免战争。那么，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个简单可笑又可行的方法：张作霖身边只有一名贴身侍卫，北京还由冯玉祥军队掌控，只要找到机会，抓住侍卫，卸去他武器，然后邀请张作霖参加司令部的茶话会，等张大帅在庭院走动的时候，他必会发生小事故。而从这个小事故中，张作霖将会从中国政治角逐舞台上消失。
这位“基督将军”是否真的在谋划，我们不得而知。但皇帝的亲信却确实相信这是真的。据我所知，比起外国大使馆的消息，这可靠得多。我对英国朋友说，张作霖随时会失踪，他也许会出现离奇事故，也许事故就发生在仓促去往天津的火车或汽车中。此时，张作霖已经接受英国使馆邀请，会出席十天后举办的晚宴，这说明他没有离开北京的念头。我确定北京局势暂时不会遭到动摇。
张作霖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他的品格中，优缺并存，他自信又自大。这点正是他能够从一名土匪，迅速上升为一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的原因，他所统治的地区面积有法国和德国在一起那么大。他最危险的个性，就是他爱看低别人，吴佩孚时常成为他鄙视的对象。正是他目中无人的蔑视态度，不听从别人的再三警告，不相信冯玉祥的阴谋计划，他光彩夺目的一生差点就在北京画上句号。张作霖从来没有信赖过冯玉祥。他曾经告诉我，冯玉祥能做出任何背信弃义的事情。但是他的自大，再加上没有确凿证明，他不会相信，冯玉祥敢对他开刀。他可是威武一世的东北军阀！
皇帝的朋友们并不像张大帅那样乐观。我们已经多次在一起谈论，既然皇帝恢复了自由，应该找机会离开他父亲的王府，寻找可以避难的使馆区。如果皇上错失了这次机会，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太傅、王公和内务部官员不赞成这样看法，他们认为一旦皇上前往使馆区，就要抛弃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出谋划策，这等于告诉他们，皇上不相信他们的统领能力和忠诚，势必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郑孝胥和陈宝琛在11月28日来到我的住处共同磋商。他们带来了紧张的消息，皇帝也知道了他们担心的问题。皇帝命他们在使馆区附近找一处住处。国外报纸刊登了北京将再次发生政变的谣言，尽管中国新闻媒介极力否认。我告诉他们外国使馆认为短期内不会发生政变，但是他们仍然忧心不已。最后，我们决定冒着得罪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危险，将皇帝运送到安全地方。我们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会面时，让皇帝前往一个比醇亲王府更安全的地方。我们认为最理想的地方，就是苏州胡同的一处空闲大宅院，此地靠近哈德门、紧临使馆区东门。内务府人员早就和宅院主人商量过，要租来作政务之用。
11月29日上午，我来到北府。陈宝琛已在焦急地等待我，郑孝胥还未到。陈宝琛告诉我，冯玉祥已经在城里增调军队，他突然召集一些高级军官到西山寺庙里开会，这个寺庙正是他所在的地方。尽管段祺瑞和张作霖施加压力让他撤离，但是他还是可能随着意愿，命令部队回到北府。如果是这样，皇帝出逃就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城内到处都是冯玉祥的军队，皇帝这时动身本就已为时过晚。我赞成陈宝琛的计划，皇帝必须立即动身，不能再有片刻拖延。不过，我反对陈宝琛先通知皇帝的父亲醇亲王，醇亲王也许会惧怕皇帝出走，害怕给他带来不便而阻拦皇上的出走。陈宝琛承认我的想法更有道理，也就默认了。
我们来到皇帝的房间，告诉他，局势紧张，不如即刻起驾到使馆区，使自己置于某一外国公馆的保护之下。皇帝听从了我们的安排。现在，只要是我们认为好的计划，皇帝都会跟着去做。我再三告诉皇帝，这次的计划不能被外人知道，一个人也不行，就连皇后和醇亲王也不可以。顾虑到皇后和皇帝一起走的话，她一定要坐汽车，这样必定引来别人的猜疑导致走不成了。我告诉皇帝，随后会安排皇后起驾。皇帝对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意见。
