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七十有三的钟叔河先生，住在长沙城北一个二十楼的住处，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为“念楼”（即廿楼之意），先生站在“念楼”上，既超脱又关切，糅合渊博的学识和深沉的智慧，落笔在具体的文章上就显得处处隐藏着玄机，随意的引用和点拨，对后学都是一种高明的警示。先生近些年在北京、深圳、长沙等地的媒体上开有专栏，本报书话版的“念楼小抄”和《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念楼杂抄”我一直追着看，读来真是“小楼风雨说文解气”。
除了以读书小品名世外，钟先生的散文也是独树一帜，这本《天窗》，和前年印行的《念楼集》、去年印行的《偶然集》相衔接。之所以起名为《天窗》，先生说：“我从七岁到五十岁，没有住过通明透亮的屋子，半夜从黑暗中醒来，只有头上方一小块微明，可以让自己产生一点想象，因此对天窗一直抱有好感。”
随着历史的变迁，“天窗”已经延伸出更多的意义。先生在《天窗》一文中引用了一个关于“天窗”的有趣故事：白色恐怖时期，某报曾辟有一专栏，评论每日时事，颇受读者欢迎。某日出报前，新闻检查官严令：本期专栏太不像话，必须撤掉。报社无奈只得撤掉。报纸出来后，果然开了一个“天窗”，只在原标题处仍有一行不大不小的字：今日无话可说。
在先生的这本散文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对人的精神关怀。其中一篇《To Philomathes的人》写一位他很佩服的年轻后学做学问的态度，这位做学问的人名叫杨逢彬，他研究的领域为“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钟先生文道，“如果在做学问的人中，出书的人中，理想主义越来越少，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一切从实际利益出发，像杨逢彬这样认真踏实地做学问的人实在不多了”。他还提到，自己年轻时，父亲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做学问的人，但年轻时的他狂热地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将父亲的话当成耳边风，虽然后来也成了革命干部，但父亲期望的“做一门学问”却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对于读书人家出身的他，自然不能不感到愧疚和遗憾。
钟先生是湖南平江人，虽高中到长沙读书后就再也没回去过，但老来怀旧的他对故乡的人与事异常关注。《烈士原来是才子》讲的就是平江革命烈士毛简青。这位富家出身的才子，诗文均佳，文中摘录的句子读来的确颇具才气。毛简青把全身心献给了革命，然而在他入党十一年后的一九三二年的“肃反”中被当成“反革命”处理，成为烈士。钟先生说，因为毛简青是平江人，他与自己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钟叔河先生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不止一遍地通读、苦读；而且校订旧本，搜罗佚文，编辑出版，用力之勤，令人钦佩。他编辑出版的《知堂书话》《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等都深为读书人喜爱。他从不以“研究家、评论家”自居，但他吃透了周作人的风格。能真正读出周作人“文章之美”的人并不多，钟叔河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个。这点从读先生的田园闲情随笔，更觉如此评价不为过。品读钟老美文《吃笋》《长沙的春卷》《土地庙的老鼠》《炒栗子》等，的确颇有苦茶先生遗风。
原《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和钟先生是老朋友了，他们住在一个楼里，楼上楼下经常走动。周先生对钟老可谓再熟悉不过，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钟叔河的笔真的就像剑，那剑总是寸寸而出，剑气一旦逼住对方，也就悄然入鞘了。”这本《天窗》让人惊喜地读到那些短小精悍、剑气逼人的文章如《什么东西》《人之将死》《张冠李戴一例》《死了还要斗》等。这些文章涉及社会文化的不同层面，借古喻今，读来令人拍手称快。
