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情形，与1874年颇为相似，同样是陈旧的“天下观”在作怪——正如日本处心积虑制造“番地无主”的论调一样，俄国人穆拉维约夫当年也制造了一个“空旷土地”的概念，声称“空旷土地”即无主土地，不属于中国。黑龙江将军奕山对领土主权毫无概念，竟向咸丰皇帝奏报，称《瑷珲条约》割给俄国的土地“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咸丰也毫无领土主权概念，脑子里幻现出的，全然是“天下观”理念下的抚夷手段：“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所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
1874年的台湾，险些也重蹈了东北库页岛等地的覆辙。清廷最后意识到日本的隐秘用心，以软（谈判）、硬（备战）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输家——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了结此事的《北京专条》里有这样的记载：
1“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番等诘责。”——这等同于承认了之前被台湾番民杀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为稍后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
2“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余概不问，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丢失琉球、是非颠倒尚在其次，帝国最大的隐患，仍然来自传统“天下观”与近代“世界观”之间的彼此隔离。
1874年8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带了不少国际法专家，准备用国际法与中国辩论台湾“番地”的主权问题。谈判长达四十多天，中日五次会谈，均是讨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尽管在“番地”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万国公法》却自始至终采取回避态度。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说：“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文祥也在问答中说道：“至大久保所说《万国公法》，并无中国在内，不能以此责备中国。”
“天下观”不亡，“世界观”不立，外交永远“鸡同鸭讲”，求富也好，求强也罢，都如梦幻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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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开启战端，将是损害日本主权独立之大祸
日本1874年出兵台湾，本无实力硬夺——当地“番民”的抗击即已使日军骑虎难下。所以，一开始，日本定下的主策即是欺瞒蒙骗，而非武力对抗。最怕谈判破裂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大久保利通当日所写日记中，可以窥见此节：“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不得终结……战端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然则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独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