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羊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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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1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于肺部动脉爆裂。第二天中午，他的遗体被送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数万人跟在他的灵柩后面，花圈铺天盖地，送葬的队伍3个小时才走完。这种场面，大概只有在莫斯科著名的圣愚（癫僧）科列沙的葬礼上才出现过。对文学和宗教的悼亡方式，只有在俄罗斯才会惊人地相似。
19世纪，文学与政治和宗教依然纠缠不休的情形，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滞后的国家的残余现象。也就是说，西欧国家的贵族文学公共领域被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所取代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女皇才刚刚开始对俄罗斯贵族子弟进行文学启蒙。文学的狂热像一阵狂风，在斯莫尔尼宫的贵族沙龙、平民知识分子的内心、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来回穿梭。女皇的本意并不是让他们用诗歌谋反，而是希望他们用诗歌颂扬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皇宫四周的风景，就像罗蒙诺索夫和查尔杰文所做的那样。但普希金宁愿不要宫廷津贴，也要写出“俄罗斯的悲伤形象”。这就是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开端，别林斯基因此激动得呕血。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及时地疏离了资产阶级理性，贴近俄罗斯本土精神，使它打上了宗教和革命的狂热烙印。俄罗斯的宗教不是新教和天主教，而是掺杂着亚洲萨满教癫狂成分的东正教，这是金帐汗国200年统治留下的遗迹，当然也有血缘混杂的原因。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和革命家几乎是同义词（像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索尔仁尼琴等）。革命变成了抒情诗，抒情诗变成了燃烧弹，整个民族都像犯了“羊癫风”一样，在创造（文学）和毁灭（革命）的交替之中，时而昏厥，时而抽搐，时而异常清醒。近200年来，这种抽搐就像一股暗流，在社会的最深层涌动不已，并波及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和个人存在方式各个领域。
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比那些革命文学家更复杂，但也依然带有那种狂热的特征。社会的抽搐、精神的抽搐、个人肉体的抽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结构和小说形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天才的文学家、虔诚的信徒，又是一个温柔而心细的恋人，但他更是理性社会的“异数”——病人（羊癫风患者）、疯子（狂躁症患者）、赌徒（一生嗜赌）、罪犯（流放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市民、银行家、CEO。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是20世纪资产阶级理性笼罩的世界中的一丝文学光亮。他和尼采一起，成为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病人。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疯癫和病态，救赎那些貌似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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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一位天才的“病人”诞生在莫斯科一家医院的家属宿舍，他就是著名的“文学羊癫风”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他不断地在莫斯科、彼得堡社交界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一阵又一阵文学痉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肉体羊癫风究竟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作家的女儿和弗洛伊德都认为是受到父亲之死（他父亲被农庄的农奴打死）的刺激而引起的，有人认为是在绞刑架前吓出来的（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执行死刑时，有一位当场疯癫，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突然变黑，但没有关于陀氏昏厥的记载），还有人说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引发的。史料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第一次发作，是在工程兵学校读书的时候。当时，他出席一个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家庭舞会，有人将他引见给一位贵族少妇，彼得堡著名的大美人谢尼亚维娜，他被她的美貌所震惊，当场昏厥。【1】当时他才19岁。这样的年龄，在异性面前羞涩、紧张、脸红、不知所措，都是常见的。但用昏厥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美丽异性的反应，是很罕见的。“爱”，以这样一种荒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不懂羊癫风的病理学机制。但我们可以猜测，一方面是对美的形式的极其敏感而强烈的感受力，另一方面是社会机制的压抑，造成了他神经中枢的紊乱，并出现了高度“意念障碍”。