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研究者从别样的视角审视格伯纳公开出版的调查结果，对其数据进行技术及操作上的测试，并且引入其他的因变量和控制条件，这一做法非常值得理解。
与此同时，文化指标研究小组的休斯、赫希尔以及其他成员（如，Stevens，1980）正在独立地发现，早期使用NORC数据资料的报告中的许多关联，在进行多项变量的控制之后即变得相当不显著。
多项次级分析明白地显示，多变量的控制倾向于降低或消除被检验过的人群中所存在的关联。（休斯也引进了一些附加控制条件，如出入教堂、俱乐部成员以及每周工作数小时。）总的解释是，在控制了上述变量后，报告一个已给出的联系的存在是不充分的；每一个单个控制所能解释的仅仅是显示关联中的一小部分，而所有的控制合在一起将形成一个关联的消失。这就是事实上次级分析声称要显示的，它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涵化联系是虚设的，仅仅是在人口统计学上对收视量和因变量进行控制的协变（covariation）的人为产物。
尽管如此，上述结果就整体而言只是提供了一个特例并且没有将其与收视人群可持续地联系起来。诚如霍金斯（Hawkin）和平格里（Pingree）（1982）所言，如此控制“可能会通过将那些有条件的联系转移到第三变量上来误导我们。”（p.236）。如下是格伯纳等人反驳这些次级分析的精髓所在：简而言之，假如一个整体的联系消失在多项（或者甚至是单个的）控制之下，那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真实的而且在理论上和类型化人群的有意义的关联（Gerbneretal.，1980a，1980b，1981a，1981b，1981c）。这样一来，“整体批发式的控制就使得潜在的条件关联变得模糊不清”（Hawkinshe&；Pingree，1982，p.246）。
相关性的发现可能一直存留在某些受试群体中，甚至在对一个样本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多项控制、这种相关性消失的群体中，依然有着关于涵化理论的概念及分析层面的深刻的含义，并且最终导致了重要的精简与提升。其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主流化”的思想。简而言之，跨越各群体的不同的涵化联系经常呈现一种特别的模式，类似于支持“其他的”（例如，作为轻度收视者）群体很少倾向于给一个“电视答案”之类的关联。例如，在控制诸变量的条件下，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收视量和关于“险恶世界”的人际信任危机指标之间未呈现关联，其得分与收视量的大小几乎没什么关系。而对那些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来说，即便是在多项控制之下，二者之间富有意义的关联依然存在。在重度收视者中，教育的影响因素被减去，则教育程度高的人的回答与教育程度低的人的回答趋于一致。
主流化的思想契合了涵化作为一个“引力的”而非单向的过程之观点。这种“牵引力”的角度和方向取决于观众群体的定位及其涉足这种引力的中心——也就是电视世界的“主流”的程度。潜在群体的大量差异及其对特别因变量的不同展现使得这项工作变得十分艰难，预测主流化在何时何地发生即便有可能的话也是十分困难的。
（Cook，Kendzierski&；Thomas，1983）。这并非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就像一些人曾经争论不休的那样。因为总体的主流化期望值可以被格式化并且在类型化的区域经受测试（Gerbneretal.，1982，1994；Morgan，1986；Morgan&；Shanahan，1995；Shanahan，1995；Signorielli&；Morgan，1990）。
主流化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互动模式（Gerbneretal.1981a，1994），而且是迄今为止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研究发现这种主流化在美国是涉及到政治倾向的（Gerbneretal.，1982）。其他国家（Morgan&；Shanahan，1995；Piepe，Charlton&；Morey，1990）关于性别刻板成见、人际信任危机、健康、科学以及许多其他议题的研究也都如此（Gerbneretal.，1994）。
