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
■黄旦、丁未
在说到制度化知识是如何产生时，哈里曼（Hariman，R.）先生以为是与“空间化的过程”密切相关。他说：“学科规范知识是由空间化过程生产的：即是说，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将社会现实想象为一组相续的空间，它们由不同的论述描述出来，并由观察维系着。”诚然，哈里曼先生主要是针对美国，并把知识的生产放到大学的专业化这一历史脉络中，由此看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所显现的专门化的空间概念是专业知识出现的基础。“要维持专门分化的空间，就要发展出一种以专门训练、特殊知识、管理技能、专业道德守则，以及献身于一特定生活方式为主的文化。”这与华勒斯坦等诸贤们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依我们看来，即便跳出这一语境，“空间”这一概念仍然有其普适价值。因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学科边界及其内部格局的想象与设计。如果说，学科的基本面貌赖于空间的把握和判断，那么，空间的方位感也就直接确定了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正是据此，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关传播研究的译著做一个回顾，并试图从译著的选择及翻译目的中，演示出其背后的想象性学科空间。之所以选择译著，不仅因为中国的传播研究本来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更在于“一种外来的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篇‘原义’，不是因为它被视为可以完整地表达了作者权威的意思，而是它被认为具有值得翻译之处，也就是命定要投第二胎”，于是也就有了“来世”。因此，就其“来世”追寻“投胎”的原因——被认为具有值得翻译之处，无疑更便于展示中国学人头脑中的“知识图像”。
一、基本说明
从严格意义上说，大陆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传播学译著，当数198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施拉姆和波特的《传播学概论》。之前虽已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但作为“认识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性质和任务”的读物（尽管这一界定让人莫名其妙），其时所认定的隶属关系是新闻学，显然与传播学无关。1983年倒是有一本公开以“传播学”命名的书，那就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简介》。可惜该书是翻译文章与中国人自撰的介绍性文字相混杂，且以后者的分量为大，自然算不上是一本完整的译著。鉴于此，本文所涉及的传播学译著，其时间跨度为1984至2002年。
哪些属于传播学的译著？这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出于本文的主旨，此地选择尺度为二：首先是根据译者翻译出版的意图，即是否自觉地站在“传播学”或“传播研究”的立场，并明确地把所译之书归之于传播学科。因此，那些虽然在广义上也可属于传播研究的译著（比如从哲学、社会学、新闻学、信息学、语言学、未来学角度的传播现象研究），甚至有的本身就是传播学的名著（如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由于译者是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对之翻译出版，于传播学科没有任何干系，所以被排除在本文之外。
至于一般的新闻报刊史、广告学、文化研究等，由于同样原因，不被纳入本文的传播译著范围。同时也正是因此，那些将文化与传播（或媒介）并列的译著，进入了我们考察的视野，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以及南京大学出版“学术棱镜系列”中的“媒介文化系列”。其次，虽然标明是传播学类的译著，但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信息分享、传递或大众媒介等相距太远，基本上是另一个学科的内容，将被本文剔除。比如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系列中的《表演学》、《电子影片学》，就不被包括在内。
通过译著来探究其背后的学科演变历程，不仅颇有难度而且也极具风险。因为译著的选择常伴有偶然性，译丛的组织者或翻译者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倘再把版权购买的因素考虑进去，情况的确十分复杂。况且米歇尔·福柯先生早就说过，那种寻找历史连续性的作法已不合时宜，“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历史分析现在乃至将来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就不再是弄清连续性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相反，倒是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
种不同概念，诸如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等等，成了历史分析的重要支点。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不得不谨慎从事。好在大多译著的前言或后记中，多多少少反映出译作者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追寻不致过于走样提供了一点保障。当然，尽量避免刻意做线性演绎，尽可能通过空间的展开来显示其轨迹，也是不能不注意的。
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做得尽善尽美。若用福柯的话来说，其最终得到的怕也只是一个“近似值”而已。
二、总的概况与特点
（一）数量
1993-1996居然没有一本传播学类的译著，是一个断层期，形成两头重中间轻的局面。如果以此为界，1984-2002的19年，大致也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84-1992；1997-2002。
就时间看，前一阶段长于后一阶段，可从出版数量来看，却是后者居上，远远胜过前者。恰如图表中所显示的，1984-1992的译著数为17部，高峰在1989年，共出了7部；而1997-2002则有37部，是前一阶段的2倍多，2000是其顶峰，达19部之多。
仅这一年，就超过了1984-1992的整个译著出版数。稍需注意的是，后一阶段的数量激增，与“译丛”的出现不无关系。在1997-2002期间，共出了6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1999-2000，常昌富主编，共8本）；华夏出版社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2000，刘继南主编，共12本，本文取其中9本）；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2000-200l，张一兵主编，共3本）；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2000-2002，周宪、许均主编。本文只选取与传播研究有关的其中3本）；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清华传播译丛”（2001-2002，熊澄宇主编，已出6本），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众传播精品译丛”（2001-2003，何道宽、吴予敏主编，已出两本，其中2003年出版的《媒体与民主》未选入本文）。数量与时间的分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自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译著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已呈系列规模。