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写作历史题材的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他能够从容地面对莎士比亚、普希金的诗行，却无力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除非出现羊癫风、狂躁症、受虐和施虐狂，否则，他只能用单相思的形式表现爱。这种“单相思”及其“潜意识”结构，后来出现在他的成名作《穷人》和《白夜》之中。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一无所有、地位低下的青年女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小说以书信和独白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没有实质性接触的爱情。在生活中也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爱的女人也都是一些聪慧、敏感的底层女子（女权主义者苏斯洛娃除外，他们的爱情简直是悲剧）。这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能量状况。的确，真正的爱，只有在远离物质利益、社会身份等级，甚至肉体欲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涅克拉索夫读了《穷人》之后欣喜若狂，凌晨迫不及待地敲开了作家出租屋的门，热情地拥抱他，还到处叫嚷：“新的果戈理出现了！”【2】别林斯基也从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给予《穷人》高度的评价，认为作者将爱心给了底层受苦的人。彼得堡文学界一阵狂喜，那种震惊效果，只能用羊癫风发作来形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理睬这些，他与彼得堡文学界的人格格不入（屠格涅夫称他为“文学界的新粉刺”）。忧郁症发作刺激了戈略德金形象的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双重人格》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故事，遭到了批评。别林斯基认为他过于迷恋文学形式，而轻视了文学的社会效果。只有杜勃罗留波夫多年之后才分析了《双重人格》的社会意义，认为戈略德金的精神分裂是有其社会根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晚年还依然肯定这部小说的意义。
看来个人意义上的肉体羊癫风，与社会意义上的文学羊癫风之间，是要有一些条件的。必须要有清晰的形式（比如抒情和控诉，这是引起进一步癫狂的“前戏”），这样才能触动社会和文学的神经。直接用癫狂的叙事形式是无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坚持通过文学结构来舒缓个人的精神结构。《白痴》、《地下室手记》等小说，都带有羊癫风式的结构。《地下室手记》在结构上完全不均衡，断裂成上下两部。上半部就是发疯，就是昏厥，就是梦呓，是一种跟理性社会格格不入的病态的抽搐；下半部《潮湿的雪》才回到一种与早期小说风格接近的情境之中，出现了恐惧、悲伤、忏悔、赎罪的基调。这完全就是现实生活中羊癫风发作体现出来的结构方式。《白痴》前半部分的叙事时间几乎是中止的，这是典型的羊癫风初期出现的记忆障碍，直到娜斯塔谢出走，叙事才开始流动起来。这种结构曾经让苏联的电影导演束手无策。电影《白痴》拍到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就中止了。但这种不均衡、非常态的叙事结构，的确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必须让精神分析学中压抑机制或者释梦理论介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文学圈里是压抑的，他在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面前感到压抑，于是疏远了他们。但在纯革命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读书小组里，他的压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这是沙皇的一个错误判断。他的热情是建立在一种对“黄金时代”的幻想基础上的，他后来的信仰同样是这种幻想的结果。这种梦幻的形式以一种叙事结构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而在现实层面，他热情洋溢的演说极富鼓动性，就像他日后在宫廷贵族文学沙龙上的朗诵、在涅克拉索夫葬礼上的演讲、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一样，迷倒了千万贵妇和青年。他那种歇斯底里的言词和激情，仿佛天启，实际上是一种肉体能量的超常宣泄。因为他不信仰革命，只信仰末日审判。他害怕死亡。他曾经在预感到羊癫风即将发作的时候，在桌上留言：“请在发病5天后埋葬我。”他担心他倒地假死的时候被人活埋了。这与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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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小说，都是在他还没有恋爱的时候写下的爱的梦呓（小说《白夜》就是代表）。那种极其纯情的，像“白夜”一样苍白的情感，就像对爱的能量的一种缓慢释放，肉体的激情转化为一股精神的溪流，在幻想的爱的花园里流淌。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方式，却有着羊癫风发作时的结构——压抑、疯狂、昏厥、哭泣、忏悔、悲伤。他一生有过三次狂热的恋爱和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爱上了彼得堡的著名“文学外交家”巴塔耶夫的妻子巴塔耶娃。当时他25岁，还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他把这种单相思变成了他早期小说叙事中一种情绪稳定的爱情故事。这次爱情结束了之后，他就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第二次恋爱发生在流放期间。当时他离开了西伯利亚苦役营，到南部一个边防部队当兵，在那里认识了有夫之妇玛利亚，并疯狂地爱上了她。玛利亚随夫搬到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营地几百公里的地方去了，但不久就成了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疯狂地追求玛利亚，但玛利亚一直不表态，陀氏每3个月就发一次羊癫风。玛利亚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帕沙，不愿接受陀氏的爱情。后来她又爱上了当地一位小学教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两地来回穿梭，羊癫风经常发作。经过3年的疯癫，终于在1857年与玛利亚结婚。婚后羊癫风发作次数减少，两人的关系开始冷却。1859年他获准返回俄罗斯的欧洲部分，1861年回到圣彼得堡。其间出现了结束流放后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写了《死屋手记》、《舅舅的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篇。这时他与玛利亚关系恶化，与此同时认识了具有女权意识的年轻姑娘，后来成为激进分子的苏斯洛娃。
