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场域的文化资本，也就是意识形态，从结构上来看由三个层次构成：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其中共产主义是其核心，它是整个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价值取向。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再次启动，原来建筑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遭遇难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人民越来越重视“当世”的即时报偿，“共产主义”这一内核的凝聚作用在下降。“市场经济多元化格局促进了利益需求多元化和物质消费多样化发展，诱导了人们政治文化、政治道德、政治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非理性选择。……人们生产生活环境及就业就学途径发生了变化，从前所获取的政治信仰、追求、观念、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嬗变，与其感知的社会现实反差太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全民共识，它的合法性得以确立本身，便无言宣告了意识形态神话的终结”。[15]
而集体主义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上的一种价值形态。它的维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垄断社会资源，二是平均主义的资源分配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才能让社会成员摒弃一己之私。但是，这两个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已不复存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表明，经济转轨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深陷于政治制度中，导致统一意识形态建构遭遇了强大的离心力。“强调不平等和抵制等级制无处不在，这种矛盾根源于复杂社会制度中固有的价值观”。[16]
唯有民族主义，在“崛起威胁论”的国际环境中近年来一支独大。所以，意识形态的地位在90年代以来始终面临挑战。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了全国30万名党员思想状况问卷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一直没有全面公布。[17]但此后，“党的意识是执政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全党同志都要增强党的意识”的提法开始出现；针对党员中存在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等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策，该活动于2003年展开试点，2005年全面展开。
因此，政治场域的文化资本自9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中，“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理论的不断推出，一方面表明政治场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文化资本必须“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化资本的再建构效果并不乐观，这从近年来在观众场域的反映中可以佐证。文化资本的这种变化，势必影响到《新闻联播》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会发生一定变化。
2.社会资本的变化
《新闻联播》的社会资本由两种构成，一是从政治场域获得的，表现为采访、传播优先权的社会资本，另一是从观众场域获得的，然后出售给广告商换取经济资本的社会资本。前一种社会资本自90年代以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一个细节是当笔记本电脑刚刚出现时，《新闻联播》的记者就首先配发了这一当时非常昂贵的物件。而另一种社会资本，受文化资本低迷的影响，有所改变。
从90年代以来，《新闻联播》在观众场域中的收视率和美誉度下降非常明显。根据央视自己对《新闻联播》观众群的调查，呈现出其观众的三个基本特征：青年观众少中老年观众多，干部观众在群体中比例高而群众比例低，北方观众比例高而南方观众比例低。其中，观众老化（50岁以上）情况严重。在收视表现上，“《新闻联播》的收视率，80年代一直稳定在50％以上，最高峰时曾经达到58％”。[18]而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体调查公司提供的2006年1月至5月的统计数据，在全国35个中心城市中，《新闻联播》的平均首播收视率为5.6％。
收视率的渐行渐低，促使《新闻联播》的内部行动者不断在电视化表现手段上下工夫，比如压缩会议报道的时长和条数，改进新闻的技术包装，换青春时尚的新主播，但效果并不明显，显然，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于此同时，社会对于《新闻联播》利用政治场域赋予的社会资本取得巨额经济资本的行为，近年来愈发反感。如前文曾经提到的那样，网民们在论坛里对《新闻联播》常语含讥讽，极尽调侃，整理了“《新闻联播》经典语录”，“大某某国版《新闻联播》”在网上广为流传。对于央视“垄断”的指责，也大半缘自《新闻联播》。
与其说社会各界对《新闻联播》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关联场域不满的一种借物宣泄。但无论如何，央视作为独特社会资本的受益者一定是首当其冲的，以至于央视在2005年底对外提出“和谐办台”的口径，通过一系列公益活动向社会回报，“也要感动中国”，既顺应政治场域号召，又能安抚地方台和社会的“众怒”。但这一行动的指向，仍和经济资本有密切关系：2005年10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瞭望东方周刊》、新浪等媒体陆续出现了一些“综述中央电视台在宣传导向、服务社会、改革管理等方面的重大成就”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中央电视台有关部门和“广经中心进行协作开展对我台的形象宣传，为今年的广告招标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或许，中央电视台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被各界所低估，但这一系列报道，让人不得不对报道者和被报道者“结盟”背后的利益机制作出深思。
3.经济资本的变化
文化资本影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影响经济资本，这是《新闻联播》场域90年代以来的基本逻辑。虽然《新闻联播》的广告收入一直居高不下，但用于广告招标的潜力已近挖尽。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除了近年来每年都会有著名新闻主持人站台助阵，在2007年更是对《新闻联播》的广告时段做了“划时代创新”的“革命性调整”，将已保持了12年的5秒广告时长拉到了7.5秒。[19]
