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签证是传说中的“返签”，就是将自己的护照通过国际快递邮寄给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获得返签证明后，再寄回我手上。所谓的返签证明不过是一张印着字的A4纸，我的护照上没有任何变动。在首都机场时，机场的边检人员看到我那极度简约的返签证明直犯嘀咕，反复确认我办理该证明的合法途径后才放行。最后还抛给我一个问题：“你确定到了塞拉利昂能够顺利入境吗？”我除了猛点头外，没法做别的反应。
我最佩服自己的就是健忘的本事。“万一到了塞拉利昂，不让我入境怎么办”这个问题，吃过第一顿飞机餐后，我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直到我真正到达了非洲，才知道“听说”有多么可怕。有关非洲的传闻，甚至连气候都是谣言，非洲不等于热死人。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刚下飞机，我就忍不住哆嗦了一下，这里的夜晚跟北京一样冷。遇到一个黑人哥们儿和我一起转机，他反复找人问候机室和登机门号码，即使电子屏幕上明明清楚地显示了。总会有人比你还不淡定，跟着他们，自己就不用着急了。
出发前，我在网上能查到的有关塞拉利昂的信息都是“旧闻”，对于那边的具体情况与完全不知道只差两个字——基本不知道。在去加纳首都阿克拉的飞机上，遇到一位大哥，曾经在塞拉利昂住过七年之久，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实用信息，比如哪里有中国的医疗队，得了疟疾就要立刻往首都赶。毕竟待的时间久，这位大哥已经把疟疾看得和一到换季就会得的感冒一样普通。我心里还是很不安，因为自己十分招蚊子稀罕，朋友们都亲切地叫我“移动蚊香”，只要有我在身边，朋友们再也不用担心被蚊子咬了。
我还向这位大哥打听了一件传闻，大家都说在非洲有两样东西十分“好使”，过安检遇到麻烦或者想让黑人帮个忙，只要送对方一小瓶风油精或者一小盒清凉油，对方一定十分高兴。大哥说五六年前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只有money（钱）好使。说话的同时，他还伸出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来回捻搓。
下飞机时，两位热情的黑人空姐拉住我问bye-bye（再见）用中文怎么说。学会以后，俩人现学现卖，一遍遍跟我说“再见”。真的会再见吗？旅行时每天认识的陌生人是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好几倍，可大多数人，我们耗尽今生，也无缘再见。
第二次转机时，遇到五个矿业工人，他们中的四个都是第一次去塞拉利昂，只有“带头大哥”在那边待过半年。“带头大哥”说当地没什么可玩的，无聊得很。他说那里蚊子多得要命，千万不要在天黑后洗澡，否则一定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被咬了肯定得疟疾，准跑不了。他说得了疟疾浑身那个难受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即使治好了，也会反复发作。他说那里抢劫、盗窃天天发生，物价还贼高。他说来这个国家绝对是你最错的决定。他说……
我开始怀疑飞机上那位大哥跟眼前这位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四五年前，人们都喜欢去京郊的爨底下村度周末。我听西画老师说，他发现比爨底下还近的地方，有个古村叫灵水举人村，爨底下过度商业化后，文艺青年和文艺中年们都去那里写生了。我找了个周末，背上吃的，坐上可以到达北京西边的地铁。出了地铁站，在等公交时，不断有开黑车的司机过来问我是不是去爨底下。当得到我要去灵水村的答案后，他们都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我，说那地方穷乡僻壤，在一座破山上，有什么可玩的。后来终于坐上公交车，就连同车的乘客、附近的村民也都说那地方根本不值得一去。可我确实在那个村子里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没有吵吵嚷嚷的游客，去哪儿都不用排队。我在村子里随意溜达，不管是古树还是破庙，走到哪儿高兴了，就坐下来写个生，还遇到村民热情地请我吃刚打下来的枣。
幸亏，无论到达的地方究竟是好是坏，都只是“他们说”的，那都是他们嘴里的塞拉利昂而已。我这种人，说难听了是不是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我的毛病不止“死心眼”这一个，还有盲目乐观。关于旅行的计划只做一少半，一多半都未知岂不是更有趣？订旅店的时候，连着三家旅店的国际长途都打不通，我干脆决定不订了。“带头大哥”得知我没订旅店后，先是咋舌不已，然后告诉了我离码头最近的一家中国人开的旅店。天性盲目乐观的好处，除了想不起没到来的麻烦，还能获得热心人的帮助，一举两得。干吗非把所有未来的情况都幻想成问题？我们难道还嫌人生中的麻烦不够多吗？
