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平
在有关清代汉学的研究中，“乾嘉新义理学”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它针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清代汉学有考据而无义理，有学术而无思想的看法，着力发掘和彰显汉学的思想性，肯定考据学者有自己的义理追求和社会关怀，认为考据学有其自身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理论思维，考据方法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变化和进步，等等。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日趋深入的阐发，不仅凸显了学者研究“视域”（Vision）的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学术界汉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势，值得予以重视。
一、问题的由来
在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中，所谓“义理”，或可称为思想、哲学，几乎专属宋明理学，而与清代考据学无缘。即便清代有少数学者如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也不过被视为宋明理学的余波和延续。梁启超断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冯友兰认为：“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而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学者，对清代汉学更是不屑一顾，甚至全盘否定。熊十力说：“夫汉学，但治文籍，而搜集其有关之材料已耳。清世所称经学大师，其成绩不过如此。”熊氏弟子牟宗三，在讲论中国哲学之时，只讲到明末，在他看来，“明亡以后，经过乾嘉年间，一直到民国以来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消失了”。故而在传统的观念中，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想界“万马齐喑”，沉寂荒芜，绝大多数学者埋头于故纸堆中，孜孜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辑佚的研究，“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有考据而无义理，有学术而无思想。
长期以来，上述看法始终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甚至形成某种思维定式，一直影响至今。1978年，台湾学者陆宝千著《清代思想史》，在论及清代经学时，即断言：“考据之本无与于义理也”，故“清儒之学，琐屑纤细，乃其本色，并无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质，是术而非学”。朱维铮于1999年发表《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认为“清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辉煌，与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示的沉闷，恰成反比”，由此表明，不仅“学问与思想殊途而不同归是可能的”，而且“学者与思想家判然有别”。葛兆光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也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界处于一种普遍的“失语”状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仅在于高压政策，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与权力通过真理的垄断对于生活和思想的控制”。
二、“视域”的转换
在传统观念占据支配地位的同时，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犹如“风起于青萍之末”，虽然十分微小，却真切地反映出学者研究“视域”的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中叶，海外学者余英时针对以往学术界主要从外在政治、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清代汉学成因的传统看法，转而提出对“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主张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来观察并解释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这就是其后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内在理路”说。着眼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余英时认为，不能以宋儒的心性理气作为衡量儒学的唯一标准，而应当“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来观察“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在他看来，由宋明理学的“尊德性”转变为清代学术的“道问学”，即“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正展示出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也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他说：“清儒所表现的‘道问学’的精神确是儒学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宋、明理学的‘尊德性’之下”，并且，“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因此，清代两百余年的儒学传统并非只有学术史上的意义，汉学考证也并非“完全不表现任何思想性（所谓‘义理’）”。
上述看法，成为余英时重新审视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作者以“当时考证运动的两大理论代言人”戴震和章学诚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二者的思想交涉以及他们与乾嘉考证学风之间的关系。就戴震而言，作者认为：“在方法论上，他主张由故训以明义理，因而使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纲领更为具体化与落实化；在基本立场上，他颠倒了宋明理学家的说法，而谓德性始乎蒙昧，必资于学问而后才能进于圣智。”因此说，“东原的新义理是清代‘道问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儒学代表理论”。由戴震、章学诚推及其他考据学家，作者指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然而他们之所以从事于经典考证，以及他们之所以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可以说，余英时立足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来观察清代考据学的思路，并以戴震和章学诚作为个案进行具体分析的做法，不仅展示了清代考据学本身所蕴含的义理，而且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研究的新视角。