（二）类别
首先看看这些译著的性质与原作者的国别。
在1984-1992期间的17部译著中，专著为12部（占70.6％），教材5部（占29.4％）。其中13部作者为美国学者，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其余四种中英国学者占其二（麦奎尔、巴特勒），另外两部分别为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和日本学者（竹内郁郎）。1997-2002的37部译著中，教材16部（占43.2％），比例远大于前一时期。
不过译著的来源倒是与上一阶段一样，来自美国的著作同样占据四分之三强，在不足四分之一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著作中，加拿大学者占三席（莫斯可、麦克卢汉父子），英国和法国学者各占其二（英国为阿泊克龙比、史蒂文森；法国为弗朗索瓦丝·勒莫和阿芒·马特拉），还有一个则为日本学者（桂敬一）。
继而是考察译著所涉及的内容。按照通常所谓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的学科分类，我们发现，有关大众传播的译著占绝对优势，在1984-1992阶段超过总数的一半，1997-2002期间则为总译著的45.9％。人际传播类共为4部（专著与教材各为一半），却都是在第一个阶段出现。在1997-2002年间，除了《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算是勉强和人际传播扯上关系外，再也找不出另外一本。组织传播方面的译著恰好相反，都是在2000年问世。一是美国学者凯瑟琳·米勒的《组织传播》（华夏出版社），另一本同样出自于美国学者之手，即丹尼斯·K.姆贝的《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至于前一阶段，组织传播的内容则是形迹全无。
还有一些无法归进这三类的，我们称为“通论”。这部分的数量也是不小，其中1984-1992期间占17.6％，而1997-2002则占总数的45.9％。
考虑到“通论”的旨意不清，同时本文对大众传播类书籍的界定也比较宽，所以就特别制作了表5，专门就这两部分译著的内容作进一步细分，以了解其大概的面目。
通过表5我们即可发现，属于传播学一般知识类读物的译著，诸如冠之以“概论”、“通论”、“诸论”、“理论”等等名称的，在1984-1992阶段为6种，占该时期所有书目的1/3强，这其中的2/3是教材。到了1997-2002期间，此类书只有两本，只占总数的5％。而这两本书中，《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塞弗林等著）其实早在1985年就。
有译本（陈韵昭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华夏出版社译版（郭镇之译）是该书最新版（1997年版）的再译。惟有小约翰的《传播理论》，算是这时期全新引进的概论式教材。此外，在我们上述列出的13项类别中，其中“媒介伦理、传播法”、“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传播学史”、“新媒介”、“媒介效果研究”、“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七类，在1984-1992阶段均未曾见，全是在1997-2002时期才初露头角。而且纵观这两个阶段，尤为注目的是1997-2002年新媒介与媒介思想方面的译著数量猛增，总共达13部之多，占这一阶段译著总数（37部）的35.1％，成为一大热点。
三、译著主要游走线路之追寻
既是“主要线路”，当然不打算面面俱到，不仅只能抓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而且在叙述中也必然是择其要者。
就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译著——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看，有两点很是引人注目。首先是对施拉姆身份的认定。该书的译者前言中特别提到，施拉姆“被誉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次，是对书名的翻译。此书的英文名字是“Men，Women，Messages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这与施拉姆本人的写作意图“论述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是相一致的。可是中文译名的五个字中，一个“学”，一个“概论”，就轻而易举地使人感到，这是一本有关学科基础知识的介绍。且不提这与施拉姆本人的想法是否吻合，倒是充分反映出译者当时的理解：“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本书按原著全文译出，以便读者对西方传播学有完整的了解和进行分析研究，仅略去各章后面所附思考题及英文参考书目。”（见该书“译者前言”）按理说，参考书目对于完整了解，尤其是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把不该略去的去掉，这一小小的举动不经意中透露出译者对此书的认识及翻译意图：第一，以为该书的面貌基本就是所谓传播学的轮廓；第二，虽也提到分析研究，其实是为“了解”。
反映学科轮廓，同样是1985年之所以选择翻译赛弗林、坦卡特所著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一书之目的。译者觉得“开始向读者介绍这门学科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一本入门的书，它应该能为读者概括介绍一下传播学的建立过程及其主要研究成果。这会比一本由学者权威撰写的专著更便于读者了解这门学科的轮廓。”（见该书“译者的话”）“学”、“轮廓”——这样的开端，大致为1984-1992阶段的译著定了基调。因此，注重教材，着眼于那些知识性内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书，成为这时期的一个基本特色。
可是同中也有异。1987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至少有两个方面显示了其在译著中的地位。首先是该书第一次把“大众传播”与其他的传播类型做了区分。这绝非无意识的标新立异。恰恰相反，《大众传播模式论》译者明确地告诉读者，“传播学研究的是社会的传播现象。就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而言，这一现象已被划分为人的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四大领域。”由于现代大众媒介的发展和影响，“大众传播也就成为当代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成为人们破解社会传播秘密的一个主要途径”，“本书即是以大众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见该书“译者的话”）。其次，这是第一本翻译进来的不是由美国学者所写之书。尽管还看不出这一点对后来的中国有多大的影响，但也足以说明国人的眼界已超出了美国之外。随之，德弗勒等著的《大众传播学通论》、《大众传播学诸论》相继问世，原来似乎是一统的传播学科有了内部划分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