另外一种获得经济资本的变化，是充分利用政治场域赋予《新闻联播》、用于整合国家的社会资本为电视台自身牟取经济资本，比如在节目中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电视剧和选秀活动。2005年7月24日晚，《新闻联播》用了25秒时间发布了一条消息：“2005 CCTV《梦想中国》是由中央电视台联合12家省级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大型电视活动。每周日晚7点30分至9点进行一场分赛区资格赛，全国的观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为选手投票，选出的前三名进入10月举行的《梦想中国》复赛。今晚7点30分在我台经济频道播出甘肃赛区资格赛”。如果换算成对外的广告价格，这则消息消息价值在300万元以上，显然，电视台认为这次报道的收益一定会大于这一支出。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当下“最权威”的电视新闻栏目，其场域距“教堂”和“工厂”分离的惯常逻辑还相去甚远，负责新闻和广告的台领导是同一个人，而最著名的新闻主持人也会利用自己在新闻场域获得的象征资本去经济场域寻租，这已经见怪不怪。但对观众而言，这些“公器私用”的行为，无疑降低了《新闻联播》子场域在他们心中的象征资本。
4.象征资本的变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联播》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个窗口，这在观众尤其是老观众的眼中比较普遍。“代表党和政府”是《新闻联播》的象征资本，一位《新闻联播》前记者也说，“《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重要资本”，因为“它牢牢地稳固了中央电视台的主体地位，央视其他所有的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20]
但是，在外界看来，这种象征资本显然发生了变化，比如有人将其描述为“指令型传媒体制”下的“党营舆论公司”。[21]意识形态的不同，造成了评判的分野。但显然，有关《新闻联播》的象征资本，是和政治场域意识形态建构的途径、成效密切相关的。在具体的建构方式上，中西方有所不同：《新闻联播》的“宣传”功能，是建立在类似传播效果“魔弹论”这样强效果理论之上的，经常组织的各种突击型的“宣传战役”就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上的；而西方则是用“政府公共关系”来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其逻辑是建立在传播逻辑“有限效果”论之上，采取“劝服”和全民参与来进行的。
新闻场域象征资本的变化，也最终会影响到政治场域象征资本的获得。如果这种象征资本的信仰在公众中不能稳固确立，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看似控制着传播的主渠道，继续着你听我说的状态，而实际上话语权已经悄然旁落。这时，映射到整个电视新闻场域的问题是：如果是政治场域文化资本本身说服力不够，正如主旋律影片票房始终是个难题一样，输入电视新闻场域后与观众的资本交换会出现障碍，此时政治场域输入的资本对电视新闻场域而言，它就不再是与观众交换的资源，而是负累，而如果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因此出现反弹，政治场域势必会更加倚重社会资本这一控制性资源，于是，电视新闻场域在管控程度不仅不会随时代前行而降低，反而会更加严密。
5.对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影响
恩格尔概括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功能：提供认知结构，人们据此来认知、了解与解释这个世界；提供规范的公式，即对于个人的与集体的行动与判断的指导；整合冲突；促成自我认同；提供目的与行动的承诺，因而成为个人集体生活的动力。[22]对内部行动者而言，一边在参与意识形态建构，一边也在被意识形态形塑。但意识形态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使得内部经常举办的思想学习效果并不能达到一致完全的预期，比如曾经有过的播音员在节目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事件。一位前某著名调查性报道栏目的记者，在进入这个子场域后，曾在一次内部采访中留下了眼泪，“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逃兵”。
但对另外一些内部行动者而言，在《新闻联播》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资本，他们通常也会刻意经营这种象征资本，比如在最近某年之后连续几年的中央电视台《年鉴》中，开篇不多的彩页中，总是能发现一位记者和中央数名常委的单独合影位列其中。照片的“拍”与“登”，都说明了行动者和子场域对于这种象征资本的认可和利用。所以，即使是在《新闻联播》子场域内，内部行动者的占位策略、性情系统亦有区别。
小结
回顾《新闻联播》子场域发生的种种变化，必然影响到其“宣传”功能的正常运转，进而影响到意识形态功能的建构，最终不利于社会整合。而对于政治场域自身，国外对“隐藏文本”[23]的研究提醒我们：公开的官方文本如果没有真实地反映弱者、从属者与支配者的关系，那么对现有权力的公开承认往往是一个伪装。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和“文革”结束时看似几乎一夜之间的民心向背，已经一再证明了这点，也许这才是摆在《新闻联播》类子场域完成使命过程中无法完成的真正的挑战。
第三节 乏力——《焦点访谈》类新闻子场域的变化
1994年4月1日19∶38分，《焦点访谈》的播出，“首开中国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先河”[24]，很将电视新闻人的职业荣誉推到了顶峰。即使是在2004年8月中央要求规范舆论监督时，它依然被特别批准为可做“批评报道”类题材的两大中央级广电栏目之一。[25]而在全国，有资料称各类“小焦点”电视新闻栏目约有60个。[26]
一、《焦点访谈》子场域成立之初的资本交换机制
前文已经提到，《焦点访谈》的前身——《焦点时刻》的成立是来自电视新闻场域内部的自发行为，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指令要求它具体承担什么功能。而主创者“不以反对派、在野党之身份或持不同政见者之目光来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采访事件、制作节目，更不能‘过把瘾就死’”[27]的栏目定位，已经表明尽可能地远离政治场域这一“是非之地”，此后提炼的坚持“以事实说话”，更表明《焦点访谈》的文化资本在栏目成立初期，在内部行动者的心目中，要以新闻场域自有的文化资本为主。
不同以往的选题，客观平实的叙述，很快使《焦点访谈》在观众的视野中脱颖而出。经常出现一期节目播出后，全国街谈巷议的热烈场景，这为栏目赢来丰厚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资本和被称为“焦青天”的象征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