飞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飞机是架小型飞机，机上没有空姐，全是空少。登机时，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黑人经过我身边，姿势特别正规地作了一个揖，说了声“你好”，脸上还带着调皮的笑容。这让我从那么多可怕的“他们说”中抽离出来，放松了不少。
随着转了两次飞机，机上黄皮肤的亚裔人种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反而越来越轻松，因为身边的黑人都十分有礼貌，充满善意。
下飞机后，排队等待入境，黑人通过海关都很顺利。到我时，小窗口里的黑人慢条斯理地翻看着我的返签证明和护照。
“你确定到了塞拉利昂能够顺利入境吗？”此时，首都机场边检人员的问题终于重新出现在我脑海里。在我幻想出第十种悲惨结局之前，窗口里的黑人兄弟终于将我的证件看腻了，慢悠悠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入境章。既然入境章都盖好了，看来我的返签证明没有问题，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虽然手续已经办齐全，对方却不打算把护照痛快地还给我。他冲我伸出三个手指，不断来回捻搓着（看来这个表示钞票的手势真是全球通用），嘴里只有一个词不断重复——money。“带头大哥”早就提醒过我，机场的黑人们很喜欢向中国人索要小费，不需要理会。我假装听不懂，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于是这哥们儿开始施展自己的语言天赋，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一个字正腔圆的“钱”字居然从他嘴里蹦了出来。可能是我错愕的表情太狰狞，他冲我使劲儿挤了挤眼睛，就把护照还给了我。
隆基机场建在一个半岛上，若想到达市区，需要先坐车到码头，然后转坐渡轮。在车上坐好后，一个瘦瘦的黑人姑娘站在车下送她的两个朋友上车。一向以黑妞自居的我，在这个西非国度里，变成白得扎眼的人。姑娘跟她的朋友聊了几句以后，就开始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微笑着回应她的目光。她施施然走到我座位的窗口，靠在车边，柔声介绍自己叫阿佳，说她很喜欢我的眼睛，问我从哪里来。汽车发动时，她伸手在我的手上轻轻握了一下，然后挥手向我告别。
短短相处的这几分钟，让我对这个国家的人充满了好感，即使刚才那个贪婪的海关人员，在我脑海里也被自动过滤得只剩下了狡黠。
码头边有个小小的咖啡馆，里面坐了几个人，悠闲地喝着咖啡，欣赏着大西洋上的夕阳，顺便等船来。
为了体会乘风破浪的感觉，我挑了和船长并排的座位。等待开船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他，衬衫被他的肤色衬得雪白。船长发现我一直盯着他看，突然转过头冲我猛抛媚眼，吓得我赶紧收回了目光。船员发出乘客已满可以开船的提示后，他立刻收敛笑容，正襟危坐，熟练地操作起来。
远处的弗里敦，仿佛随着船身，在大西洋中上下起伏。市区的灯火伴着夜幕与咸咸的海风，一起扑面而来。
天黑后，船靠了岸。我们按照“带头大哥”的指点，找到那家中国人开的小旅店。他说晚上在弗里敦街头走路十分危险，因为随时可能出现黑人骑摩托车抢劫。所幸，旅店离码头很近，快些走过去，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可是每次身后传来摩托车的声音，我都会紧张地回头看。
我和旅店的老板娘丽姐求证当地飞车抢劫是否高发，她说自己和在这儿认识的中国人都没遇到过，但她在集市上曾经被黑人抢过包，她一大声呼救，周围卖东西和买东西的当地人立刻堵住了劫匪，把那人狠狠揍了一顿。她旅店里有过黑人员工偷客人钱的事情发生，被她发现后死不承认，其他员工还互相包庇，都被她开除了。看来当地人和黎叔的价值取向很接近：最烦打劫的，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
后来的日子里，随着对弗里敦越来越熟悉，我发觉当地治安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晚上去小卖部给手机充值，饿了去买烤肉，去黎巴嫩人开的超市，或者跟附近的居民们聊天、唱歌、跳舞，都是很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