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随着对汉学义理（思想）研究的逐步展开，“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在其启动的“清乾嘉学派经学研究计划（1999～2002）”中，正式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列为子课题之一，并在1999至2000年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四次以此为主题的小型研讨会。有关乾嘉义理学的问题，也由此而成为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就大陆方面而言，一些学者不仅十分赞同“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而且在研究中予以了进一步的阐发。周积明在《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等系列文章中，对“义理”的概念作了重新阐释，指出“义理”一词由“最初指合于一定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其后“衍绎为儒家经义”，再到成为“思想、义趣、理念、意旨之总称”，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厘清“义理”概念及其含义的基础上，作者尝试为“乾嘉新义理学”作出界定：“‘乾嘉新义理学’指乾嘉时期的主流社会文化思潮。其主要内容包括：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注重实证、试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和社会功用，摒弃‘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性理之学。由于如上范畴皆与宋明‘义理学’对立，故称‘新义理学’，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内含有‘近代指向’的重要思想范型。”藉助“乾嘉新义理学”的视角，作者进而提出了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问题。在《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一文中，作者认为：“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应该说，周积明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从理论上概括和深化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和内涵，虽然其评价和定位不免偏高，但无疑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推展了“乾嘉新义理学”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范围。
与周积明的研究相呼应，陈居渊《清代“乾嘉新义理学”探究》一文，也就“乾嘉新义理学”的若干问题作了探讨。作者通过对“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特征及其与乾嘉学术关系的分析和阐明，提出了如下看法：其一，“‘乾嘉新义理学’并不始于戴震，而是自晚明至清初以来反理学思潮发展至乾嘉时期的必然结果，它已不再局限于讨论宋明理学那种形上性理之学的旧范式，而是转向发掘经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制度、行为文化相结合的新尝试”；其二，“‘乾嘉新义理学’不仅与如风捕影的程朱理学划清界限，而且激活了清初以来被汉学家所淡化了的经术经世观念，弥补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倾向，重新确立经世致用之学”；其三，“‘乾嘉新义理学’也是对乾嘉汉学原有理论的重要补充，它为经典诠释突破原有汉学范围的限制提供了可能”。
与乾嘉义理学的研究相关的，是一些学者着眼于考据学方法论所作的探讨，即试图探寻汉学家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阐发经书义理的途径和方法。王俊义撰《钱大昕寓义理于训诂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反对宋明理学性与天道之类的虚灵玄妙之论，而主张通过文字、音声、训诂寻求经书义理之真，这种义理观“从求得经书的原义角度说有一定的正确性、合理性”，但也“有对义理思想重视不够的偏颇”。黄爱平先后发表《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戴震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试析乾嘉学者的文献研究与义理探索》等文，从汉学治学宗旨入手，对以戴震、凌廷堪、阮元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从事义理探索的不同途径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戴震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其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实际上是藉用“明道”的名义，采取“疏证《孟子》字义”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义理思想；凌廷堪由《仪礼》的研究考证入手，在归纳条理、发明义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推阐，提出“复礼”的思想主张，试图以“礼”代“理”，恢复真正的圣人之道；阮元则注重对古代经典文献常见之字词概念的考释，举凡论“仁”，解“性”，考“敬”，释“顺”，说“格物”等，无不返本溯源，穷究本末，以恢复经典文献的原意和圣人之道的原貌。比较而言，戴震学术实践的起点是“我注六经”，即客观的训诂考据；终点却是“六经注我”，亦即主观的借题发挥。虽然偏离了汉学的学术路径，却因此而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凌廷堪和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则试图在文献研究和经籍考证的基础上，恢复儒家经说，发明圣人之道，建立新的经学传承，以取代理学的道统传承和理论体系。但因其学术路径的顶点是回到原始儒学，故而最终束缚了自身在哲学思维和理论思辨上的发明和创新。可以说，作者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汉学家义理探索与其治学宗旨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有学者各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评判清代考据学的思想性。许苏民针对朱维铮将学者与思想家判然二分，并且认定乾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达于极致”的观点，在对思想和思想家的界定问题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分别从真、善、美的不同领域，论述了乾嘉学者的思想建树，指出“乾嘉思想界并不比实行开明专制的汉唐时代逊色”。葛兆光则立足于“重建知识世界”的视角，批评清代的考据学“失去了有问题意识的考据取向”，但仍然肯定，在“另一部分考据学家中，借用知识来表达思想的有意识尝试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并据此认为：“当考据学一旦试图改变圣贤经典对世俗常识、古代知识对近代知识的绝对优先原则，重新确立是非真伪的判断理性时，它在思想史上确实隐含了革命性的意义。”