与苏斯洛娃恋爱（第三次）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写一些笔记之外，几乎没有写什么大作品。他将全部的激情倾注在对苏斯洛娃的狂热追求中。两人在欧洲旅行时，经常发生争执。苏斯洛娃在旅行中，一边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在巴黎文学界过着混乱的生活。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及时跟玛利亚离婚而娶她，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位任性的女人不断地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奇怪的是，他的羊癫风并没有经常发作。史料记载，在欧洲他开始了疯狂的赌博。玛利亚重病濒死的消息将他召回了俄国。苏斯洛娃由于厌恶欧洲的资产阶级生活，厌恶那些没有精神深度的实用主义生活，不久也回到了俄国，嫁给了一位年轻的陀思妥思夫斯基的崇拜者——著名作家罗扎诺夫。
玛利亚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哥也逝世了。家里债务累累，他还要养活玛利亚带来的儿子帕沙、大嫂和三个孩子。在追债人的逼迫下，他出现了第三次创作高峰，在速记员安娜的帮助下，写出了《罪与罚》、《白痴》、《地下室手记》、《群魔》等重要作品。陀氏与安娜之间没有出现疯狂的爱情，而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求婚、结婚、生子——进行的（1866年夏季相识，1867年2月结婚）。在与安娜相伴的最后10年，他只写了《少年》、《作家日记》、《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但安娜给了他真正的安宁的生活。安娜使他摆脱了债务，让他当上了父亲，使他的羊癫风渐渐消失了，甚至让他戒掉了赌瘾。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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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并不是一开始就真正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一直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天才作家。这没错，但她必须首先了解的不是作家，而是一个男人、丈夫，一个羊癫风患者，一个疯子（安娜直到1868年才开始了解这些）。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并不融洽。尽管羊癫风不经常发作，但被赌博所取代。1867年到1871年整整4年的国外旅行生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博的高峰期。他不惜一切，甚至典当家产也要赌。为了不让他的羊癫风发作，安娜采用了疏导的策略，甚至鼓励他去赌。最后，安娜把自己的嫁妆和结婚礼物都典当了，家里揭不开锅。他只好向屠格涅夫等旅居作家，还有安娜的妈妈求救。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痛恨自己，跪下来求饶，哭泣，自责，绝望。当安娜宽恕了他之后，他便安静地坐下来创作，奋笔疾书，思如泉涌。没过多久，他又开始萎靡不振，两眼发直，出现了羊癫风发作的征兆。安娜再一次鼓励他去赌。前面的场景重复出现。一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71年春季彻底戒赌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赌徒》中，详细描写了赌徒的经历和心态。安娜在日记中也有很多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赌博行为的结构方式，跟羊癫风发作的方式几乎是重合的。比如，第一个阶段的焦虑和压抑，蠢蠢欲动。第二阶段进入实质性赌博，那是一种冒险和狂热的宣泄。第三阶段是输了之后的自责、沮丧、绝望、悲伤和忏悔。也就是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赌博完全是羊癫风的另一种替代形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和羊癫风最后的痊愈，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与安娜的夫妻生活越来越和谐。安娜在这期间肯定做了巨大的牺牲。因为那种疯狂的能量释放，是不允许有任何阻止力量出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斯洛娃之所以不能够和谐，就是因为苏斯洛娃有一种女权式的平等意识，不接受性别的压抑。而安娜完全将陀氏“神化”，用爱和崇拜来迎接他。安娜在整理陀氏书信的时候，删除了一些内容，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安娜当然不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带有玄学色彩的疯狂激情。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人是在赌博中为自己由性欲或其他欲望引起的骚动寻求出路，这是一种对能量压抑的释放方式。赌博可以激起狂热，它是发泄和解脱的替代物。心理分析专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狂热中，无疑会发现他的性情结和对性饥渴进行的隐秘补偿。
