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涵化研究的两个十年(2)

或许有一些“重度收视者”只选择观看购物频道、旅游纪录片、高尔夫球赛或天气预报（并且这类专门的收视现在都是可能的），但是涵化理论假定大多数固定的重度收视者多数时间都在观看“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频道节目”。甚至在可收视100个频道的范围内，吸引着大量、庞杂的受众群的节目在性质上还是叙事体的。作为叙事，不同类型的虚构节目都倾向于显示一种整体上的互补性——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但基本的特色却是一定的。很显然，一个人在动作片/惊险片中所看到的警察、罪犯以及暴力的典型场景，将远远多于其他类型节目。但是关于安全、攻击性以及司法方面的潜在的课题在这类节目中却没有界定，而这些课题在总体上呈现了什么？这正是涵化研究所关注、思考的。

研究者会发现，警匪片/动作片的播放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对暴力的印象而非其他观看内容，或者观众似乎从医疗类节目中了解到比从其他收视中更多的关于医生的情况（或者从竞赛节目或体育节目，等等）。从这样的结果看，我们可以说电视实际上并未涵化我们任何关于世界的印象。然而，就像纽黑根（Newhagen）和莱文斯蒂（Lewenstein）（1992）指出的那样，考虑不同类型节目的单独效果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受众不会像研究人员那样去划分节目类型，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会出现一种怪异荒谬的关联。到达这样一个琐碎并不切实际的地步是危险的，虽然潜在着真实，结果则会导致“‘住宅与园艺频道’的重度收视‘涵化’何时种植不同鳞茎的意识”。

从对相对稳定和普通的形象的涵化这一观点出发，其最为关注的是节目反映的某类群体较长时间阶段的整体模式。这个框架、铸件、社会地位、典型活动的模式及其相关的结果，横跨、贯穿了大多数节目类型和收视模式，并由此定义了电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许多观众如此投入地感受着，以至于无可避免地受到电视上反复出现的模式的吸引和触动。

这些假设受到了挑战。挑战来自那些指出不同节目类型之间具有“明显”区别的人们。他们认为传输系统的改变带来的渠道增加，如有线电视、录像机等，似乎提供了一个供受众变化和选择的巨大空间。不过与这些进步伴随着的是产品生产与控制在所有权、市场份额以及商业化等方面的呈减少趋势的变化和不易觉察的节目变化。在我们自己的关于新科技的影响调查中，我们预言并且发现，录像机、有线电视以及其他发明物主要适合作为传输工具，服务于为重度收视者提供信息的同样的系统（Morgan&；Shanahan，1991a）。更多最近的研究支持了我们的这种看法：新技术对于信息系统的完整并未构成根本性的威胁（Eastman&；Nowton，1995）。事实上，它们可以使后者更加强有力。

总之，无论对X类型施以何种影响都可能改变Y的态度。涵化理论强调，电视的重要后果不能被发现，其原因仅仅在于它所显露的是整体中的各自孤立的碎片。涵化方案是一个尝试，它企图去说明某些关于建立在更广阔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这一基础和意识形态包括具有商业性支持的文化产业，它赞同消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权力以及由性别、种族、等级和年龄等构成的社会地位。在此并无任何人否认如下事实，即一些节目可能比另外一些节目包含更多的某些信息，或者这些信息在整个进程中可能有点变化。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概括最早期的涵化研究，检验在这些年出现过的一些主要的批评辩论。当然，并非每一项涵化研究都能在此得到描述（相关的论文已发表300多篇），但我们采用一个贴近的视角来观察透视一些最有意义并且最经常提及的研究、争论以及由此引出的议题。之后，提出方法论和我们的元分析结果。

早期发现

1976年，格伯纳和格鲁斯提交资料数据显示，重度收视者比轻度收视者更愿意给那些调查有关执法、信任和危机等方面问题的“电视征答”提供答案。他们用“被动选择”题来表示答案，称作“电视答案”，在“真实世界”与电视世界二选一的向度上，这些答案是倾向于电视世界的（就像信息系统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例如，1970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1％的男性工作者在执法和犯罪侦查机构工作；在电视世界中，这一数字竟占12％（格伯纳等，1977）。于是回答者被问及从事上述职业的男性所占比例是5％（电视答案）还是1％，这里的假设是如果电视收看涵化了观众有关生活现实的设想，这些设想反映着媒体的最常见的描述，那么重度收视者将比轻度收视者更可能选择高比例数字。果然，与50％的轻度收视者相比，有59％的重度收视者选择了5％（格伯纳和格鲁斯，1976）。在这里的差异，即9个百分点——可以当作涵化差别，并且被解释为象征着一种区别，即看电视形成一种特别的态度或信念。