这些进展表明，涵化是一个远比它最初所显示出来的迹象复杂得多的过程。显然，争论有助于这种理论上的推陈出新。那种深刻的有条件的关联的事实即使是在整个的关联消失的情况下都可以被发现，这对解决次级分析出现的许多异议大有帮助。
然而，通过这些以及更多最近的研究，其他批评和关注的变化被提及；其中一些将在下文中进行简要讨论。
涵化模式的“非线性”休斯和赫希尔都宣告，在多项控制之下他们检验的关联是“非直线型的”。赫希尔甚至更进一步，将轻度/媒介/重度收视的方案扩展出两个附加的分类——不看电视者（那些宣称平均每天看电视0小时的人）和极端收视者（每天看电视超过8小时的人）。
他发现不看电视者往往比轻度收视者更加孤独、漫无目的，并且有恐惧感，而极端收视者与重度收视者相比则较少有类似情形。
一眼看上去，这似乎戏剧性地反证了跨越所有收视层面的总体单调模式的涵化预测。虽然两种极端的群体量很小（约占整个样本量的4％），霍金斯和平格里（1982）指出，它们“是足够特殊的，它们或许在与第三变量的可能的关联上和其他群体有所不同”（p.235）。此外，Gerbneretal.，（1981a）对休斯使用的资料的同样的变量进行了有关直线型的推导测试，该测试涵盖了休斯本人所做的收视分类。结果22项中的17项显示了有意义的线性趋势，而显示有意义的非线性的项目只有1个。如此看来，休斯的分析并不能清楚地显示涵化关联的确是非线性的。假如极端的收视群体被去除掉——实践中一些统计学家宣称应当依照惯例去做（Hunterand Schmidt，1990，p.207）——那么在余下的90％多的NORC受试者中，这种关联甚至变得比较强大。
在调查了308个成年人的资料基础上，波特（1991b）也宣称，资料显示涵化关联是非线性的。他用多种方式分配收视情形，例如分成恰好3段（Gerbneretal.式的分法），分成5段、9段，等等。他考察每一收视层面的因变量之含义，并追究其与每一个收视人群之间的联系。然后他将这些因变指数回归到人口统计学和收视测量的多种变换上予以分析（方差、平方根、对数，等等诸如此类）。他发现关联的量值随着人群的不同而变化，于是认为这显示了一个非线性的关联。
我们认为运用五等分和九等分来计算关联的做法是一种误导，就308个样本而言，每一个九等分最多代表34个个案，这样小的样本量自然生出不稳定的系数，并且波特对这些变化的缩减没有作任何修正（而收视变化特别高地受到9个收视人群层面的限制）。
这项研究凸显了一个重要议题，即怎样将电视的收视状况作为一个变量来操作，然而它运用了一个可疑的收视测量。波特一般性地询问成年人每周有多少小时观看电视节目，而这些节目是12个中的一个或如此不同的类型。问受访对象每周有多少个小时做某事似乎是件勉为其难的事，尤其是当研究者的节目分类被强加于受访者时（Newhagen&；Lewenstein，1992）。
然而，类似的总体收视测量可以被看做仅仅是象征相对而言较多或较少的电视接触状况。提问措词上的变化、受访者自由选择不受干扰权利的保证以及样本中受访者的年龄，所有这些产生不同分布状态的因素和被报告的实际小时数的含义都没有关联。这也就是格伯纳等人将样本删繁就简、大致分为3类群体的原因。
波特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受访者全部被放进了收视归类，他认为如果数据能保持一种延续的形式，那么更有威力的实验就可以被实施。整个分类的要点是描述这种关联的性质，包括基线，在这种方式下相关的资料不能展现（这也是波特制造的一个争端，1991a）。他也暗示这些关联和细化了的收视测量被一同计算进去了（波特，1994，p.27）。果真如此的话那的确是个问题，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涵化分析可以检测收视人群样本的简单百分比，但是更为精确的多种变量手段被运用到延续的数据资料上。
用两种方式检验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严格地讲，在第一种方式上，关联不应被用于电视收视；虽然后者被当作一个比率层面的变量被测量，它通常不被正式地分类。就像波特（1991b）所指出的，他的收视测量“将可能被看做一个从统计学观点出发的绝对变量，并因此而受到更好的对待，因为这些分类不面对标准的假设”（p.574）。分组样本的检验和更加严密的连续资料的多变量分析二者都有着确定的长处和不足：它们各自阐明了一些问题，但同时又遮蔽了另外一些议题。
波特所强调的关键的概念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休斯所强调的）源于对收视测量的精确解读的追求，而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持久的。波特的操作和结论有一前提假设，即收视测量是完全可信的、无论什么都没有错误变化。显然，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
