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未尽思考(5)

怪国内电视台的各个部门吗？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现行体制的必然，既然是事业单位体制，那就需要各个部门的报告和考察从最基本的单位和人员逐级上报，所以每个部门都要有人参加；既然不是经营体制，就没有人在乎这些成本。

在经营凤凰卫视的人们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电视体制出去的，一样的人员在不一样的体制下做出了不一样的事情，由此可以见到在大陆做电视的人员在合适的体制下也是可以做出合适的事情的。

在中国，同样的电视节目类型在不同的电视台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往往是在事业体制比较薄弱的电视机构可以得到比较明显的成功。在2005年，有的媒体评选出来的十大关键词中，“超级女声”名列榜首。其实这个节目的成功是必然的，它完全抄袭了美国节目“美国偶像”的方式，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社会，“美国偶像”能够成功就说明了它是市场需要的。在之后的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上，李宇春成了封面人物，杂志对她的描述并不是“超级女声”，而是“中国偶像”。

但是抄袭是需要研究和勇气的。中央电视台同期的“梦想中国”也避免不了抄袭的痕迹，但是他们却在尽量不给观众以抄袭的感觉，似乎这完全是一个独创的节目。结果观众反而觉得是在抄袭湖南电视台，又没有了湖南电视台那种敢于煽情的勇气。

在中国的所有阶层其实都在谈论电视的改革，同样都赞成改革。但是已经有四五年过去了，谁看到了真正的电视改革和改革了的电视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三个不同层面的不同考虑以及从这种不同考虑得出的不同结论，而且这不同的结论却得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不着急，慢慢来：

第一个层面是最高层面，即决定层。

如果可以做一个部长调查，我敢猜测会有一半以上的部长级领导会认为电视体制是应该也可以改革的。但是假如真的让他们主管这个行业，就可能全部采取观望态度。我认为国家高层还没有做好改革电视的准备，还不十分清楚电视如果改革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现在电视毕竟不像传统的产业那么属性清晰，也不像一些领域那么急迫。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当然会小心谨慎了。

经常有些人对我说：体育电视是改革最合适的领域，其中不少人的职务相当高。不错，仅从操作层面上看的确比较容易，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有意地准备着进行改革的操作，而且五年前我固执地认为完全应该马上开始。但是我现在反倒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我只是从体育层面看这种要求，但是从大的方面看，体育电视首先是电视，然后才是体育，体育在国家体育总局是一个主语，而在电视这里却只是一个定语。体育电视的改革并不是在改革体育，而是在改革电视。

改革电视就是要考虑中央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手段。尽管这些年电视终于成为“产业”了，但它是一个不同的产业，是一种可以影响消费者行为观念的产品。在中国这么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大国，从上到下要摆脱这种影响可不是像激进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家说的那么容易。

我1992年在台湾地区观察过民意代表的选举，我不得不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家，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是很容易变成闹剧的。一个新当选的民意代表在高兴地喝了一瓶人头马之后给我讲了他竞选的故事：他的选举团队召集来那个地区的全部保甲长，让这些地方小官一户户地做工作，每张票给两百台币，当时价值八美元。我问他，如果这些人拿了钱又不投他的票怎么办？他挥挥手，自信地说：不会！每个保甲长的上衣内面都贴着一张妈祖像，拿钱的人都要向妈祖发誓！

媒体的开放是西方式民主的标志，但是在还没有建成一个民主标准的发展中大国，这种开放是很危险的。台湾和大陆相比较发达得要早，当年也号称是亚洲“四虎”还是“四龙”之一吧？但是那里的发展是被动的来料加工式：廉价劳力吸引来外资，大批农民成为城镇人员；城市膨胀使拥有土地的另外一些农民突然暴富，缺少平稳致富的基础和由此而来的渐进的民主要求。遗憾的是不论是如何致富及多长时间致富，人到了温饱之后就一定会要想些什么，有调查说这个界限是GDP两千美元。台湾在80年代末就是那么一种情况。由于国民党的统治腐败，在那种情况之下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不得不开放“党禁报禁”。我相信蒋经国当时认为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他或许没有想到有些东西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可以说如果当时不是那么仓促地改变而是在内部先行清理以重拾人心的话，民进党不会这么快上台，台湾局势也不会像后来的一段时间那么紧张。如果我一个做体育电视的人都可以想到这个的话，专门研究政治的人们一定会比我想得更深远。这就像下棋一样，高手要看一步棋后的几步甚至十几步的影响。

从这个层面来说，电视体制的改革是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这个全身没有人轻易肯动。

