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认识，胡适希望国人能够抛弃知足常乐的陈腐价值观念，像西人那样永不知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长期以来，由于事事“知足”，国人失去了进取的动力，无欲开拓广阔的物质和精神领域，以致个人价值无法充分彰显。“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术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和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使国人的物质生活质量无法提高，精神生活变得消极、枯索，难以摆脱环境的束缚和命运的支配，不能充分运用聪明才智改造现实世界，充实和实现人的价值。西方人认为“不知足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造成了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理智上的不知足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民主运动的高涨。所以，“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当时有人认为，西洋文明过度追逐物质功利价值。对此，胡适解释道：“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上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在胡适看来，西洋文明固然注重物质功利价值，但就其客观结果而言，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解放，有利于人类精神价值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那些被认为思想保守的知识分子，同样强调自由和抗争的重要意义。例如梁漱溟，他就认为国事日非的原因是国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去抗争，“以国事为与己无干，对于个人自己的权利也太看得不重要。对于参与国政及个人自由的太少注意，实在是使我们无法去走新路的根本原因。”这就给那些投机政客上下其手创造了条件。所以，“除非国民出头，那种假冒民意掠夺政权的局面决不会完。大家没有一种过问及争持的态度，国家的奠定简直无从说起。”他希望国人能像西方人那样，敢于进取和竞争，否则，处处退让，不敢对抗权威，国事将永无好转之日。
二、人的价值提升导源于创造
晚清以降，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运动。通过对这些成效甚微的事件的深刻反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国人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就很难达到改革或革命的预期目的。于是，改革、革命、革新、创造等观念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所认同。五四时期，一切价值来源于创造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陈独秀在谈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时强调，“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只有对现存的一切永不满足，才能永葆创造的动力。“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在这里，陈独秀充分肯定了创造在价值实现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陈独秀的创造观尚嫌笼统，那么，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则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深入阐释。
李大钊认为，只有在不断地更新自我和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人的价值才能得到具体的体现。就人格价值而言，他希望人们通过“再造自我”，彻底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念，再造一个理想的中国，以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主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他指出，包括古圣先贤在内的个人，之所以独具价值，受人推崇，是因其具有创造能力。“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吾人生于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否则，“若徒震于先民之功德，居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是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罪人也矣。”如果畏惧权威、墨守成规、埋没自我、不事创造，不但会失去自身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历史罪人，产生负面价值。他认为，东西方文明和生活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主“静”，而后者尚“动”，这种认识虽然未必全面，但其意在说明，不断进取和敏于创造是西方社会政治进步的不竭动力，而停滞不前、因循守旧是中国社会政治式微的根本原因。他希望，“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民族、文明和生活，都应该像西方那样充满创造活力。为此，他呼吁广大青年首先实现由“静”向“动”的转变，在创造中超越自己，改造世界，实现社会和个人的价值理想。
从胡适的创造观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的价值实现思想。他认为，创造是一个模仿出新的过程，一切创造都源自于模仿，依赖于模仿。他所谓的模仿，也就是学习，是指个人的能力积累过程，而创造是立于模仿基础之上的推陈出新，是个人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能力则是个人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曾说：“古来研究《诗经》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陈奂、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见解（如方玉润等）。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我们将来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诂、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所谓“死工夫”，是指以传统方法着力研究古籍，所谓“活见解”，则是指不囿于古人的推陈出新，或曰创造。“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一是指创造并非凭空而来，二是指为学不能为古人所锢蔽，而要敢于创新，多有创见。由此可见，在胡适看来，学习和创造都是精神产品的产出途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提升人的价值的重要手段。