做文章，长容易，短则难，既短又有内涵就更难了。而钟老的文章总是长不过千字，但篇篇锋利无比，很沉痛的话，他却闲闲落笔，别无渲染，而传达的力量却远远在横眉怒目之上。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京报》）
钟叔河的《天窗》
薛原
前几日读了钟叔河的随笔近作集《天窗》，很为老人的思想和学识仍“年青”如昔感到钦佩，老人的智慧再加上好看的文章，真应验了那句“雪夜围炉读禁书”的心境，当然，钟先生的作品并非“禁书”。十年前张中行曾写过一篇《书呆子一路》，描述了钟叔河其人其事，其中一段至今难忘，说的是钟叔河去北京与他相见，晤谈中钟叔河说他截取了梁启超集的一副对联的上半，希望张先生写，装裱了挂在一幅画的两旁，内容是宋人的词句：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张先生说，他从中体会到钟叔河“悲天悯人之怀”。从此，这两句宋词和钟叔河这个名字便“交织”在一起刻在了我的印象里。
与此类似，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界，便不能不想起钟叔河这个名字。不必提引领一时“风骚”的《走向世界》丛书，只要提起几位“古董”的重新“出土”，也都因了钟叔河的胆识和作为。与他作为编辑倾力推出的“大书”相比，钟叔河自己的著述除了一部《走向世界》尚有“规模”之外，只是几本“小书”，譬如《书里书外》《念楼集》和《偶然集》等，几乎没有“创作”，大多都是由书由人由事引起的借题发挥，这在讲究宏篇巨著是否“原创”的时下，实在显得缺乏“重量”。但作为一名已退休的老人，钟叔河正是凭借着这些小书，仍“湘江独立”，对此，借用钟叔河谈前人的话说，一来他读的书多，二来他的年纪大。当然，仅凭这两点还不够，重要的是他的“大识见”和短小的“大文章”。
《天窗》一书收入的五十七篇文章，除了两篇旧文增补外，系钟先生从二○○三年夏天到二○○四年夏天所写，仍是短小的篇幅，内容驳杂，行文随意，用印在该书封底上的话说：充满着渊博的学识、迷人的理解，点石成金，引人深思。如拿来当书名的《天窗》一文，开篇先从儿时所见的天窗写起，写了冬夜因天窗被大雪遮死满屋漆黑而引起的恐怖，由此引出人类之所以开天窗，给闭塞黑暗的洞穴引进光明和生气是一种技术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但历史变迁，“开天窗”有了另外的意义，钟先生从明清笔记里拈出了两则“开天窗”的故事，并非为了掉书袋，而是顺水推舟又引出了鲁迅《花边文学》一书“序言”关于“开天窗”的来由。结尾则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在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元旦“引退”前不久，某报曾辟一专栏，评论时事，颇受读者欢迎，每天都争着看报上花边围着的这一块。某日出报前检察官严令：专栏本期必须撤掉。报纸印出来后，花边围着的一块果然成了“天窗”，只在原该是标题的地方仍有一行不大不小的字：“今日无话可说。”到此，文章戛然而止，余味却仍弥漫不散。
《天窗》中有一篇《感恩知己廿年前》，在文中钟先生回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与钱钟书先生的交往，他与钱先生本不相识，钱先生看到了他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愿意和他见面，并评价他为丛书写的绪论不错，建议他单独结集出版，还表示愿意为他作序。文中所记就是围绕《走向世界丛书》的“书缘”和书信交往，文里文外，弥足珍贵，譬如钟先生说，很多人都佩服钱先生的睿智和博学，以为钱先生写起文章来一定下笔千言落笔不改，但实际情景有时并非如此，为《走向世界》作序便是一例，从文中所列钱先生谈序言的信中可看出一代大学者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钱先生的信也说明了他对钟叔河著述的欣赏：“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
黄裳先生在给钟叔河《书前书后》一书写的序言里说，钟叔河是善于文章的，很沉重的话，却闲闲落墨，别无渲染。有如人的面目表情，有的只是一微笑，一颦蹙，而传动情愫的力量却远在横眉怒目之上。这是一种解读，还有另一种解读，如周实先生所言：钟叔河的笔真的就像剑，那剑总是寸寸而出，剑气一旦逼住对方，也就悄然入鞘了。两种解读，可以说异曲同工。读《天窗》，信然。
（二〇〇五年二月五日《青岛日报》）
窗上影话
朱昌远
