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庆
20世纪初叶，内乱频仍，外患不息，政治混乱，经济萧条，社会无序，个人命运难以把握。恶劣的现实环境和消极的“知命主义”是束缚人们身心的两道枷锁，严重制约着个人价值的实现。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既受中国传统的刚健不息思想影响，又经近代西方注重自我观念的洗礼，他们主张不为环境所屈，不受命运拘牵，以一种乐观进取的态度，积极作为，努力创造。这样的一种价值实现观，对于引导国民更新价值观念，重塑精神世界，超拔自我，复兴国家，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人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抗争
长期以来，“知命主义”或曰宿命论锢蔽着国人的精神世界，以致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久而久之，生活日趋贫乏，价值渐次失落，而二十世纪初叶，国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在此情况下，如果人们安于现状，停止抗争，个人价值就无从实现，国家民族就永无希望。有鉴于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强调，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价值的人，既不能坐等命运的改善，更不能听凭环境的挤压，而应愈挫愈奋，完善自我。只有通过改变命运和境遇的不懈努力，才能使个人价值得以实现和提升。无论是激进的新文化派知识分子，还是温和的文化保守派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抗争和奋斗的重要性。
梁启超在其所作的《孔子》中批评了孔子的“知命主义”，希望藉此唤起国人的进取意识，不要一味顺应，而应积极改变。他认为，孔子太过信奉“自然法”，相信“天行力”是绝对不可抗拒的，不是鼓励人们矫正、驾驭和征服自然，而是引导人们去顺应自然。在梁启超看来，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正确态度是：“一面应该顺应它，一面应该驾驭它。非顺应不能自存，非驾驭不能创造。中国受了知命主义的感化，顺应的本能极发达。所以数千年来经许多灾难，民族依然保存，文明依然不坠，这是善于顺应的好处。但过于重视天行，不敢反抗，创造力自然衰弱，所以虽能保存，却不能向上，这是中华民族一种大缺点，不能不说是受知命主义的影响。所以墨子非命，实含精义。”就是说，“知命主义”的负面影响是使人安于现状，一味顺应，不敢反抗，不思改变，久而久之，民族的再生活力愈益衰弱。
为了使人们走出“知命主义”的阴影，梁启超通过改造佛家的业报论，提出了催人奋进的“造命”说，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外在环境，实现自身价值。他认为，所谓命运，实际上是由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的，所以，称之为“业报”更为贴切。“业报云者，则以自力自造之而自得之，而改造之权常在我者也。”如果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吾侪之自为私人计者，诚可以终岁偃卧不复事事，以俟泰运之来，自有彼苍为我雨金雨粟。而倘遇否运，则亦惟听其蹙我至死，而不一思抵抗。”这种消极的命定说，即便是最为愚蠢的人，也是不会完全相信的。为了证明自己“命由己造”的观点，梁启超还征引了传统经典的有关论说：“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诗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荀子曰：怨天者无志。夫天而可违，祸福而可自求，则运命之非前定也明矣，而造之立之，亦视人之有志与否而已矣。”既然命运并非前定，一切全赖人为，那么，人们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进取，努力奋斗，改变现状，成就自己。
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个人奋斗在人生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当时有人感愤于政治昏暗，心生厌世情绪，甚且认为，国已至此，何足珍爱。对此，李大钊的看法是，如果你觉得国家不甚可爱，那么，你就应当相信自我、奋进不已，努力建设一个值得深爱的国家。他晓谕国人：“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觉力，黾勉奋进，以向所志，何时得达，不遑问也。”现实的不良境遇，的确制约着人们价值目标的实现，然而，人们应该尽力摆脱宿命论的羁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义无反顾地向着理想中的价值目标前进。“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 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尚矣。”所以，作为一位称职的国民，所应采取的人生态度是：一方面认识到近世民主国家的真义，造成一个良善的国家，使之更好地造福于民；另一方面，要振作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在任何不利的情势下，都不能心灰气馁，轻言事无可为，而应满怀希望地去争取“乐利之境”。
鲁迅以文学的象征手法，对那些精神为环境所屈的人予以了无情的鞭挞。他告诫世人，现实境遇固然凄苦，但绝不能沉溺其中、逆来顺受，而应振作精神，设法改变。他曾不无讥讽地写道：“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虚无，各各自称‘天之戮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悲苦的辩解”。在令人窒息的凄惨环境中，精神麻木地咀嚼悲苦的人是不可救药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鲁迅希望世间出现“叛逆的猛士”，“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物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这些叛逆者们，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不会屈从环境，决心改造现存秩序，超拔人类精神，改变国民性格，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理想人格的价值，只有在改造现实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他呼吁人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价值。“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虽然一己之力或显微薄，但世界将会因为每个个体的努力而日趋完善。
胡适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环境的势力虽然强大，以致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极其渺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才能使社会环境得以改善。所以，“个人应尊重自己良心上的判断，不可苟且附和社会。今日我一个人的主张，明日或可变成三个人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少数党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多数党的主张。”只有甘做那些世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有意义的事情，唤起和带动国人，改变环境、改良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想实现个人价值，必须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不顾一切地投身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伟大实践当中，而不能贪图安逸、畏首畏尾、消极等待、静观事变。“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语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拚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只有通过不断的冒险进取，理想的价值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
胡适之所以对西洋文明推崇备至，主要是因为西洋文明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人类可以依靠自身能力改造现实世界，实现其价值理想。他说“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他希望国人像西方人那样，信任自己，不靠上帝，立足现实，完善人格，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勘天缩地”，相信科学方法的使用终将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任何问题。这种对人类能力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人类扩充自身价值潜力的一种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