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附录二：分裂———90 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3)

五、资本差异的结果——惯习分裂

电视新闻场域内部行动者的资本差异，除了上述资本之外，象征资本的差异也当然存在。

比如表现在布迪厄所说的场域的“同构性”，即一个场域的内部，与它所发生资本交换的场域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具体到电视新闻领域，就会发现，与政治场域关系密切的《新闻联播》类记者，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媒体管理者言中，所得到的礼遇要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尤其是“民生类”栏目。这和社会中政治场域的强势地位存在同构关系。所以，依据服务的场域不同，电视新闻人也被以另一重标准所区隔。

各种资本的差异，使得电视新闻人的惯习系统在通体上表现为不同资本偏好下的分裂，一个完整、统一的电视新闻场域，不仅在外形上不存在，在内部也不存在。对这样的状况，场域理论认为，每一个场域内部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任何统治都隐含着对抗。在一个相对独立、公正的场域内部，这种争夺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场域整体的力量和效率，但它能够促进场域内部良性的占位更替，从长远看更有利于场域的健康发展。但对于像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存在的并不独立、起点亦不公平的竞争，决定了竞争活动不仅会伤害整个场域的发展，还会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内部行动者的“逆向淘汰”特征，相当一批有见地、有追求的电视新闻人，最终带着种种遗憾离开了电视新闻场域。

而与内部“群落型”分裂更为不幸的是，是一些坚守自己独立文化资本者个体的自我分裂。网络天涯论坛“传媒江湖”板块上，一篇深圳电视台新闻记者在采访归来间隙写的帖子——“新闻理想：一个远去的背影”[21]，引来了许多新闻人的跟帖，并被转到了西祠胡同等论坛和记者的个人博客中。这名新闻记者在回顾自己工作中见到金钱对同事报道新闻过程中的种种侵蚀之后，在结语中写道，“新闻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也更不是一种钻营和牟利的手段，它需要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媒体担当。而面对现实我感觉很悲哀，这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而我的孤独执著却如同只手拳击那大海之水面，孤身行走于四周一望漆黑的茫茫黑夜，根本让我感觉不到任何的抗击力量存在。我忠诚于我的新闻理想，但新闻理想却背叛了我。微斯人，吾谁与归？”有跟贴随后写道，“本人亦是广东一电视媒体记者，曾经的新闻理想也在逐渐的消磨，从开始的认为收了红包后影响自己制作节目的质量，从而内心有愧，到现在渴望收到红包来改善生活”；“我们是同行，只是我是四川广电的。很赞同楼主的意见和新闻理想，但是要在中国这个舆论环境下混，要做一个电视工作者（特别注明：不是电视记者，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你认为还有真正的记者吗？）你得在这个圈子里边生存下来哪你就得接受这个圈子的一些潜规则。记者就是新闻民工，你想民工能做什么，生存是第一位的”。

放弃新闻理想的人在内心并不快乐，坚守新闻理想的人更不快乐。一方面，经济的压力始终存在，“沉重的肉身”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更显沉重；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电视传播平台上的尴尬始终存在，“人民和你想得和你不一样”[22]，好不容易经过政治、经济场域审查后的节目却收视低迷。“一个极有责任感的人做媒体肯定是要抑郁的，多年前我坚信这一点，现在也是”[23]，有网民这样评价崔永元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24]。而以笔者的观察，无论是在“行政吸纳”[25]之后的“跪着请愿”；还是如胡适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有话要说，不快乐的新闻人不在少数，“理想主义必然导致悲观主义”并非妄语。

与惯习分裂结果对应的是，新闻职业理想和记者整体形象的没落。虽然无奈之下记者还会成为弱者寻求问题解决的最后选择，但社会对记者的负面评价近二十年来一直呈急速上升趋势。这也使得记者们费尽心力制作的新闻报道，传播效果的公信力和感染力都打了折扣，“与强势集团共谋”的问责之声不绝于网络，有关在利益驱动下新闻失实的个案，则更举不胜举，而在某节目中借人质危机进行死亡有奖竞猜，表明了传媒道德底线在经济资本驱动之下有时不堪一击。最终，“分裂”成为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惯习的整体图景：群体间惯习的分裂，个体自身理念与行为的分裂。

按照场域理论的逻辑，场域与内部行动者的惯习不是一种简单地“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因此，新闻通过“关系束”来形塑场域中的新闻人“惯习”的同时，“惯习”又会同时反形塑它所在的场域。那么，当惯习分裂的场景呈现之后，它又会给所处的场域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会促使新闻场域子场域的出现和固化？若如此，在固化直至定型过程中又会给转型社会背景下的其他场域带来怎样的变化？有关于此，有待析察。

（发表于《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意〕葛兰西：《狱中杞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孙立平：《一个新的社会正在行成》，《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

[3]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4]朱羽君、高传智：《进退之间：中国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心态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6]〔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7]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8]俞旭、朱立：《改革的困局：中国大陆新闻教育变革探讨（1976～2000）》，《新闻学研究》（台湾）总第68期。

[9]王泰俐：《电视新闻“感官主义”对阅听人接收新闻的影响》，《新闻学研究》（台湾）总第86期。

[10]〔美〕弗洛姆：《希望的革命——通向人道化的技术》，台湾环宇出版社1971年版。转引自孔文清、吴毅：《弗洛姆人道主义良心论》，《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

[11]来自“中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课题组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一栏目执行制片人的访谈。

[12]来自笔者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一记者的访谈。

[13]来自笔者对前中央电视视台新闻中心社会新闻部一记者的访谈。

[14]张海潮（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2005年1月接受《环球》杂志的专访，参见王国平：《鼓足勇气“破冰”央视要把临时工送进历史》，《环球》2005年第1期。

[15]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16]穹海：《央视大减薪》，http：//qionghai.bokee.com/30351.html

[17]周凯、张琦：《高校新闻学教育泡沫化专业学生不知范长江》，《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1日。

[18]来自“中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课题组的调研结果。

[19]来自笔者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一记者的访谈。

[20]李希光：《媒体商业化与新闻幻象化》，人民网“传媒视线”第九期，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6/35811/2796496.html

[21]风尘儒侠：《新闻理想一个远去的背影》，http：//www6.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6&；idArticle=42561&；flag=1

[22]阿忆：《人民和你想得不一样》，《南方电视学刊》2005年第5期。

[23]http：//www.xici.net/b44803/d30733997.htm

[24]易立静：《病人崔永元》，《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9期。

[25]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2002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