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镇之、吴玫
新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
移动电话在英国被称为mobilephone，在美国是cellphone，在中国则被称为手机。固定电话（此后简称固话或电话）是家庭和单位的公共用品；而手机则代表着个人的身份，因此，手机交流带有与固话不同的特征。
手机是由摩托罗拉的工程师们于1973年发明的。第一代美国模拟式移动电话（1G）于1979年试验生产，1983年进入商业运营。20世纪90年代早期，数字移动电话在欧洲和北美出现，逐步增加了接收数据的功能。在东北亚，日本和韩国借助生产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媒体信息的3G手机，也加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国不是信息传播技术（ICT）发明的先行者，却是最大的手机市场。据官方统计，2007年年底，中国有5.47亿人使用手机，每百人平均41.6部手机，有3.65亿固定电话用户，每百人平均27.8部固定电话。2007年是移动电话用户增长最多的一年。同时也是固话用户自196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年度（2007年10月时统计尚有3.71亿固话用户）。中国的手机使用者早已超过了美国的全部人口。
移动电话与后发展国家：合并的现代化？
中国手机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根据《经济学家》的一份报告，手机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成倍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的社会，电话覆盖率每增加一成，就会带来0.6％的GDP增长。手机作为联络工具的优势和作为个人消费品的魅力都使它在发展中世界比固话和互联网对当代人际交流产生更大的冲击。
中国手机现象与发达国家极不一样——它的商业性发展进程几乎与固话同步；在许多地区，手机使用甚至早于固话网的铺设。然而在西方社会，普遍的电话服务早于上个世纪70年代便实现了。例如在美国，早在近百年前的1909年，电话入户率便达25％，到1942年达到40％，1950年达到62％，80和90年代一直保持在93％（Fischer1992）。与此相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全国只有30万部电话机（入户率0.05％）。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电话机也只有214万部（入户率0.43％）。到2003年底，中国电话入户率达到56％，但即便如此，也只达到美国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水平。
对发展中国家不同于西方的传播发展现象，国内学者陈卫星提出了“第二次工业化”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全球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这些国家错失了以蒸汽机、电器、电报和电话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化的时机，失去了崛起和建立工业化国家的机会。现在，在“第二次工业化”阶段，移动通信工具、互联网、个人电脑等新的媒介技术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引进第三世界，被采用和扩散。于是，新媒介技术在第三世界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效果就与发达国家不一样。不管“第二次工业化”这种概括是否准确，至少它指出了媒介发明及其社会发展在中国和在西方具有明显区别的事实。我们认为，移动通信和其他科技发明在西方早已建立和成熟的通讯系统中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而在手机之前基本没有普及电话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引起的是雪崩一样的革命性反应。或许可以说，在发达国家，作为通讯技术关键发明物的电话紧密地与工业化、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而移动电话则与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几乎同步被引进和扩散，手机甚至领先于固话。这种同步性为一个新的社会技术环境的出现（既是工业化，又是信息化）作出了贡献，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经验的社会含义。
在移动通信与固定电话同步发展甚至后来居上的发展中国家，要检验手机的社会作用，还缺少概念架构，难以全面检验嵌入到工业和后工业成分并存的社会的此种技术现象，研究常常陷于西方化的纯政治或者偏文化的思路。例如，手机常被视为促成谈判的工具，从而推动了政治动员或者政治抵抗，移动通信被认为主要促成了弱势人群的接触、信息交流和社会网络化，这固然不错；但手机成就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作用则明显被忽略。
另一方面，移动通信也被认为是文化紧张关系的象征，这些紧张关系包括传统和现代、乡村价值和都市规范、地方情谊和外部侵犯、社区和谐与移民离散、家庭亲情和虚拟网络、个人主义和全球化如此等等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方面的国际研究揭示出许多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国内，对手机的主流话语是由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产业化”思路垄断的。手机被吹捧为进步、人类生活改善和社会前进的象征，它在中国的迅速扩张被欢呼为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崛起的标志。而另一方面，非主流的观点则怀疑这些乌托邦式的宣称，并试图从塑造社会的角度评价手机在改变社会价值方面产生的冲击作用。其中一种结构化的观点是杨伯溆的研究成果。与陈卫星相似，他认为电话是与社会从社区到社会网络的变迁相伴的，是一种工业化的过程；而手机伴随着时间-全球化的变迁，从社会网络变为BarryWellman所谓的“联网化个人主义”。杨列举了两个产生固定电话社会需求的关键条件：一个是市场经济：它需要有关市场、产品、服务和价格的大量信息；另一个是劳工群：它需要可维持公司任何时间都可进行生产和销售的劳动力数量。这两个社会条件都刺激了社会对电话传播的需求。
前一个需求是用于企业信息交换的；后一个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支持个人情感的社会网络。于是，电话成为工业化过程“不可替代”的用具。杨还进一步论述了全球化带给网络化个人主义兴起的条件，为此手机受到“欢迎”。本文试图考察手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意义。手机在中国与在西方不同，它首先是一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现象。我们将手机作为电信演化进程的一个阶段，首先考察电话的历史发展。
从前工业时代到移动通信：电话发展的“大跃进”电话在中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进入过程，长达100余年。这段演进过程反映了国家充满危机和挑战的现代化历史。电话于19世纪末期由一家丹麦电信公司引进中国。1882年，大北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电话交换所，当时只有20家用户。