在另一个早期的例子中，信息系统资料数据显示，网络电视节目的人物中，几乎有2/3每个星期都卷入暴力事件。作为对照，1970年人口统计显示，每100人中有32人涉嫌暴力（格伯纳和格鲁斯，1976）。当问及每周卷入暴力事件的人数是“接近于1/10”还是“接近于1/100”时，39％的轻度收视者给了电视答案（1/10），而在重度收视者中，这一数字上升为52％。在有关信任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近似的模式：当问及是否大多数人值得信任时，选择“你必须格外小心”的轻度收视者比例为48％，而重度收视者中则达到了65％。

尽管上述检测方法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有着一个长期并受重视的延续（Hammond，1948），但“被动误差”的效度问题仍然受到质疑。质疑认为供受访者自由选择的两种答案都未必正确（例如，Potter，1994，发现它们“古怪挑剔”并且“令人迷惑”）。坎贝尔（Campbell，1950）强调说，他们在“有关看法的基本应用含义”的反映方式上显出了根本性的偏见（p.19）。

从一开始就应认识到，之所以支持采纳这些样本作为涵化的证据，其统计学上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明显的异议是，轻度和重度收视者除了在看电视程度上的区别外尚有其他的不同。除电视之外的其他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区别”（格伯纳和格鲁斯，1976，p.191）。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口统计学的要素，它影响着收视水平和社会观念，诸如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职业声望以及收入）、年龄、性别和种族，以及其他媒介使用情况，多年来许多其他控制因素被混淆在了一起。

因此，这些轻度和重度收视者之间的同样的百分比比较是在具有更多相同性质的族群里进行的。譬如，涵化差异比较在那些受过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男性和女性、年轻人或老年人的受访者中间进行。在大多数案例中，控制执行并未对结果产生多大影响；相关变量的底线在不同族群中是比较高或比较低，并且一些群体显示出较弱或较强的关联，但是总体样本呈稳定状态。

这些明显的（并且容易引起误解的）直线型样板模式很快引起了一场有关批评、论辩和混乱的战争爆发。测量、编码、抽样、控制、提问的措词、衡量范围以及更多的方面都被置于一个严格详细的检查之下。事后回过头来看，似乎涵化理论当时明显地触动了某些敏感的神经。一些批评是极端尖锐的，这在早期阶段预先提供给涵化理论研究者一些相当权宜性的和几乎是常识性的主张建议。伴随着20年来的获益，我们现在可以明白，这是和政治现象而非其他任何东西相类似的一种情况。当时，涵化理论家们正在抨击主流的美国媒介社会学中的政治偏见（遵循盛行的关于暴力以及它们应如何研究的“效果”的智慧格言，除此之外，还有那些长久珍藏的关于选择的重要性、类型的差别以及个体的解释上的变化），而许多人不喜欢那样做。于是，涵化研究或许不可避免地将有关媒介效果的争论政治化了。

随后的研究增加了关于全国性调查和包括小组研究在内的青少年便利样本的二度分析，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除暴力之外的其他议题。在所有案例中，最基本的问题都是围绕着社会权力（Social power）展现出来的。这一点经常被那些很快到来的辩论所遗忘（并且在许多当代的辩论中继续被遗忘）。这些不仅事关文化故事的社会控制与传播权，而且还包括他们直接讲述和再生产（例如，涵化）权力的特殊模式所借助的物质手段。不管手头的辩论是暴力、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年龄、职业抑或任何其他的东西，真正的要害在于电视是否有助于获取特权阶级的权力，这种特权以资源、机会、保险金的不平等分配为标志，通过性别、种族和其他所谓“不一样”的主要标记来区别。