从台湾方面来看，对乾嘉义理学的探讨，可以说视角比较多元，研究也比较细致。有的着眼于乾嘉义理学本身，力图发掘出其独特的内涵，如林启屏《乾嘉义理学的一个思考侧面——论“具体实践”的重要性》，指出清儒在思想义理的表现上，高度重视和强调“形下世界”和“具体实践”；“在儒门义理的争胜中，虽然未能开发‘内圣’之学的幽微高明，但是他们强调‘实’学的精神，诸如重视‘五伦’关系的思考，甚至提出‘以礼代理’的呼声，又或者重新考定‘古礼今用’的努力，都已经触及到‘入道’的真功夫问题”。据此，作者认为：“就乾嘉学者努力恢复儒学的‘具体经验’之面向而言，可以说清儒之表现实与宋明儒之努力，各有千秋，我们都应当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甚至，彼此还能相互发明，互添深意。”有的则探讨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论，如张素卿《“经之义存乎训”的解释观念——惠栋经学管窥》，通过梳理“经之义存乎训”这一惠氏家学所凝聚的重要经学宗旨，指出此说系惠栋确立的“一种经学的解释典范”，并且认为：“此种典范，就其旨趣而言，它揭示一种根柢于经典以考论义理的意向，此意向仍蕴含经世致用的终极关怀；就其方法而言，它开展出博考汉儒古训，据以训解经典的学术门径，关注于经典的历史脉络，冀能沟通古、今语言的差异，训诂之学成为理解经文、探讨义理的进路；此外，就其经解形式而言，它标榜依古训以通经，经典的解释，即存乎以‘述’为主的征引考据之中，这样的‘古义’，成为具代表性的一种解释类型。”
另有一些学者则循着自己原有的思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张寿安著《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以“儒学思想的主轴”礼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明清礼学转型、“亲亲”“尊尊”二系并列、“为人后”与“君统”独立、嫂叔服制与“男女有别”观念、“成妇”“成妻”与婚姻成立等五个议题入手，深入探讨了儒家礼秩思想在18和19世纪的变化。作者认为，清代的礼学考证展现了三方面的思想特质：“首先，它和明清以降的情欲论述紧紧相扣，在考证制度的同时也建立了新的情理观。其次，它对宋明礼学（经典诠解）提出严厉批评，并攻击宋明礼教。再次，它本身形成一个‘礼秩重省运动’，其中暗潮汹涌着宗法礼秩与新情理之间的拉扯、脱臼与困阸，为十九世纪末以降的反礼教思想提供了相当的‘暗示性’；而其知识考古所展现的思想再造活力，对近代新伦理观的出现，也不可谓无潜移之功。”因之作者相信，“礼学思想将是重新诠释儒学思想的另一条大道”。
张丽珠所撰《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则是继其《清代义理学新貌》之后，又一部探讨清代新义理学的新著。作者在将义理学划分为宋明儒的“道德形上义理学”和清儒的“经验领域义理学”两种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不但不是没有思想的时代，清代还是突破了传统义理窠臼、建构起‘经验论’色彩新义理学的重要阶段。”依据“清代新义理学”重视客观现实和经验价值的“主情重智”特色，作者首次将其定名为“清代情性学”，认为它不仅是“儒学得以兼具形上、形下圆满开发的重要功臣，更重要的，它是会通传统与现代必要的过渡桥梁”。尽管作者的研究长于宏观理论的建构，而相对疏于具体问题的探讨，但这些新的概念的提出和论证，反映了作者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眼光，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界对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的思考。
在“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逐步深化的同时，还有学者尝试“从明清学术转型与传统学术重整的角度”来观察清代学术。张寿安撰《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尝试提出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即“打破道统、重建学统”。作者认为：“清儒‘打破道统、重建学统’的学术目标，不仅对宋明道学性质下的儒学作出批判，更展现于积极开发儒学的知识内容。这项学术大工程，经由多样性的学术文化活动来呈现，包括：探溯学术流变、辨析学问观念、推动学术工作、修改教育内容、重塑学人形象、大规模编书、出版、祀典更革等等。可谓从制度、观念、价值，到实务面的编书、教育、典范，囊括净尽。”由于该议题牵涉极广，故而作者“先从‘祀典’这个制度面入手”，通过对孔庙改制，确立传经之儒和议立周公、伏生、郑玄为五经博士，以及诂经精舍别立许慎、郑玄祀统等三个方面的考察，藉以说明“清儒如何破除理学道统，另立儒学学统”。作者明确指出，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提出这一新解释的意图在于：“一则破除学界以考证学视清学的褊狭观点，一则修正以经世解清学所无法含括之清儒纯学术的兴趣和贡献。最要则在指出清儒开发并反思传统学术资源所展现的宏阔知识场域，并专门知识独立之萌芽。”虽然作者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所论“祀典”这一制度层面的问题本身尚有商榷之处，而该议题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还有待多方面的展开和更为深入的探讨，但其观察的新视角和提出的新观点，不仅颇具理论深度，而且对学术界深化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富有启迪意义。
五、评价与思考
综观学术界对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的研究，可谓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以往的成说普遍受到质疑，学者在清代汉学有无“思想”（义理）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开启出一片新的天地。特别是“乾嘉新义理学”概念的提出，成功地实现了研究“视域”的转换，宋明理学与清代考据学作为两种不同的义理学形态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考据学独具的义理形态，从内涵、特色，到其价值、作用、地位等各个方面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和论证。所有这些，都使得以往在人们印象中沉寂荒芜，仅有个别学者一枝独秀的清代思想界，一下子变得活泼泼起来，并日益展现出其丰富、多元的色彩；而那些过去似乎只知“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的清代汉学家，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但毋庸讳言，有关清代汉学思想性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首先，对“义理”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乾嘉新义理学”的内涵、价值、意义和定位等问题，学者的看法尚不一致，评价也各不相同，十分有必要进一步作科学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其次，已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少数精英学者和一流大家，而未能关注更广泛的乾嘉学者群体，也未能深入更广阔的各个专门领域。无论是以往持否定态度者，抑或是近年来持否定之否定态度者，所藉以论述并作为根据的仍然是人们熟悉的那几个面孔，而对为数众多的乾嘉学者群体和博大精深的汉学治学领域，却鲜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同样的研究对象，同样的文献资料，因为研究者“视域”的转换，固然可以得出彼此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若要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开展，就必须开辟研究范围、拓宽研究领域，深入到更广泛的乾嘉学者群体中，进入到更广阔的各个专门领域中，以扎扎实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工夫。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说明问题，也才能真正取得学术的进步。
[作者简介：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