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产生了对非洲的关注和热情，但是西方媒体似乎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努力去报道一个完整的非洲。非洲被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压缩成一个单一、可怕的现实：贫穷、疾病、灾荒和战乱等。有关非洲的新闻仍然浸染着19世纪流行的看法。21世纪已经来临，南北方仍然生活在“多个世界，一个声音”里。“这一个声音是工业化富裕的北方通过掌握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与霸权而强加的。因此，新的世界秩序并不能保证经济权力、独立自主、自给自足、文化多元、南方国家的自主和主权。它很可能是一个军事威吓和攻击南方更为弱小国家的新世界秩序。”
在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下，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建构的非洲形象是否是非洲真实的再现？西方媒体描述的非洲是真实的非洲吗？战乱是否是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独有现象，与西方殖民统治有无关联？贫穷、黑暗是非洲人天生注定的，还是与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经济掠夺有关？为廓清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误解，重构非洲形象，在西方中心——非洲边缘的关系背景下，非洲形象与非洲实际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去梳理一番。
第一节 非洲战乱频繁之因
非洲此起彼伏的战乱和政变恰恰迎合了西方媒体追求轰动、刺激新闻的胃口，提供了符合它们新闻价值标准的非洲故事，从而造成了非洲在国际上战乱频繁、和平稳定无处觅踪影的负面形象。但西方媒体却很少去挖掘非洲战乱的深层历史原因及战争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非洲内部存在的民族（部族）矛盾和极端贫困固然是导致非洲战乱频繁的原因之一，姑且不论非洲的贫穷和民族矛盾与西方国家有没有关联（下面会具体论述），西方殖民统治的遗产和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构的干预，却是非洲战乱频繁的主要原因。
一、非洲战乱是西方殖民统治的遗产
欧美各国历史发展表明，完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确立国际地位的关键。非洲国家能否完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建构，也是影响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民族国家建设进行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坦桑尼亚、博茨瓦纳等，其社会就相对稳定，经济也就发展快。然而非洲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未能顺利进行民族国家建构，与西方的殖民统治有莫大的关系。
非洲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殖民主义统治的产物，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如地理的政治形状、官僚政治和司法制度、专职军队和民族构成等。这种人为的而非自然演进的民族国家在独立后产生各种矛盾就成为必然。当然有部分非洲国家比较幸运，由于历史的原因，殖民瓜分并未对这些国家原有的政治版图造成重大破坏，或是由于偶然因素将原有的民族保留在一个殖民地内。这样，独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内绝大部分居民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同一或比较接近，宗教信仰又基本相同，其民族一体化过程较为顺利。
作为殖民主义遗产之一，跨国界民族对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殖民瓜分将一个民族分割在不同的殖民地，如刚果人被分割在安哥拉、比属刚果、法属刚果和加蓬；索马里人被分割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由于非洲独立国家边界是对殖民主义遗产的继承，很多历史上生活在一起并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的民族被固定在不同的国家。这种现象成为非洲国家独立后边界问题的导火线。
首先，西方殖民时代人为的国家边界是非洲国家战乱不断的温床。仔细观察非洲地图，人们会发现不少非洲国家的边界线是非常笔直的，不像其他大洲的国界线那么不规则。这些笔直的国界线正是非洲一个多世纪来局势经常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方殖民者到来前，非洲国家内部并没有固定的边界。非洲主要是游牧民族，部落常迁徙寻找水源和牧场，就连王国也只是由某些轮廓线模棱两可的地带分开。即便是组织结构较完善的国家，其国民也从未完全定居在某一个地方，中央政府只在一个有限区域内行使职权。也就是说，在西方殖民者来临之前，非洲并没有发展到民族国家建构阶段，而是处于部落与酋邦阶段或封建王国阶段。
然而，在1884年11月关于刚果问题的柏林会议上，西方国家确立的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的立法基础——“有效占领”原则，破坏了非洲国家内部的自然边界。它规定任何国家在非洲占领土地时，必须通知其他国家，且证明其占领“有效”，否则不予承认。由于瓜分时间短促，在英法德主导下，列强在谈判桌上肢解了非洲的躯体，人为划定的整齐边界无情穿过许多部族的聚居地，经线和纬线就是划分标准。如埃及和苏丹边界的一部分是沿北纬22度线划定的，而东经22度线构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700公里的边界线。边界划分以列强利益为主导，让过去同一种族或部落现在分散在各个国家实体中，一些敌对部族或种族却被划在同一实体内，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国家。尼日利亚国家首脑就曾抱怨：“我们境内的某些部族，在几内亚能找到一部分，在塞拉利昂也能找到一部分，可能在利比亚还有一部分。我们却无可奈何。”据统计，非洲的国界44％都由经线和纬线划分，30％的国界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仅26％的国界是自然边界。划分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非洲的发展，不仅引发了极为复杂的民族问题，还酿成非洲国家间此起彼伏的边界冲突与战争。在研究了尼日利亚东南沿海靠近喀麦隆边境的克罗斯河流域后，英国学者安尼指出：那里民族众多，却“支离破碎”、“相当混乱”，这是“欧洲人的残暴造成的”，是“分割边界”的结果，也是非洲国家民族冲突时有发生的原因。西方殖民造成的恶果现在由非洲人民承担，而造成这些恶果的西方国家媒体却在报道非洲战乱时无视历史原因，一味渲染非洲的冲突战乱，甚至认为这是非洲的必然遭遇。
其次，西方势力的干涉是非洲战乱频繁的外部因素。二战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非洲独立国家开始步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阶段。但无论是在被殖民之前，还是在被殖民统治时期，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没有建构出相对成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还停留在部族意识和部族认同阶段。而非洲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实际上还处于西方前宗主国的经济和文化控制下，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受到西方掣肘，并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非洲经济发展停滞，天灾人祸不断，是“失去的10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国瘦骨嶙峋的难民几乎成为非洲形象的化身。20世纪90年代，西方强力推行的多党制加剧了非洲的社会动荡，局部冲突加剧。1994年非洲基本完成政党变革，但在殖民统治期间，非洲国家的体制基本建立在部族或部族联盟基础之上，民主的根基非常肤浅。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文盲率为40％，个别国家高达80％，在这种条件下推行多党民主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反而成了加剧社会矛盾的催化剂，造成社会派别斗争。1999年，各类冲突和内战达14场，占世界局部战争的三分之一。在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外国势力干涉，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这从根本上助长了非洲国家部族主义的发展，从而使部族主义演变为国内局势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非洲部族主义在有的国家导致了分离，有的国家陷入了内乱。相反，在那些拒绝外国势力干涉的国家，部族主义的因素则为国家民族一体化的过程逐渐消化。
