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
中国在20世纪末期加入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中国历史主动与西方现代性接轨的标志性行为。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更是中国努力接近现代世界的中心、摆脱边缘地位的象征性举动。这个象征行为的意义如此巨大，乃至中国倾全国之力，办出了一届美丽、便捷、高效、平安，让各方都满意的奥运会。作为奥运会最重要的奇观，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其华美、壮观、构思奇巧和高科技得到了全球媒体的惊叹和热评，并在世界各国的电视转播中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北京奥组委选择张艺谋作为开幕式总导演，是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从组织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来看——有国际知名度、能够驾驭大型景观和表演、能够提供具有轰动效应的创意、能够高质量地实施创意、有大局意识而不会越轨——张艺谋几乎是中国内地艺术家中的唯一选择。从艺术电影到商业大片，从舞台剧到广场表演，张艺谋作品的文化史就是一部奇观与奇观媒介不断精进的历史。而其早期影片屡获国际大奖却不断在国内遭禁，到今天在商业和主旋律电影与表演中大获成功，又可以书写一部中国艺术现代主义和官方现代主义由分裂到合谋的社会史。因此，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浓缩了多重的历史叙事，它是制作者个人作品的文化史、中国奇观美学演进史、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中国与西方现代性接触史的有机融合。对开幕式文本的征候式解读，能够帮助我们切入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相交进程的复杂景观。
开幕式场面之宏大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在中国这样一个善于调用群体美学的国家，开幕式出现大规模的群体表演并不出人意料，但其表演人数之多、表演协调难度之大、表演调度之顺畅，还是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果。在此之上，开幕式团队还动用了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让复杂的机器和如沙般的人群精妙配合、整齐划一，演出了一幕幕或壮丽华美、或温柔婉约的景观。张艺谋对媒体说，正是人和机器这1＋1的效果，使西方人感到叹为观止。
张艺谋将此解释为东方文化（集体主义）与西方文化（技术主义）叠加所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效果。但如果将人与机器的辨证放到西方现代主义话语的谱系中，我们会发现，技术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立正是西方现代性贯穿始终的内在矛盾和核心话语。如果我们跳出空间上的“他性”（东方VS西方）框架，从现代性本身的历史深处去寻找，就会发现人对机器的模仿和臣服——在多媒体的广场表演中，人的活动要如机器般精确，并且只能调整自身去服从机器的要求——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美学膜拜，正是早期艺术现代主义的重要主题。这种宏大美学的现代主义在特定的时空还曾经辅助了一种极端的政治现代主义——法西斯主义。这是西方社会至今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促使西方知识分子严厉反思美学与政治现代性话语的重要原因。因此，与其说西方媒体对中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颇有微词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不如说是像张艺谋这样的中国艺术家误读了自身所承继的文化传统：他把群众运动解释成中国文化使然，却忘记了中国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进行一场现代主义的社会实验——社会主义运动——而至今这个过程仍未结束。
除了技术景观上的叹为观止，开幕式还在调用中国符号、图解中国文化方面做到了雅俗共赏，中国元素的调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对所再现文化的立场不同。早期艺术电影站在现代性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批判，而开幕式是对中国文化毫无保留的赞美和推崇。二是传播的对象不同。早期电影以西方知识分子和影评家为主要观众，中国文化被表现为女性化的和受虐的，奥运会开幕式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延续了张艺谋在《英雄》等商业大片中的做法，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形象多了些男性化和进攻性，这是因为它们的预设受众首先是中国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三是表达形式有抽象与直观之别。开幕式则完全避开了抽象与隐喻，诉诸于直观。
儒家文化由三千弟子诵读《论语》来表现，四大发明全都通过或立体或影像的方式直接摆放在观众面前，表现海上丝绸之路就将一艘大船开进了体育场中央。在色彩的使用上，张艺谋也进行了成功的调和，既没有精英现代主义所欣赏的或简洁朴素或极端夸张，也没有商业多媒体表演的混乱和艳俗，而是营造出了一个既热闹又照顾小资品味的偏冷色调的多媒体奇观。最后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媒介环境的区别。到了20世纪末，电影早已退去了它发明初期的光晕，成为一种普通的、大众化的媒介，虽然人们还在不断地谈论电影的“魅力”，但大众早已经可以冷静、理性地对所观看的影片品头论足，而不是被影片的魔力所“击倒”，丧失判断能力。尤其是以制造距离、阻断叙事为形式追求的艺术电影，更加无法也无意追求观众“沉迷”的效果。而多媒体的广场表演是当代奇观美学的综合表达和最高形式，观众不仅仅被置于复杂和大型技术的直接冲击之下，而且还身处一个成千上万人组成的气场之中，从视觉、听觉到嗅觉、触觉，现场观众的感观被全面俘获，没有留下一点撤身远观或反思的缝隙。
不仅如此，观众还通过自身的痴迷影响了其他观众，或通过电视转播成为奇观的一部分，冲击着电视观众的视觉神经。观看者不仅观看奇观，其本身也构成和生产奇观，这几乎就是德波所谓无所逃遁的奇观社会的现实版本。所幸的是这种奇观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开幕式的三个多小时和“鸟巢”的空间就是它的边界，更多的人是通过电视转播观看开幕式的，而现场的观众也迟早要离开那个“魔幻空间”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于是，对开幕式的解读就会出现更加丰富的、语境化的、批判性的版本。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演出实际上是一个结构上有缺陷的作品。它的上篇宏大、具体、直观，而下篇松散、抽象，对现代中国和奥林匹克理念的表现只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并且重复使用某些通行的煽情手法，比如对儿童的使用多到了矫揉造作的程度，但这些都不妨碍舆论对开幕式的赞赏大过批评。这正是奇观美学和媒体仪式的力量。奥运会有一套固定的典仪——运动员入场、升奥林匹克旗帜、唱会歌、运动员宣誓、点火等——这些是主办国不能修改的。仪式使全球媒体和观众以崇敬、庄重的心情聚集在一起，庆祝和重温仪式所承载的共同信念。媒体也暂时放弃“客观”、“冷静”的职业习惯，作为“我们”的一员邀请观众一起参与盛会。而奇观所造成的震撼和辐射作用使得观众与整个表演融为一体，无法将其作为一个文艺作品来看待和品评，事后也会忘记开幕式的大部分细节，仅仅留住一些强烈的感觉。
张艺谋在阐述奥运会开幕式时还提到一个细节，在击缶和活字表演后演员亮相用随意向观众挥手的方式谢幕，是“老外”的主意。西方知识分子已经能够意识到由整齐划一的群众所组成的奇观与令人不快的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希望用微观的、个体的、体现人的在场的符号，来平衡和消解威权主义的表征体系。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对奇观追问的结束，我们还应该继续考察和质疑由高科技所支撑的其他媒体奇观和现代仪式与现代生活中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思考如何使奇观为那些进步的、积极的人类理想服务，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与世界和平，国庆典礼与公民认同，节日庆典与多元文化……如果奇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我们能够做的是时刻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让它为民主的社会实践服务，而不是成为维持现状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