斯洛宁指出，赌博作为与偶然世界的接触点，作为进入非理性世界的出路而使作家心醉神迷。在轮盘赌的转盘上，成功与失败不遵从逻辑的规律，它与那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的起源相近，那里没有道德，也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学那种有限的空间。赌博中有无限的可能性，它用幸运的壮丽冲击和对命运的挑战去改变不公正的出身、贫困、财产和环境。赌博的整个过程难道不就是对压迫人的必然性力量的挑战，难道不就是进入任意行为和自由机运的迷人的无规律的突破口吗？【3】
赌徒最典型的特征是对时间感受的“永久现在时”，就像羊癫风发作的瞬间一样。赌徒变幻不定的幽灵就在这瞬间中翻腾不已。他们对沉重的过去和飘忽的未来是不大关注的，而是热衷于赌博的过程，以及对成功和失败的震惊。如果说羊癫风是人与神的独特遭遇方式，那么，赌博就是它在世俗生活中的回响。在这里，轮盘的旋转代替了肉体的昏厥和抽搐。羊癫风让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生命的初始起点上，仿佛轮盘转回到了原点。在这里，只有对无限的空间可能性的狂热期待和盼望，没有世俗逻辑，没有时间，也没有输赢。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在输得精光之后继续坚持去赌的精神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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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实的赌场上输了，但在写作的“赌场”上赢了。他在将自己疯狂的精神结构转换为小说叙事结构的时候，恰恰吻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颓败景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街道上看到了危机和忧郁，这是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共有的表情。在这种表情背后的灵魂深处，隐含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内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尘土飞扬和沉闷的彼得堡大街总是令人感到忧郁……这是世界上最忧郁的城市！”【4】一般不描写外界生活场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些场景中发现了那些忧郁的、在街上徘徊的市民，并把目光注视到他们阴沉着的、板着的、忧心忡忡的、恶狠狠的眼神上。忧郁、忧心忡忡、恶狠狠这些词，严格地说都不是一种对外貌的描写，而是对某种精神状态的捕捉。在这忧郁的眼神的深层，往往潜伏着一连串的危机，隐藏着一个个预谋。这种危机是孤独忧郁的人灵魂冲突的状态，这个预谋或许是一次生命的冒险和一种思想试验前的准备，一旦事件处于某个转折点或临界时刻，就会出现令人震惊的事件（如谋杀、自杀、发疯等等）。只有在震惊事件之后，即一切都在这种危机中瓦解之后，他们脸上的阴郁和恶狠狠才会消失。就像赌博和羊癫风发作之后的情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那些像羊癫风发作一样令人震惊的突发性事件，使他的作品情节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小说要描写的那场“危机”经常迟迟不出现，而情节发展都是围绕着危机事件的“预谋”过程展开的。这就犹如在对一堵墙不断地施加压力，随着压力的增强，在某一瞬间它突然轰然倒塌，留下一堆混乱破碎的废墟。这种混乱衰败的景象，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所见到的“彼得堡市民社会”的景象。在其中，以往完整的社会历史结构、自足圆满的价值体系全部瓦解了。
这种独特的视野和作品结构，无论是屠格涅夫还是托尔斯泰都不具备。尽管果戈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写出了市民社会的情景，但他主要是写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中，人性被湮埋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写出了人性中自我意识的扩张对历史链条和社会结构的冲击，非理性对理性的冲击。而其悲剧性又表现在自我意识扩张导致的自我毁灭与社会结构瓦解两者之间的共时关系。例如，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那个社会里，多少像他那样的贫穷大学生、多少杜尼亚或索尼娅在生活中走投无路，而那些高利贷者则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意识中，“不做主子就做奴隶”的思想一直在冲突着。最后，他用生命作为代价去冒险，导致了一场谋杀的惨剧。又如，伊凡·卡拉马佐夫不接受上帝造出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到处都流淌着孩子们无辜的眼泪；但是，他凭着“卡拉马佐夫性格”，却主张生命力的泛滥。最后，这个杀人者的同谋在疯狂中毁灭。
但是，有什么比发疯更接近上帝呢？有什么比赌博更接近疯狂呢？有什么比疯狂之后的心灵忏悔更接近救赎呢？现实社会的理性盘算、严密的计划，自以为是一种历史的解救之道，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包括他的发疯、生病、赌博、恋爱，都是在对这种现实中的历史理性进行消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视野和结构方式往往被视为病态的，别林斯基看了《双重人格》之后曾抱怨说：“一个根本的缺点：这就是他的幻想色彩。幻想在我们今天只有在疯人院才有地位，而不是在文学里，而且应该处于医生的管治之下，而不是在诗人身上。”【5】托尔斯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得很丑，甚至故意不美……他素来不喜欢健康的人。他认为既然他自己是个病人，那么全世界也都在生病”【6】。托尔斯泰一直都显得很健康似的，只有到了行将就木之时，他才开始有一点病态。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这世界一直就在生病：“我们这个社会骨子里就有病，存在着病态。要是谁能发现并指出来，大家便群起而攻之。”【7】因此，为了表达这种病态，让它像羊癫风和赌博一样将精神内部的毒素释放出来，他故意写得“不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有什么比现实更荒诞、更意外的呢？有什么比现实更难以置信的呢？