西方国家还在非洲寻找利益代理人，导致非洲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战乱不断。这主要表现为两种：直接干涉和间接干涉。直接干涉如乍得内战（1966～1989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外国势力的插手和超级大国的干预，造成乍得局势日趋复杂，冲突逐步升级。卷入乍得冲突的西方国家有法国、美国等，前苏联也卷入。间接干涉如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年）。这场内战导致的饥荒灾难，给西方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严重损害了非洲在西方的形象。“所有的尼日利亚人希望终止地方主义、部落忠诚及任何促进部落意识的活动，派别利益必须让步于民族重建的任务。”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深深地认识到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危害——特别是对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危害。
二、战争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伴随现象
非洲国家独立后确实经历过不少战乱和政变，从而给以英美为首的西方社会战乱频仍的形象，但这是非洲众多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回顾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战争伴随着西方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始终，英、美、德、法、意等概莫能外。在中世纪的中后期，西欧的一些封建国家相继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这为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2008年12月去世的美国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即便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突。”
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产生，需要一个较长的孕育和发展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即便是最早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英国，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惨烈的战争才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英国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经历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和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7年)，持续时间之长，战争之惨烈，一点也不亚于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发生的战争和冲突。因此，从比较狭隘的角度看，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质上就是英国如何从绝对主义王权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法国尽管在建设民族国家中多有挫折，但在大革命中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带来了一场全欧洲的战争。这场战争大大简化了欧洲的版图，特别是简化了那些还存在着中世纪式的分封割据的地方的版图。美国社会学家斯卡齐波尔（Skocpol）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样，直接源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她断言，这三大革命都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下滑。
在英法领民族国家建设风气之先，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选择的趋势下，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人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于是欧洲其余国家也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主要任务，首先是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形成中央集权。这些“迟发展者”（如德国、意大利）几乎都是在挣扎着利用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国家统一的，这一历史事实发人深思。由于欧洲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特点，已经成功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民族，出于其民族主义利己的本性，并不情愿其他民族顺利地完成同样的任务。所以，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其他民族的统一任务。于是，由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这一原来的国内事务，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事务。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以强力抗拒外部列强的势力、内部加强对民众和分裂势力的控制，来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因此，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从民族国家建构开始就在进行“自杀”，而“一战”后则更为激烈，这种暴力战争的“雪崩”，根据谨慎的估计，共埋葬了7000万至8000万条人命，并且把欧洲这个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埋在下边。当然，20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大陆战乱分裂不断的原因很多，列强争霸、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无法解决、两大军事集团形成而又没有有效的国际安全组织制约等都是原因，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性不平衡似乎是造成欧洲灾难深沉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为本质的因素。
纵观欧洲现代民族的形成，无论是通过和谐的、反应的还是冲突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家政权作用的产物，是战争冲突作用的产物。现代、理性化的政权先于民族和民族国家在欧洲出现，也只有在欧洲框架内才能理解各国之间的外交和战争现象。如此看来，民族国家建构中出现战争和冲突乃是共有现象，并非非洲国家所独有，且这种由于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不平衡性也影响着非洲安全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