第二个层面是台长层面，即执行层。

这个层面的人经常是摇摆不定的。他们面对着几千人上万人的吃喝拉撒，十几套节目，每年几亿十几亿几十亿的广告收入压力，从这个角度上讲，广电界的体制改革他们是支持的，而且他们是改革的决策者和灵魂人物。从一些台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凡是知名度高的地方台，背后都有一位具有相当魄力和胆识的台或者是局领导。

中国是一个皇权意识相当浓厚的国度，尽管这几十年来反其道而行之，从理论上已经没有了个人的决策地位，但是事实上个人的作用反而更加不可忽视。在大多数人不想有所作为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想吃螃蟹的人，他就很容易变成领袖。而如果他又可以得到一些不受很大约束的权力时，他就会成就一番事业，创出一番天地，建立一个王国。

但是，又是一个但是，正由于在这些人之前没有这么一种成功，所以这些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进行着破坏，对传统的破坏。而这些破坏有些是必须的，有些又是创造者的自身局限所致，这就形成了伤害和过失。在这些成功者成功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啊！这些成功原来如此容易，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而这些在过程之中造成的伤害和过失在他们成功之后则会显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在这些创造者失去权力之后（谁可以永远在顶峰之上呢？）他的成功很可能因为这些过失而被推翻。

在台长这个层面上的人大多是在风雨中十几年几十年的政治性人物，这些事实没有人不明白。这其实也是很难看到有很多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有大的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相当部分的人并不希望看到必须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过渡的命令，因为企业是以利润为第一目标的，而这些人可以做很好的领导，却做不成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第三个层面是部门主任层面，即操作层。

这些人员在部队就是团长一类的位置，他们是前线指挥，对于战役的需要了解得比上级清楚，对于己方的弊端也有切肤之痛。他们是最需要改革的，然而他们也最深刻地感觉到改革的艰难。

以中央电视台的发展为例吧，最有名的变化应该是1994年出现的《东方时空》，由它派生出来的《焦点访谈》至今都是最最名牌栏目。观众只是看到它对于社会的针砭，而对于电视同业来说它最成功的地方是突破了当年电视台国家分配名额的限制，在社会上笼络了一批精英人士。电视节目是人做的，做电视的人员素质决定了这个栏目、这个频道以及这个台的质量。这么一个浅显易见的道理至今却还没有被相当多的领导层接受。《东方时空》的改革现实同样又说明了这么一个残酷的实际：在十多年之后，当年就不合理的对于人才的限制和蔑视至今还存在，而且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使得这种蔑视更加严重了。在十多年前，那些做节目的人员是为了热情，为了实现由于改革而带来的梦想。在今天，大多数电视制作者的梦想没有了，有的是更加实际的饭碗需要。所以节目由于技术的改进、财政的改进变得娴熟了，然而大多数节目和栏目则失去了内在的热情，这种制作者的热情是可以感染观众的。

当年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一部分栏目的广告收入作为制作费用，而用这些额外的费用可以从电视台之外招聘一些有水平有能力的人。和国有企业的承包是不一样的，但是本质上差不多，都是试图多劳多得，能者多劳；也同样具有承包的弊病，即短期行为，只是将问题后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假如在90年代后期《东方时空》如日中天的时候顺势而动，将这个栏目的做法用条例或法律规定下来，将其彻底变成单独的企业制作公司，中国电视的体制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但这只是书生之见，在现行的体制下是不可以做到的。首先在事业体制中，将栏目广告费用直接用于节目是违规的，《东方时空》当年就受到了多次检查，结果都是不合规矩，如果现在还是使用那样的方法，国家审计局的审计报告上恐怕也会有这个著名栏目了。其次就像企业承包一样，当年的改革并没有一个成本标准和概念，拿到的经费一定要花出去，所以尽管有的节目非常出色，但是成本高昂。而花钱是不用学的，现在如果再将这些栏目和人员公司化了，大多数的下场会是破产。再者由于当年的体制改革处于真空地带，创造者的欲望很大，热情很高，成功带来的权利也大。一些制片人当时建功立业，基本上成为了无人监管的山大王。权利失去监督必然产生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使得决策者对于改革产生疑问和犹豫。全国电视体制在总体上这十年没有一个大的变化，以上的犹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结论：中国电视体制虽然应该改变，而且这个改变将对中国的体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从所有方面都还没有存在一个改变的环境。真正的改变只有从国家决策者那里开始，要使得在体育和电视之外的更高决策层认识到必须得做点什么让中国的球迷们满意。

但是由于体育本身还并没有想把自己做大，怎么能让这些决策者们重视自己呢？

所以，中国体育和中国电视体制的改革，我认为将是我国市场化的最后两个领域，我衷心地希望可以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面看到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