小说家永远也想象不出现实每天向我们提供成千件具有最平凡形式的那些不可能的事……”【8】疾病形式和社会形式，社会形式和小说结构，竟然能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除了天赐，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是上帝赐予他这种伟大的“病症”。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病症，传给了20世纪，我们从卡夫卡、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其病症的各种变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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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是一种典型的19世纪的疾病，就像癌症是20世纪的典型疾病一样。【9】癌症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疾病，肺结核是一种浪漫主义疾病，这种病症比社会思潮要晚几十年。19世纪的妇人和少女就经常患上结核病，面颊潮红，动辄晕倒在男性的手臂上。还有一些有女性一样的敏感气质的男性（别林斯基好像也是死于肺结核）。得这种病在当时无异于是判处了死刑。在青霉素出现之前，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放血，或者到瑞士山区的温泉去疗养。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就描写了一大群结核病人在瑞士山区温泉疗养的情景。奇怪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敏感的人，竟然没有患上结核病，而是患上了羊癫风。这暗示着其精神结构有别于19世纪的人。
结核病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疾病。它没有18世纪“浪漫主义”的优雅风度，而是与19世纪平民革命家的激情和狂热相关，与街垒战、密谋家、广场演讲相关。结核病患者双颊的红晕是一种象征。它既是一种病变形式，也是一种时代精神印记。面颊的红晕是激情（抒情）的外显形式，也是羞涩的独特印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没有这种害羞的特征，现代主义甚至有点儿“厚颜无耻”、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患上19世纪最时髦的疾病（肺结核），而是患上了一种最古老的疾病——羊癫风（癫痫症）。古罗马的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探讨了治疗羊癫风的方法，认为具有巫术色彩的檞寄生可以治疗羊癫风。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治疗过他的病，而是任其自然，仿佛对待一个来自上天的恩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学界曾经遭到各种嘲弄，包括嘲笑他的腼腆、紧张、胡言乱语、狂妄，各种举止；但从没有人嘲笑过他的羊癫风。因为这是世俗生活逻辑之外的问题。
真正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治好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安娜。安娜的女性魅力、温顺和屈从，释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能量。安娜甚至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经营自己的书籍出版和销售工作，挣钱还清了债务，过上了平静的家庭生活。安娜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上了父亲。当我们读到长篇小说《少年》等后期作品，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少年阿廖沙形象的时候，我们无疑看到了一种最温柔的、平静的、正常的父亲之爱。羊癫风和赌徒是不能当父亲的。
在安娜的爱和帮助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回到了19世纪，成了一名标准而著名的19世纪彼得堡公民。他因此得到了更多的荣誉，得到了来自皇宫的恩宠。他出席各种贵族文学沙龙，在那里朗诵自己的小说片段，博得了许多掌声。他迷恋于政论写作。不过不是以西欧派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以斯拉夫派保守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辉煌的时刻来了。1880年6月6日，他从彼得堡赶往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纪念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俄国人》。他的演讲跟屠格涅夫的演讲格调不合。在随后3天的庆祝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他在演讲中号召人们——“驯服吧，骄傲的人，首先放下自己的傲慢。驯服吧，无所事事的人，首先要在故土上耕耘。”【10】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只有“谦恭地同普通人民交往”，才能找到出路。民主主义阵营的批评家们反驳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理想是脱离当前俄国生活实际的，他所宣扬的“世界大同”和道德自律原则，带有抽象性。他在演说中提倡的道德自我完善，完全掩盖了产生俄国人民“漂泊流浪生活”的现实政治原因。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和赌博狂症都痊愈了，他越来越像一位正常的人，一位19世纪的人，一位公众艺术家。因此，19世纪的病毒就会攻击他的肺部。他那曾经脆弱无比的脑部神经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抗体。但是，一种新的19世纪的疾病却在他的肺部生长起来了。他患上的不是浪漫主义疾病——肺结核，而是一种在强大剪切力压迫下产生的老年疾病——肺气肿。一年之后，他死于这种毫无个性和时代特征的疾病。但“文学羊癫风”并没有终结，它像风一样四处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