为了避开外界注意，皇帝没做准备，也没收拾行装。走之前，他交给我一袋珠宝，我把它们塞进了皮大衣的夹层里。准备妥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前院，命人备车，所幸我们并未露出马脚。就在皇帝跨上汽车之际，醇亲王管家张文治突然走了过来，询问我们去哪里。陈宝琛回答，我们只是出去走走散散心。张文治显得有点吃惊并起了疑心，他说要和我们一起。车上没人反对。皇帝坐在车后，让我坐在他旁边，还给司机指点方向。所幸的是，司机是忠心耿耿的人。同行的还有一个满族小伙，他是仆人，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陈宝琛打发了马夫回家，告诉郑孝胥，我们去苏州胡同。然后陈宝琛与张文治一并上了我的车。
两辆汽车从院子里打开的大门开出去。门口有一位警卫站着，他没有接到命令，也不敢贸然拦下我们。只有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官跳上车踏板，与我们一起上路。
我们尽可能不走后门经景山和紫禁城的中轴大道，这些是主要街道。凡是主街道，都应避开，以免碰上冯玉祥的士兵。车还没开出醇亲王府，我就吩咐司机，往东城开，我们去的是苏州胡同里内务府租的房子。陈宝琛秘密送信给郑孝胥，告诉还没有赶到的他，我们安排送皇上到使馆区，德国医院将成为皇上的临时安置点。
我们没有按照路线走。我两次叫司机更换路线，这样可以避开冯玉祥的军队。不到三里的路程，我们绕了足足五里。幸好，路上没有任何麻烦。就连老天也在帮助我们，那天的风沙很大，漫天尘土，视野模糊。汽车驶进哈德门大街，东面是苏州胡同，西面是使馆区。我告诉司机，先不去苏州胡同，因为皇帝想看一看我曾经说起的照片，所以，我们向西拐了一下，停在了一家照相馆前。
“哦，我知道这家店。”司机说，“在使馆区里的。”“也许，”我说，“往前走，停在店门口。”我松了口气，在踏板上的两名武警什么也没说。
两分钟后，我们的车子驶到使馆区的东门，停在那家照相馆前面。我们下了车，走进了照相馆，给看中的几张照片付了钱。在这过程中，我犯了一个小错误，那就是习惯地叫了声“皇上”。柜台前的中国人吃惊地看着我们，其中一位走到街上。在我们走出照相馆的时候，门外已经挤满了中国人。他们没有恶意，只是对第一次看到这位过去的皇帝而好奇。
德高望重的陈宝琛，悠闲地坐在车上。同车的还有茫然的张文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他紧张地问，“不是去苏州胡同吗？”我觉得这样的情景非常有意思。
我没有答话，而是问皇帝：“附近就是棣柏博士诊所，我们不妨去探望他。”这位棣柏博士是德国有名的医生。早在一两年前，他经常被召进宫中。现在，他的诊所在德国医院附近，开车过去，一两分钟就到。
我们前往医院。在下车后，我们进入医院，递上名片，希望快点见到棣柏博士。博士刚从诊所走出来就认出了皇帝。我问他，可不可以安排一间空房，我们有要事商量，棣柏博士便带我们来到楼上的空房。
我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简单地告诉了棣柏博士，并说出我们的安排。我说：“现在，皇上就托付给你，我打算去见各国公使，劳烦你一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我把皇帝给我的珠宝，给了他，并让陈宝琛留在他身边。这时的张文治，既生气又惊讶，但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我们，回去把事情告诉了同样懊恼的醇亲王。
我认为在这么多外国使馆中，日本公使最有可能和最有能力帮助皇帝，于是先去了日本使馆。
我到日本使馆时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日本公使外出吃饭，不在家里。我马上到荷兰使馆，公使同样外出。最后，我到了英国使馆，英国公使罗纳德·马克类爵士正好在家。我简洁地说了皇帝出走经过以及一行人是如何开着车来到使馆的。我知道英国使馆一直反对英国人介入中国内政中，所以我尽量少说我在这件事中起到的作用。
我告诉公使，之前已经拜访过日本使馆，由芳泽先生来保护皇上自然更好。公使也赞同我的看法，他很细心，说如果一切顺利，以后会邀请我成为使馆宾客，这样能方便我探望皇上。日本使馆和英国使馆位置上隔着一条街道，非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