那些抨击涵化研究方法的辩论只会偏离人们的注意力，使之从这些大的关于社会权力和文化政策的争端中转移视线。

虽然一些批评谴责涵化理论家夸大了电视的影响，但事实上格伯纳、格鲁斯、杰克逊·毕克、吉夫瑞斯以及森格瑞利（1978）在触及这一问题时都十分小心，“没有认为电视是唯一可依赖的或必不可少的决定性因素，它只是制造了一种情形”，使得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权力集团（p.194）成为永恒不朽的东西。这些争论中尤为重要者，即真正的“根本性”观点被明确地否决，因为在自然科学或生物科学实验中，看上去像是法定的“刺激—反应”式的“效果”模式更受青睐。

即便处于各种变量的控制之下，在早期研究中被报道的优势关联仍以统计资料的形式保留了其重大意义。这些研究强调涵化关联支撑了一个广泛、多样的研究群体，尽管他们也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电视对透视不同的社会集团制造了某些不同的节目”（格伯纳等，1978，p.206）。这些在涵化差异的大小上（有时是在指向上）的明显变化，与那些主张控制适用论的问题一道，很快成为激烈论战的导火索。

批评

一个“人文主义的”批评

纽康保（Newcomb，1978）开始了被他称作一个关于涵化的“人文主义的”连续不断的批评，这一批评部分地基于对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手段之间区别的理解上。为此，纽康保预设了与当代文化研究和被符号学研究者称作媒体文本的“多义性”有关的一些概念和过程，将其置于强权含义被规定、认同、抵制或敌对的位置上。他建造的这个议题对于今天的传播学研究而言仍是十分重要的。

纽康保强调暴力在美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带有许多符号学上的含义，所有的观众对暴力行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他为单个节目的深入分析的价值辩护，反对集合样本的文化指标焦点。他强调区别——在文本、节目、观众诸方面——那就意味着没有节目，或几乎很少有节目可以具备一个永恒不变的含义，一个毫无疑问地和“正确地”被所有受众成员所认识（所理解）的含义。换言之，他对观众是否能“得到”格伯纳和格鲁斯（1976）宣称的他们从电视暴力中将得到的东西表示质疑。

属于我们自身的关于媒介文本个体经验的反映之重要性会毫无疑问地展现纽康保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符号是复杂的，当与这些符号产生互动时我们所建构的含义也是多样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尽管如此，在纽康保的观点中仍然没有任何东西是与涵化理论的基本观点相抵触的。强调受众与媒介文本互动的多样性并不是否认二者之间也会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共性存在。揭示那些共性，就像涵化理论研究者们所做的那样，并不是要否认区别；同样地，对于区别的检验也不必（按说也不能）否认在文化上分享共同意义的可能性。仅仅赋予集聚的事实以特权是对关键的或决定性的权力的迹象从其文本中的冒险转移——而这一做法削弱了文化的价值。纽康保认为，涵化假设一个“被动的”观众的通常论点不能被证实。

在对纽康保的回应中，格伯纳和格鲁斯（1979）宣称，他们之所以聚焦于超越节目类型的共性，是因为与手工个体的工艺品相比，电视节目更像是公式化、市场化的流水线产品。他们指出，尤为重要的是，考察收视数量与多种信念之间的联系是为了准确地测试从信息资料中推导出的模式和含义是否确实地为观众所吸收。涵化关系在统计资料中的相对削弱，其本身自然就是个体阅读行为的证明。涵化理论并未宣称在电视上看到的每一个暴力行为对每一位观众都意味着同样的含义。

波特（Potter，1994）更是一直反复重申纽康保的论点，他质问涵化研究者们何以“肯定他们指定的电视世界的答案就是所有因素的解释”，而这些因素左右着受众从电视内容中进行的推论（p.11）。虽然涵化研究者尝试着去解释各种各样的其他变量，但重度收视者更加倾向于明显地强调电视世界这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将“所有因素”放在一起来解释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最后，那么，“纽康保的最大问题，‘对于回答者来说暴力意味着什么’不仅是不切题的，而且也是令人迷惑的”（格伯纳和格鲁斯，1979，p.227）。在解释中，个体节目和变量对研究来说固然是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涵化研究试图解释宽泛的跨越了大量人群的模式。关键的特征不是相对于“社会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甚至是与“定量的”（研究）相对应的“定性的”（研究）。更简要地说，它是相对于微观的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