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作者
“……我丢掉了很多东西，连同稳定的工作和户口，现在我的枕头下面除了一堆获奖证书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我来到这里是要寻找几样最昂贵、最值钱的东西：正义、尊严、公理和未来……”这是在《东方时空》的诞生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内部杂志《空谈》上的一段话。“2003年初，时任新闻中心主任在一次会议上重复这些话时，在场的很多人为之感动，其中包括我本人”。[28]但是，也许很多人心中不仅仅是感动，因为十年以来的付出和回报，让他们心中会有更多复杂的情感。
1992年，中央电视台有频道三个，节目播出量几十个小时，当时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央视确定的编制为2098个，而且已经满编。到1993年《东方时空》创立之初，台里能够提供的只有几个人的编制，这与一小时的节目制作人力相差甚远。此后，就有了广为人知的公开招聘，和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名词诞生——“新闻民工”。到2003年5月，这个编制外用工队伍仅央视已达7142人，“中心聘用”“部门聘用”“小组聘用”，各种名目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大量没履行任何聘用手续的“计件工”，干一天算一天。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记者证，没有任何福利、住房和医疗保障，甚至没有像正式工那样径直走进央视的权利，也无法与事业体制的电视台签订合同，各项权利始终游走在暧昧的灰色地带。当时支撑这些绝大部分20多岁、风化正茂的年轻人的动力，“是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有一个有份量的交待”，“理想主义”，是他们安慰内心的镇定剂。
每一代人都会被时代打下烙印。这些投奔电视界“延安”的人，以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为主体，和此后时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的大学是在中西方思想激烈交汇、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80年代完成的，既没有七八十年代生人在思想形成过程中遭遇的人为断裂，也没有就业、学英语、计算机、考研等校园压力，既深受革命浪漫主义熏陶，又身受西方思潮冲击。“平等、公正、前卫、求实”的部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思想的底色，抛弃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到这里来寻找正义、尊严、公理和未来”的心声，则说明在这些人对待自己资本构成的态度：文化资本的分量要大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分量，这是制作者和决策者、管理者的根本区别。当然，这并不说明制作者的境界就比决策者和管理者先天纯粹，而是因为在未被政治场域收编之前，制作者的资本构成相对简单，偏好也更容易保持一贯的立场，否则把他们“圣洁化”和“污名化”都是不合实际的想象。因此，政治场域在电视新闻场域内部触角的深浅，决定了其中行动者资本偏好的结构性差异，这也是中国媒体内部存在制作者和把关者“讨价还价”现象的根本原因。
制作者的资本偏好，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站稳脚跟之后有了满足的机会。这些制作者第一次自下而上地提出开办一个新栏目——《实话实说》，这个后来差点因为被指称为“自由论坛”而夭折的栏目，表明制作者把节目从政治场域向思想场域的推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最终使电视新闻子场域与思想场域发生联系的栏目，是1996年5月17日面世的《新闻调查》。在成立之初，曾任《河殇》编导的夏骏很快接任制片人，随后邀请后来担任《南方周末》执行主编的钱刚加盟策划。而后者“我梦想中的新闻应该是独立的，它独立地承担这个社会的责任，独立承担对公民的义务，它不为权力左右，也不为金钱左右”。[29]栏目的加盟者，“很多人是80年代中国改革中间出现的怀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30]他们身上惯习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与自己的收入相比，更加看重片子的“专业价值”和“社会意义”。共同的资本偏好，使钱刚的新闻观很容易在这个团队中产生共鸣，其间的一个细节是，多年以后在《新闻调查》成名的王志，在回忆当时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派车接送钱刚开策划会的往事时哭道，“老袁你说，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接送”[31]。而一个栏目、部门的组织文化，大多是在成立初期就被决定并且延续下来的，《新闻调查》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气质，自《新闻调查》草创初期就扎下根来，并且一直维系着栏目和思想场域的资本交换，走过了此后的十年。
《新闻调查》与思想场域的资本交换，在栏目成立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包括通过熟人推荐、公开招聘等形式不断遴选优秀的同道补充新鲜血液，延聘专家、邀请思想界精英讲座继续汲取营养，与《南方周末》、《冰点周刊》（《中国青年报》）、《财经》等志趣相似的媒体相互呼应，形成中国新闻场域内部的一个有着以专业主义理念为职业操守、以济世情怀为基调的子场域。这样的状况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并非孤例，在其他如政治学、法学这些社会转型期容易发生裂变的场域内也同样存在，分裂逻辑也大同小异。比如有研究者注意到新闻圈和法律圈在内部都存在分化的职业圈，并指出，在新闻圈内部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模式、职业伦理、管理方式差异甚大，而因为这种分化，对新闻的评价标准也有两类。“那些评上官办新闻大奖的作品，被有关部门表扬的新闻记者，多数公众并不认可，在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从业人员里面，也没有什么影响”[32]。
本章小结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电视新闻场域中应当是一个被关注的历史节点，它标志着中国电视新闻作为一个独立新闻场域的萌芽。以年鉴学派的视点，从短时段来看，《东方时空》的出现似乎是几个人物选择的偶然；从中时段来看，它却是改革15年后社会各场域变动之后资本交换的必然；从长时段来看，它又是新闻场域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所形成逻辑的自然。
[1]萧功秦：《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1期。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3]罗成琰：《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学习时报》2004年5月23日。
[4]汪丁丁：《中国90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第53期。
[5]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6]《汪丁丁专访布坎南》，参见《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
[7]《汪丁丁专访布坎南》，参见《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
[8]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9]靳智伟：《后媒体时代之中国电视》，http：//www.cctv.com/tvguide/20050701/101086.shtml
[10]黄升民、杨雪睿：《碎片化：品牌传播与大众传媒新趋势》，根据历年IMC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调查数据整理，《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11]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13]〔澳〕马尔科姆·沃特斯著，杨善华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转引自孙玮：《多重视角中的媒介分层现象》，《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
[14]转引自萧功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http：//www.tecn.cn/space/？action-viewthread-tid-167109.html
[15]钱刚：《〈新闻调查〉的成长脉络》，http：//www.cctv.com/news/special/C15587/20060418/101317.shtml
[16]萧功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http：//www.tecn.cn/space/？action-viewthread-tid-167109.html
[17]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二十一世纪》2005年4月号。
[18]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5475
[19]王甫：《〈雍正王朝〉何以好看，三个方面可供借鉴》，《光明日报》1999年3月11日。
[20]布尔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21]黄卧云：《后发民主国家的精神原动力》，《南风窗》2007年第1期。
[22]《东方时空》创立、播出的资料主要参照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3]《新闻调查》栏目组编著：《“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页。
[24]《新闻调查》栏目组编著：《“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页。
[25]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3年第3期。
[26]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3页。
[27]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3页。
[28]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7页。
[29]钱刚：《〈新闻调查〉是一株名贵的植物》，《调查》（《新闻调查》内部刊物），2005年第6期第75页。
[30]同上，第63页。
[31]钱刚：《long long ago》，《“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8页。
[32]十年砍柴：《两个内部分化的职业圈——对新闻人和法律人的一点感想》，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0247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