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在微观层次上则尽量贴近人，贴近人的个性化生存和情绪心理，以少胜多。比如《道化武当》一集，除了宏观而全面地展示了道家圣地的武当山的地理特征，建筑布局，整体把握它的磅礴走势，而太子洞中一位贾道士的出现，则个性化地点出了武当道家人的精气神韵。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现在每日与蜜蜂为伴，与蜜蜂共用一个碗柜。他说它们是他的邻居，是他的朋友。“它们自己找我的碗柜安家，很自然。我每天看着周围这些山峰，这些树木，我觉得跟万物结合到一起去了。”
他对自己这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很满意。第十五集《告别家园》，十六集《他乡故乡》是反映关于三峡移民的。如果说三峡大坝是一项伟大的、看得见的建设工程，那么三峡移民则是一个伟大的、看不见的，有关人情、民心的人性化工程。它牵动着千万三峡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未来命运的艰辛莫测。离井别乡，远走他乡，牺牲的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虽然国家有政策照顾和补偿，但那种情感和乡恋是什么也难以补偿的。然而为了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三峡人毅然挥泪拜别长江。影片记录一位家门正对着瞿塘峡口，十五岁就在江上行船，现在已是48岁的老船长冉应福。
他对长江的情感难以割舍，他矛盾、痛苦，几次想争取就地迁移，不要离开长江，不要离开他一抬头就能见到的瞿塘峡口，但还是必须全家出走，移民安徽。从祖辈到他，碰上了两次大移民，最后他像祖辈那样决定迁移，相信自己到哪儿都能落地生根。他的儿子在离开之前，细心地画了两幅瞿塘峡和巫峡的画，想永远留住对家乡的记忆。冉应福在临别家乡时，深情地对着大江喊出了六个字“舍小家，顾大家”。他还大声地说出了他准备贴在安徽新家的一副对联，“满清兵乱填山川，中华建设移平原”，横批是“反正爱国”。说实在的，这部影片采用同期声是较为吝啬的，但三峡移民冉应福的声音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将随着影片长久地回荡在三峡的山川之间。又如第30集《时速上海》表现大上海的变迁，抓住了一对老夫妻半个世纪的账本，并记录了他们真情的叙述。1957年当他们还是刚成家的小夫妻，由于经济窘迫，必须精打细算，于是就开始记账。每月工资收入，卖点废品的收入。每天开支，连5分钱一支的冰棍都记下来，久而久之，记账成了习惯。到了48年之后，账本居然升华成了历史，成了收藏到上海档案馆的文物，成了上海市民生活变迁的见证。
《再说长江》的编辑方式上也有了一种别样的风格，思路跳跃，纵向历史，横向地域，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拘一格。20多年前的《话说长江》，章回体环环相扣，叙事慢条斯理，而《再说长江》的叙事却自由得多。比如讲到三星堆的青铜岁月，影像会一下子跳到下游的河姆渡、黄河边上的殷墟；谈天生赤水的酒，纵横捭阖，古今中外都涉及；还有意象式的真实再现，有的集里从现代建筑，到出土文物，一同对接。《庐山说“庐”》从庐山党的会议跳到当年的赛珍珠，只要说“庐”便成。我也说不清它是优点还是缺点，但我想这是由于做这两个节目的是两代人，两代人不同的技术环境和叙事观念，自然会有所不同。《话说长江》那时代的编导及老百姓家中连电话都没有，而现在的这一批年青编导和新的一代人每天离不开手机、电脑。手机短信、网络语言就打破了以往的一些语言规则。新的技术和交流方式肯定对这一代的编导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而且他们也一定考虑到了新一代观众的“链接”能力。他们也许认为时空的跳跃，散点式的叙述不会成为太大问题，倒反而有一种现代风格。
新一代编导们还充分地利用了“比较”优势。他们有20多年前《话说长江》的丰富的影像资源，不时地与今天的现实交叉对比。同屏影像对比、数字统计图表对比等手段，时代变迁一目了然，比如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上海的人民广场、江村今昔变迁、古镇旧貌新颜。形象的对比，时空的并列，大大增强了影片说服力和视觉震撼力。据说为了加强人物的命运感，编导们还从20多年前的《话说长江》的影像中找出上百个人物的特写镜头，下工夫去追寻这些人物现在的境况，像20多年前在重庆第一座跨江大桥上跑步的李曦就是这样找到的。人物的这种年轮对比就很有沧桑感。这也是这部系列片的价值所在。
可能是由于影片追求的是一种清丽的风格，或者是出于对外宣传的考虑，影片对长江母亲河的忧患意识是用较为含蓄的正面表达方式，是用新观念的呈现去反省旧日的亏欠。比如在《水映三千峰》谈湖南张家界那一集中，介绍了一位远近闻名会唱猴歌的猴王吴玉才。他从小生活在张家界的大山里，祖上六代人都以捕猴打猎为生。他从祖辈那儿学会了与猴对话，会唱猴歌，为的是诱捕到猴子。他说甚至到了农业合作社时期，他还干完活就上山捕猴，大的一只卖8块钱，小的卖5块钱。到了80年代后，张家界成了国家森林公园，吴玉才停止了捕猎，转而成为公园管理员，保护猴群。
他现在仍然唱猴歌，但为的是呼唤进入深山的猴群回来进食。张家界的金鞭溪一带原来是穷山恶水，47年前，30多岁的刘开林来到张家界植树。他与90多名职工一起封山育林5 300公顷，使张家界的森林覆盖率从原来的20％提高到现在的90％，使张家界变得郁郁葱葱。上海的崇明岛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崇明岛是长江的产儿，是江沙冲积成的岛屿。1959年为了解决上海人的吃粮问题，动员了10万人到岛上围垦造田、建立村落。但是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他们主动地停止了围垦的脚步，开始保护湿地，为野生动物留下栖息生存的环境，并联合附近新生的岛屿，植树造林，以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为其方向。这种观念虽然还是愿望大于实践，但开始在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子，是长江母亲河的未来有美好前景的保证。《再说长江》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呼吁中华儿女保护中华文明，保护母亲河。
当然，从《话说长江》到《再说长江》都有较强的宣传意识，是以主流媒体的“正说”姿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建设成就作正面的歌颂和展示。影片中对长江古文化的浓墨重彩的影像叙述，对长江在发展过程中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的赞扬，及如何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与和谐的生存环境的重视都将激励中国人努力奋进，看这样的影片让人振奋，让人自豪。“宣传”不是贬词，只要是实事求是、不浮夸、不故作姿态，真实、真诚地宣传我们的文化和成就，正面宣传中国人的自立自强、改革创新的成就，就是影片的成功。现在的屏幕上娱乐声浪高涨、逸闻趣事纷呈，这时多些正气之歌，多些文化底蕴深厚的节目是必要的。
要看到《再说长江》与《话说长江》创作的环境氛围也有很大的不同了，《再说长江》必须在社会、市场、对外宣传等多方面需求中寻找契合点，在作品、商品、宣传品之间寻找平衡点，是现代电视人的难为之处。《话说长江》播出时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做到万人空巷、观众来信如雪片飞来、40％的收视率相对容易，而现在多少频道在播出，多少不同的节目在制作，《再说长江》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并受到好评已经十分不易，而且通过网络，通过VCD、DVD还会有更多人欣赏到它。这样的节目不管它还有什么不足或表现不到之处，它都是有内涵的、有生命力的，我祝贺它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