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90年代以来《焦点访谈》子场域的变化
1.社会资本的变化为什么是《焦点访谈》能够在彼时“首创舆论监督的先河”，并把监督的矛头屡屡指向此前极少涉及的党政机关？难道是大的新闻环境发生了改变？是否新闻场域由此进入了自主场域的直道？
《焦点访谈》的节目内容之所以能够长期“与众不同”，根源在于政治场域内部同样存在不同类型的子场域。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推动改革的一个关键动力，就是来自于权力的下放。“解集权化”唤起了各地方、部门、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积极性。这一过程在全国铺开后，地方的独立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各地方和各部门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利益取向，现有体制在利益协调上遭遇挑战，中央开始被迫与地方、部门之间讨价还价，才能使各种重要的政令得到执行，中央即将陷入了一场“国家能力”不足的危机。尤其是在“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犹如一个饿了几顿的少年在狼吞虎咽”。[28]物价飞涨、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经显露，而此时中央要求地方“冷下来”的政令遭到了各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现实中“中央屡次强调指出”的句式，正说明了屡禁不止的无奈，这种现象实际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受到政治学研究者高度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
而政治场域一直存在的一个惯习是，对于国家发生的真实情况，它一直依靠大众传媒、官方汇报、工作组这三种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来完成。[29]其中，大众传媒发挥的作用是采写内参，比如新华社编写、按照密级和阅读范围分层的《红头内参》《内参编辑》《国内动态清样》《清样附阅》《国际参考》《参考资料》《报道参考》《大内参》等“秘密沟通”[30]渠道。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焦点访谈》被要求移师晚间。《焦点访谈》中往往“大快人心”的节目内容，正是揭露政治场域中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的弊政、劣行，虽然这对先它之前播出的《新闻联播》中的某些内容产生了一定的解构效果，但政治场域的决策者依然决定承担这一点，通过政府嘉奖、领导题词等形式，赋予它高量级的社会资本。同时，为了加强节目对地方的威慑力，“挟舆论以令诸侯”，政治场域在一段时间内允许《焦点访谈》继续以自己文化资本形成的惯习来报道。这样，在《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的过程中，被政治场域打造成了不惧直言的“御史”“言官”“钦差”角色，这时的《焦点访谈》已经成为“新型的行政治理技术手段”。这一独特社会资本，与各地方小“焦点”的资本构成显然不同，地方政府并没有中央政府的难处，这也是各地小“焦点”后来渐渐演化为“市民新闻”的原因。
新的社会资本的获得，还没有完全改变《焦点访谈》的文化资本，即使是在声誉卓著的时期，“我1998年7月刚到《焦点访谈》的时候，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召集我们开会，教导我们说：‘《焦点访谈》的记者名气很大，节目影响也很大，有人说《焦点》的记者就是中央的钦差，但你们给我记住，你们其实不过是一个做节目的人。’”[31]这仍然努力强调新闻场域自身和行动者的独立性，但在社会资本是新闻场域关键资本的环境里，文化资本的改变是迟早的事。
2.文化资本的变化
1996年后，“软着陆”成功，经济过热的现象得到控制，这预示着《焦点访谈》此前所处的政治生态将要发生变化。进入新世纪后，各地方的主政者对舆论监督反弹的力度越来越大，认为破坏了地方形象，增加了施政难度。政治场域开始重新审视舆论监督的力度。数据显示，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32]而事实上，前者的“47%”数据中，针对政治场域进行监督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后者“17%”数据中相应题材的比例，后者舆论监督的一些题材，已经和时下“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题材没有本质区别，比如“脱衣舞”跳进某某某类的题材已经出现多次。与此同时，政治场域开始加大对《焦点访谈》文化资本的注入，“正面题材”和“命题作文”日渐增多。进入新世纪后，《焦点访谈》文化资本“合流”的趋势愈加明显，政治场域文化资本在节目内容的反映中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一样，成为政治场域的一部分。
有研究者对2004年4月1日至2004年7月31日共122期《焦点访谈》节目做内容分析后认为，“《焦点访谈》在报道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损害之时，毫无例外地只一味陈述事实，而从不去涉及当事人的权利意识，更不去引发当事人的深层次的社会怀疑，而在报道与弱势群体冲突的另一方或者腐败者时则又毫无例外地强调道德、能力的背景，却避而不谈他们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从而，巧妙地将权力机制置于批评的锋芒之外……对于制度性存在的关注乃至质疑则从未有过更绝不允许，除非权力核心已经宣布要予以改革”。[33]