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开展，汉学的义理（思想）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关注。1987年，高正发表《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首先尝试界定和阐发考据学家的义理之学。作者认为，“义理”指“古书的内容和条理”，“义理之学”则指“与考释古文献语词、制数等并行的把握、理解古文献内容和道理并揭示其内部逻辑联系的学问”。据此，作者明确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清代考据家普遍不讲义理之学。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他们不但讲而且十分重视自己的义理之学。”在作者看来，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可分为“客观义理之学”和“主观义理之学”两类，前者指“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力求符合古文献原貌原意，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迷信成说，不妄作曲说者”，后者则指“从主观出发，随意发挥，不考虑是否符合古文献原貌原意，借古人之言以伸己说，或以校勘、训诂、古音通假等手段而曲为之说者”。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家义理之学的主流是客观义理之学。这是与考据家讲求实事求是地进行古文献研究分不开的。他们追求和把握客观义理，是为了拨开历史迷雾，认清研究对象的真实面目。在此过程中，他们重建并且有效地利用了客观义理之学这座可以通往历史真实的重要桥梁。这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高正的研究，直接关注到清代考据家的义理之学，虽然其论述有将考据学与义理之学合二而一的倾向，但仍不乏开创意义。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到乾嘉考据学者的思想主张和学术特色。黄爱平先后发表《戴震的义理说与清中期的学术思想界》、《凌廷堪学术述论》、《阮元学术述论》等文，或分析戴震的义理思想及其特色，并由戴震义理之说所引发的反响进而探讨清代中期学术思潮的特征及其走向；或论述凌廷堪、阮元等考据学家的学术主张和学术成就，力图发掘出他们通过具体的经典研究和字义考证所阐发的义理思想。以凌廷堪为例，作者认为，凌廷堪精研《仪礼》，反复爬梳，从经典所载各种礼仪节文中归纳条例，著成《礼经释例》一书，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发明圣贤之道，推阐理义之说”，提出了“复礼”弃“理”，以“礼”代“理”的思想主张，被当时学者誉为“一代之礼宗”。由凌廷堪的学术路径推之于当时的考据学家，作者明确提出，“试图通过批判理学，弘扬汉学来寻求圣人之道”，是汉学发展阶段学者努力的目标。可以说，作者的相关研究，初步揭示出了乾嘉考据学特别是其代表性学者考据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
直接从哲学的高度来观察清代学术的，当推王茂等学者所著的《清代哲学》。该书对自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了相当深入的发掘和理论的阐释。针对以往学术界大多认为清代有“研究法”而无“主义”，有考据而无思想的传统看法，作者明确提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理论思维，都有它的‘风气’。清代的理论取向和‘风气’，即它的‘主义’，就是反思辨（包括理学的、心学的思辨以及佛释老庄），重实学，而以《六经》孔孟为依归。”通过对乾嘉时期诸如戴震、程瑶田、焦循、阮元、凌廷堪等一些著名学者的哲学思想的分析，作者发掘出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哲学内容和哲学意义在于：其一，考据学者有自己的义理追求，考据学有其自身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要“撇开宋儒传注，返之于孔孟经典中去探求孔孟本义”，“以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取代抽象思辨的哲学（如程朱、陆王、佛老）”；其二，考据学内部有以惠栋为代表的主张“求古”的经验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重视“求是”的理性派两种学风，并且其发展经历了“由分而合、由实而虚、由述而作”的过程；其三，考据学术方法“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并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变化，即“理性代替蒙昧，实证战胜虚妄，革新排除保守”。作者还进而将清代思潮界定为“反传统的批判思潮”，认为这一思潮反的是宋明新儒学的传统，并且，其“与宋明儒学的对立的方式是战斗的而不是妥协的”。综观全书，堪称是第一部从哲学的高度来阐释清代学术特别是考据学的专门著作，不仅辨析相当深入，而且颇有创见。尽管作者的一些看法尚可商榷，如将清代思潮完全视为宋明儒学的对立物，而相对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发展，显然不尽周全，但该书对清代学术所作的理论把握和哲学分析，仍然是十分深刻并且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三、新概念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清代汉学思想性的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是“乾嘉新义理学”概念的提出及其阐发。
199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就乾嘉学术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分别进行专场研讨，“乾嘉义理学研索”即为讨论的问题之一。在该场研讨会上担任引言人的张寿安，以余英时的主张为出发点，明确提出：“我们不妨以宏观的态度把‘义理’一词视为儒学思想，儒学思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面貌和性质，魏晋时是玄学，隋唐时是佛学，宋明时是理学，而乾、嘉所呈现的面貌，现在仍在探讨中，不妨暂且称为乾嘉义理学。”通过对戴震等乾嘉学者讨论的“情欲”、“仁”、“礼”等义理问题的简要分析，作者指出：“清人的考据成果，提供了思想研究的资料。考据学在思想上的最大意义，应该是考据学破坏了旧哲学，进而企图为儒学建立另一因应时代需求的新思想典范。”可以说，此次座谈会不仅明确提出了“乾嘉义理学”的概念，而且对此作了初步的研讨，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1994年，张寿安著《以礼代理潳潳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通过对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儒礼学思想的研究，发掘出清代中叶学术思想走向的一条脉络，即“以礼代理”。作者认为：“以礼代理的思想走向，实为清学在思想上之主要发展特色，也是清学与宋明理学在思想上的主要分水岭，其目的是要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正是在论述礼、理二者关系时，作者进而提出了“新义理学”这一概念，指出：“‘礼’因为和宋明理学之理有辩证上的关系，被乾嘉学者用作发展其本身思想体系的基石，在清代‘新义理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以礼代理”的思想走向反映了“儒学思想在清代的关键性转变是摆脱宋明理学形上思辨的哲学型态，而走向社会型态。清儒最关怀的不是个人内在道德修为的成圣境界，而是如何在经验界重整社会秩序”。这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1999年，台湾学者张丽珠著《清代义理学新貌》，亦立足于“传统儒学全幅历程开展”的视角来观察清代学术，认为宋明儒“其实只是偏就义理之性一方面立论”，而清儒的义理建树是在其“未被开发的领域”，即“形下的气化世界”；宋明义理学与乾嘉义理学是两种不同的义理形态，前者是形上思辨的义理学，后者则是形下经验的义理学。通过探讨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以及对戴震、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个案的研究，作者得出结论：“乾嘉时期的义理学，是筑基在考据学之上的；考据学是以经验实证为出发的，因此乾嘉时期的义理发展充满了经验主义色彩——不仅其学术途径崇实黜虚，即其所关怀的焦点也在经验领域；此其所以立异于主观内向、形上思辨的宋明义理学。”综观该书的研究，其创新在于明确提出形上思辨的义理学和形下经验的义理学两种不同义理形态的概念，并将乾嘉学者通过考据所建构的义理学界定为“主于客观领域的经验实证义理新论”。无疑，其研究为学者进一步观察乾嘉时期的义理学，提供了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