钟叔河先生的那支笔，的确有点与众不同。他二零零四年十月出版的《天窗》，只说这书名就蛮有意思。按书前小引中作者的说法是，他从七岁到五十岁，没有住过通明透亮的屋子，往往在黑暗中对头上方一小块微明产生想象，于是对天窗一直抱有好感。另外据书中文章讲，民国时期言论不自由，当时的新闻检查把报刊整篇整段地删掉，常常弄得版面出现“天窗”般的空白。我读这本由五十七篇短文结集的书，对书名“天窗”二字，除了这些解释，明明地感到还有一些深意。
说穿了，叔河先生的这支笔是在借书中文字指向文外的意蕴宇宙，让读者的思索从那扇天窗放飞而抵达作者意旨之地。也可以说是，作者凭藉这书本作为一种窗口，在演释着许多微言大义的“影话”。此处的“影”，其音谐隐，其义也通隐，为何不以隐称？因为，在我看来，《天窗》一书中的许多文字颇有皮影戏的视读效果，虽是朦朦胧胧、半隐半现，然而妙不可言，所以称影话更合适。何况，前人早就有含沙射影的说法，以及把指桑骂槐讲成“骂影”的做法。
虽然这本书推开窗子说亮话，直截了当发表意见的地方也有不少，但更多的，还是那些春秋笔下的弦外之音。或者以说笑话讲典故的形式出现，或者借他人之文之言道出；有的是正话反说，有的则反话正说；有时藏头露尾，有时又藏尾露头；极尽戏谑之能事。
例如，作者转述宋人《闲燕常谈》中的一则《鹅鸭谏议》笑话之后，在文尾作者下笔写道：“专制政权也设谏院，设御史台，设监察院，开参议会……仿佛很严明纪纲，很尊重民意的样子。而实际上，如果哪个谏官，哪个民意代表，敢于触及专制政权的根本制度，敢于披逆鳞，就会‘自绝于人民’，不仅代表当不成，弄不好还会走到‘朝歌老比干’那条路上去。于是这些人便一味歌功颂德，复述背诵，万不得已要‘提意见’时，也就只能讲一些鹅鸭该不该宰杀、道路应由谁打扫之类的话了。”
再例如，在《乐天侍儿》一文中。作者在前人关于白居易诗“忆妓多于忆民”的评语基础上，用他另有所指的笔尖戳出一段文字：“白居易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是工作需要，说樊素、小蛮什么人等，因为跟伟大人物睡过觉，就沾上了伟大的光，还要请她们来担当什么戏的主角，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可以不必了。”
又例如，在《老社长》这篇写李锐的文章中，作者说到李锐的诗文时，干脆以戏谑笔法道戏谑：“对于我这个不贤只能识其小的人来说，特别欣赏的还是诗文中有时捎带的一句半句‘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和‘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之类教人哭笑不得的警句，正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于是我心目中的李锐何止可钦，简直可爱矣。”
惯以手中之笔遣放心声的钟叔河先生，是从苦难堆中爬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因主张自由办报，发表“四十八条”言论，被划成极右分子而被端掉饭碗，一介书生不得不用那握笔的手去拖板车来养家糊口。家里困苦得连亲生小女儿也养不活，被迫送往内蒙古的孤儿院。“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一坐就是九年牢房。人间的苦难，太让他钟情于放飞视野自由心灵自由的窗口了。
说来让人有些称奇，这位以笔著文的高手写于十五岁时的第一部作品，竟然就是一卷以窗为题材的散文，其名曰《蛛窗述闻》。更值得寻味的是，一九四七年，长沙解放的前一年，已为文学青年的钟叔河，发表于报纸上的一首诗也是以“窗”冠名。诗的每句不离窗：“窗，/开放在，/坚固的牢墙上。//从窗中，/有受苦然而倔强的眼睛，/永恒地在守望。/窗，是狭窄的，/外面却有广阔光亮的明天。//有窗，/囚犯们，/就有希望。”
我读《天窗》，在书上涂了不少批语。对钟叔河先生凛然的铮骨、睿智的识见与辛辣的文笔由衷感佩，但同时也想到，当年曾一腔热血期盼自由解放，希望有更广阔光亮天地的作者，五十七年后仍然也只能借助于狭窄的“窗”来说话，这不得不发人深省！
遗憾的是，这样一本文笔耐读的书，印刷出版质量略嫌粗糙，我第一次读就拣出错别字好几个，批阅中用红笔一一指出。好在当可为师的钟先生虚怀若谷，在我批阅过的《天窗》内封页上题写了一段话，谦和地以友相称，表示重印时改正过来。他这样说：
愿读吾书，即是吾友，昌远先生虽无缘相识，亦吾之友也，尤其感谢能改正书中错字，重印时当遵改也。
乙酉谷雨前两日记钟叔河。
看来，这位擅弄戏谑文章的老先生也有作古正经较真的一面。或许，这正是钟叔河先生的本来面目。回头一想，他笔下《天窗》中的那些影话，哪一处又不是为了求实较真呢？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文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