这样的报道逻辑，决定了《焦点访谈》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开发体制内资源，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节目或题材“焦点”不热或分析戛然而止，对于事件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这样触及社会问题背后潜在的根源问题以及提升公众的思考能力方面却乏善可陈的原因所在。比如，当批评法院贪污时，追溯不到法院的经费并非独立拨付，而是挂靠的各级财政，而地方财政紧张时，问题就容易出现，这涉及公检法是否具备独立经济来源进而保证独立地位制度设计的不足。这样的结果是，往往板子打在“坏事”“坏人”身上，即使题材一再重复，也要在片后评论中强调这是“极少数人”。这种“鸵鸟式”的重复，正是《焦点访谈》的场域逻辑所决定的。
3.经济资本的变化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一方面又是牟利者，怎么牟利呢？靠打舆论监督的擦边球牟利”。[34]站在外来视角，会对《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得出这样的解读。从站在新闻场域“用事实说话”，到“用事实为政治场域‘说话’”，场域逻辑的转变，使《焦点访谈》的收视率自黄金时期1998年的27%，降到现在的不足10%[35]，美誉度也不复当年。与此相伴，《焦点访谈》在观众场域中的社会资本、象征资本都有所下降。中国的人口并没有显著增长，收视率的下降反映在广告收入上，此时获得的经济资本也应相应下降。但这个趋势却是相反的，对这一不合市场逻辑的现象，笔者以为，可能有以下原因：此前广告时段价值被低估，近年来价格开始向价值靠拢；电视台广告部门的营运技巧提升了广告价格；广告商作出了错误判断。但无论那条原因，笔者以为，对于隶属于政治场域的《焦点访谈》，经济资本并不是被决策者特别关注的部分。
三、《焦点访谈》子场域当下资本交换机制及其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1.当下资本交换机制
综上所述，现在《焦点访谈》子场域与关联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为：
2.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焦点访谈》内部政治场域和新闻场域文化资本的“合流”，没有完全改变内部行动者一直养成的惯习，他们要么对此质疑，要么感到迷茫和失望。“《焦点访谈》——只有污点，没有焦点；只有名栏目，没有名记者；只有政策思维，没有媒介立场；只重社会责任，鲜见专业理想”。[36]而《粮食“满仓”的真相》这一期节目的采访记者，在作出揭露地方弄虚作假、欺骗总理报道的三年之后，也在自己的博客里感叹，“几年下来，《焦点访谈》的经历却让我改变了很多年轻时候的幼稚。的确，我们这样的打工记者算什么呢？不过就是一个靠做节目拿钱过日子的人。……一般都是看透了的记者才会像我这样。我年轻时其实比现在的一些年轻记者激进多了，但经历多了，见得多了，我也就想通了。我现在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么崇高的使命感，我目前最大的希望就是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多挣钱养家。我无法改变世界，也无法为民请命，我只求工作稳定，收入过得去。我比较淡薄了，并不是说我已经成熟，个人经历和阅历不一样，观点就不一样吧。有人可能会因此觉得我这样的记者俗，没有抱负，而我只能说，其实我不过说的是大实话”。[37]
对于文化资本间的冲突，一些行动者自身也寻求解决办法，比如其中的一种呼声是将“下一个十年”的目标锁定在公共新闻上[38]，并且认同梅耶（Philip Meyer）的六个对“公共新闻”的界定：公共新闻要重新树立公共意识，让大家关心公共生活；新闻媒体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关注时间长一点，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事很快地转向另一事；不能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还要帮助公众看到事实背后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不要只关注极端，关注反常；对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该重视争论的内容而不是热闹的技巧；要培养公众的思考能力。但这种取向本身，不仅要面临业务上的难度：需要做大量的公共舆论研究，以准确把握公众的观点和需要；如何有效拓展报道的深度，触及事件模本的深层社会成因；巨大的人力资源成本与社会调查成本谁来支付，更要面临关联场域的严密把关，《1860新闻眼》此后短命的“革命”经验，已经昭示的这一点。显然，如果没有场域结构的根本调整，《焦点访谈》监督不稳定的局面将会一直延续下去，毕竟，把社会资本的来源完全寄托于政治场域身上，会随时局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小结
有研究表明，对于公众，如果对负面信息的了解甚少，只有依靠“小道消息”这一容易泛滥却也容易扭曲的信息途径交流，可能造成的后果一是正统渠道信息在社会中信度不高；二是群众开始用弱者的抵抗方式——形成统治默契，用“假语言”应付上层的信息搜集，玩装模作样的政治游戏。[39]而最终不断添加了情绪化内容的“小道消息”导致群体不理性行为歇斯底里地发作，最终受伤的是整个社会。因此，《焦点访谈》成立的十余年，尽管它的场域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焦点访谈》还是为国人提供了改变此前上下有别的“信息金字塔”格局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焦点访谈》场域的存在，超越了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表层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