其后60多年，电话局限于都市，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由外国技术垄断着。20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都市的扩大，电话网和电话服务缓慢地在中国扩展，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全国城市只有311681个用户。
最初新中国转向苏联寻求电信技术，但在1960年后，由于两国失和，电信发展的步伐被打断了。在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非市场社会里，政府将电信技术及其服务主要视为行政性的用途，于是电话只限于官员和单位使用。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期，在改革前的30年时间里，电话的发展极其缓慢。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只有近2百万用户，占全国总户数（1980年约2亿户）的1％。其后，由于实行改革政策，并从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用外资购买电信技术用于基础设施，中国电话容量迅速扩大，电话机数量大幅度增长，从1978年的192.5万部到1999年的10871.6万部，已经过亿，再到新世纪的持续增长，2006年已有3.68亿部，每百人平均28.1部，这是近年来最高的数字了。
手机是后来者，但它的发展比固话还快。手机1987年在中国出现，当时只有3200个用户，砖头式的机器被称为“大哥大”。在90年代和新的世纪，手机的发展突飞猛进，从1990年的18000户到1999年的4300万和2002年的2.07亿。随着数字技术在国际手机市场上取代了模拟技术，信息产业部宣布于2001年7月1日起停止生产和销售模拟式手机，2002年1月1日起停用模拟网络。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当年年底，中国手机用户第一次超过了固话用户（2.69亿比2.63亿）。中国手机行业搭上了全球数字化的快车，手机的时代开始了。关于手机和固话发展的历史（1978-2005）详见图1。手机的使用与传统的固话既相似，又不同。它的主要优势在于便携，可以在移动中互动交流。与西方普遍家庭设施的固话地位不同，在人手一部手机的中国年轻人家庭中，固话可有可无。固话进入家庭的速度原来就低于电视，现在又在与手机的竞争中居于下风。
在中国，手机与互联网联手发展，甚至成为互联网的救星。2003年2月1日，当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降落失事时，手机订户是最先通过短信得知消息的。这一消息由新浪网站在事件发生16分钟后于22：32发布。90年代后期，在波及全球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是中国手机用户以订阅短信、下载彩铃等方式挽救了摇摇欲坠的中国互联网门户网站。在几年的时间里，下载手机彩铃都是许多互联网站最大的一笔收入。手机账户被用来付网上费用，减少了许多人对网络安全的顾虑。
手机的“现代化”作用
手机为自己，也为互联网带来了“大跃进”，这种情况发生在独特的中国环境中。
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了朝向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新长征。曾一度是尊贵身份象征的第一代手机（大哥大）短短几年内就销声匿迹，各种更轻巧、更便宜、更时髦的手机出现在路边的行人、公共交通的乘客手上，变得无处不在。
在转型中的中国，手机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首先，它是最方便的交流工具，除了私人通话和通信之外，它现在也广泛地用于大众传播：散布不管是有益的消息还是有害的谣言。它还用于地方政府的公告，包括节日的祝福、天气的变化、计算机病毒和灾害的预警。所以，在中国，手机也被普遍地称为“第五媒体”。
手机带来了利润丰厚的“拇指经济”，被认为是信息经济的又一棵摇钱树。最明显的资源是短信服务。与昂贵的手机通话费（每分钟4角或者6角，加上某些手机每月50元的频道占用费和异地漫游费）相比，每条1角的手机短信收费确实价廉物美。于是短信变为一些手机用户的首选功能，尤其是手机的最大用户群体——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他们资金较少而技巧最为娴熟。短信是移动电话服务商最重要的财源。
在2006年，全国发送了4296.7亿条短信，比前一年增长了41.0％。而仅仅在2007年3月，就发送了1826亿条，比2006年12月增长38.1％，这还不是在年节月份。在传统或者当代的节假日，如春节、中秋节，祝贺短信为电信两大寡头经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带来如此之多的利润，令人难以想象。在2007年的春节，仅在除夕到初六的7天时间里，中国人就发出了152亿条节日短信，至少为短信服务商带来。
15.2亿元的收入。在这个新的阶段，城市里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大学生是新型手机用途最大的粉丝群体，他们在创造拇指文化。不管用得多，用得少，民工把拥有手机看作成功的象征。
甚至连小学生也配备了手机，以便让他们的父母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
随着手机功能的多样化，有人预言，手机将成为新传播技术的核心，成为替代个人电脑、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机的多媒体一体机。这样一个模样小巧而功能巨大的新“掌中宝”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手机在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文化含义？
这是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话题。
手机隐喻：手机使用的社会意义
移动电话在西方社会起到的是“后工业”、“后现代”的作用。检验西方移动通讯的学术研究大多采取传播技术社会结构化的范式，强调媒介对争议话题进行系列谈判的作用和作为博弈场域的现象，这些对后现代社会极其重要的争议话题包括维系社会生活、再创造文化表现（例如自我认同，微观社会群体，权力、抵抗、动员）等等。同时，手机日益成为每日生活无所不在的一部分，在社会互动、改变人们管理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和强化个人身份的活动中起着日益精巧的作用。手机在中国风行的时间还很短暂。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发生急剧社会转型的时期。按照杨伯溆的观点，产生固定电话社会需求的关键条件一个是市场经济的信息需求，另一个是自由劳工群组成的社会网络，因而电话是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工具。而手机作为全球化时代网络化个人主义兴起的表现，则似乎是“后现代”的。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的手机产生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陈卫星所谓的“第二次工业化”）进程中，因而同时具有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表征。
手机使用：现代？后现代？
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的工业化、都市化等“现代化”浪潮中，手机在诸多传媒中居于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