蔡元培认为，人的价值产生和实现于勤勉的劳作。这种思想，接近于今人所理解的劳动或实践创造价值。他认为，举凡“德行才能功业名誉财产，及其他一切幸福”，都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价值，而它们“未有不勤勉而可坐致者。人生之价值，视其事业而不在年寿。尝有年登期耋，而悉在醉生梦死之中，人皆忘其为寿。亦有中年丧逝，而树立卓然，人转忘其为夭者。是即勤勉与不勤勉之别也”。人生价值的高低，并非取决于个人年寿的长短，而是取决于他的勤勉程度。所以，人们应该在有生之年，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获得更多的价值。蔡元培还认识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从而发出了劳工神圣的呼声。他要人们珍视劳工的独有价值，认为“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那些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者，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不值得我们歆羡。“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这种价值实现论，侧重于道德价值，鼓励人们以正当手段追求功利，有利于引导人们远离庸鄙，追求崇高，使人格价值和人生价值都能得到圆满的实现。
杜亚泉通过反思国人的享福观念，表达了人生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的思想。他分析道，中国人所谓的享福，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欲不劳心劳力，安然享受此快乐而不苦痛之境遇是也。”而且，不管是何种性质的幸福，都必须以此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否则，就无所谓真正之幸福可言。“故使其人必劳心劳力，方能得快乐而免苦痛者，则吾国人决不认之为享福。然则吾中国人之所谓福者，为感快乐而不感苦痛。”他指出，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必须使自己的体力和心力得到活动。生命不息，活动不止。而国人却将停止活动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他强调，“吾人之目的在生活，生活之意义为心力体力之活动，活动之结果，成宇宙间种种之工作。吾国语言中，常称工作曰生活，则工作实生活之表现也。”在他看来，国人把享福当作人生目的，而那种既不劳心，又不劳力，只要快乐，不要苦痛，以停止一切心体活动为前提条件的所谓享福，事实上是与人生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的。他希望国人，“知人生在世，当其生活未丧失之前，决不能不活动，决不能不工作，不论富贵贫贱，苟一日为生活之人，即一日为活动之人，亦即一日为工作之人，终其身于活动工作之中”。他要国人明白，“人生之福，随造而随享之，以心力体力活动而成之工作，为得快乐而免苦痛之代价。不活动，无工作，则快乐即去，苦痛立至”。这种关于幸福的观念，意在引导人们，不要把心思和体力用在“专图不当得之权力，而巧避其应尽之义务”上，而要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正当手段去争取价值，实现人生的价值。
梁启超关于价值和创造之关系的探讨，不乏其深刻之处。怎样才算具有价值？他的解释是：“凡事物之‘自然而然如此’，或‘不能不如此’者，则无价值之可评，即评也是白评……认为应该如此，就做到如此，便是我们得着的价值。由此言之，必须人类自由意志选择，且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算有价值。自由意志所无如之何的东西，我们便没有法子说出他的价值。”也就是说，对于某一事物，事先要设定一个期望达到的目标，然后对其进行合目的性的创造，只有达于目标者，才算具有价值。他认为，创造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所以独称为文化的动物者，全在其能创造且能为有意识的模仿。”他如此理解创造：“创造者，人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定一个自己所想要到达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闯进那地位去。假如人类没有了这种创造的意志和力量，那么，一部历史，将如河岸上沙痕，一层一层的堆积上去，经几千万年都是一样。”人类绝非如此，他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因果律之束缚限制。时时刻刻可以为不断的发动，便时时刻刻可以为不断的创造。人类能对于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者，全靠这一点。”他还要人们注意，“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效果，所以有在此时创造，到几百年后才看见结果的。”因而切忌急功近利，勿因短期无效而停止创造。他还特别强调，“创造是永不会圆满的。”“凡一件事物到完成的时候，便是创造力停止的时候。……人类文化是活的，永远没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永远容得我们创造，亦正惟因此之故，从事创造者，只能以‘部分的’、‘不圆满的’自甘。”就是说，事物永不完美，创造永无止期。人的价值实现，实际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创造过程。梁启超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引导人们积极进取，大胆创造，这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人们克服悲观主义情绪，改变观望主义态度，把个人价值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改变现实境遇、实现理想目标的价值创造上。不过，他过分强调自由意志的作用，认为创造可以不受因果律的束缚，难免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们所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但来自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问题是层出不穷的，生逢乱世如此，身与盛世亦然。所以，敢于抗争命运，努力创造价值，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人都应秉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从这一角度而言，本文述及的一些知识分子有关价值实现的论说，具有恒久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武吉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