沃基（Volgy）和施瓦茨（Schwartz）（1980）指出，他们的“媒介”观众（由其所报告的收看的小时数来决定的）也显示出观看了许多类型化的节目；他们主张这个群体可以包含“真正的”媒介和许多“真正的”重度收视者。1979年文化指标的全国样本分析显示，那些声称自己是“非观众”的人中，有15％也将“收看电视”列入它们的休闲活动的爱好之一。
1993年的社会普查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除了关于收视时间的常规提问外，调查要求被访者回答他们收看特殊类型电视节目（“电视剧和幽默单元剧”、“国际或国内新闻”以及“公共电视节目秀”）的频度。61位自称“非电视观众”的数据资料（占总样本量的3.8％；总样本数为1，586）颇为有趣。这些“非电视观众”中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确实说他们“从未观看过”这3种类型电视节目中的任何一种。将近五分之一（18％）的被访者说他们每月至少要看好几回电视剧或幽默单元剧。三分之一的“非电视观众”说他们一个月至少有那么几次观看公共电视（PBS）的节目。超过半数的人说他们经常收看新闻，并且其中3％的人说他们每天都收看新闻。
所有这些，使得诸如波特等人所作的“相当详尽精确的”线性测试难以成立，涵化分析假设或要求的是总体样本上的尽可能的近似值。我们的目的是知晓它是热的还是冷的，而非究竟是68度或者69度。这种关联不能是那种严格校准的有效的测量手段所能提供的。
诚然，在涵化著作中富于变化的关联的确不时显现（像确实存在但没有具体方向的关联），但目前尚无证据显示类似样本的普遍性或者重要性。并且波特（1991b，1993）没有提供有关其所说的非线性模式的理念上的指导，以便使我们对此有所了解。
它究竟意味着什么？霍金斯和平格里（1982）强调曲线联系“要求进一步的解释——而非对最初的简单假设的简单否定”（p.236）。塔珀（Tapper）（1995）曾提出一个可以解释类似样式的模型，但其模型尚有待观察测试。然而，迄今为止，尚无足够理由期待涵化作为非线性过程的提议出现，在观察中，也没有关于类似样式的任何解释被提供。
结论
涵化被认同是作为一个批评性的社会理论而非方法运用。提供更多特征和精度的努力有助于涵化分析的深化，但是这种做法看上去往往会导致观察者在其整体上真正的社会意义轨迹的迷失。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们建议研究者暂且将他们无休止的挑剔争议悬置一旁，而将批评性的眼光聚焦于电视的社会角色。无论如何，如果这项研究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如此重要，那么它势必显示是否电视“意味着”某种情况。那么，果真如此的话，它又是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如下的元分析将让我们了解，格伯纳等人所报告的以及那些独立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所给出的结果中，是否存在着某些确实的差异。
在过去的两个十年里，涵化在理论上获得很大进展。虽然，主流化的思想看上去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进步，涵化研究也从“视野狭窄”的暴力效果的检验转向更加复杂精密的范式，以适应不同文化、国家以及文本的因变量的多样性。这一讨论绝对没有覆盖该领域所有的主要进展和挑战。尤其是，我们没有讨论国际的涵化分析、新技术的意涵、涵化意义下的认识过程的研究、感知真实性的角色，或者一大堆诸如此类的难题（Hawkins&；Pingree，1982，1990；Morgan&；Signorielli，1990）。
我们此处的要旨是，涵化结果中值得重视的变化需要经过更加系统的检验。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从一个叙述性的回顾（总是容易受到主观性的影响）转移到理论性地驾驭元分析。我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涵化研究20年所取得成就的纵览，同时为未来这一领域的进展提供一个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