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在我看来就抵得上一万人。”尼采说，“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尼采一生反复强调过“高贵”一词，“高贵的人生活中充满自信和坦率（‘血统高贵’强调‘真诚’，或许还有‘天真’），而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任何隐晦的事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长于沉默、记忆、等待，擅长于暂时的卑躬屈膝、低声下气。”正是敏感到现代社会某种扼杀天才、趋近卑下的庸人气味，尼采突出强调了社会应有的自然等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天才和所有优秀分子，应保证居于某种优先地位。“‘教育’人，‘提高’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要使他们的内心向这样一种品质靠拢，即天才的作品应该获得保障，这些作品不一定被完全理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却必须受到尊重。”瓦格纳亦有类似看法，群众是没有力量的，他们的运动是徒劳的，他们的合作是靠不住的，他们只感到那些世俗的、基本的和短暂的需要，对他们来说，一切崇高的目标都是无法达到的。因此，现实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设法使大众尊崇一种总是超出其理解力之上的文化。
怎样使他们带着热诚与爱，甚至不惜生命地去尊崇这种文化。瓦格纳提出三种幻觉，他指出，社会应当以一定的策略来维持，是幻觉保证了社会的延续，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保持并扩大现有的幻觉。爱国之心是最基本的幻觉，爱国的幻觉保证了国家的持久性。第二重幻觉即宗教的幻觉，宗教教理以深刻的联合和广博的爱为象征，君王必须在他的臣民中维持这种幻觉。普通人要是深受这双重幻觉的影响，就能过上一种幸福而有价值的生活：他的生活之路变得畅通无阻，他得救了。但君王及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他们传播各种幻觉，所以他们是这些幻觉的评判者，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显露的，他们知道人生是怎样的一种悲剧。为此，君王及贵族（伟大的人和卓越的人）用艺术为自己寻求一种宁静的幻觉，以减轻他们生活的不幸并使他们继续保持勇猛。
这方面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可参阅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和《刺猬的温顺》。尼采赞赏《摩奴法典》里严格的种姓制度：“让婆罗门混合姓中的第一个姓表示祥和；刹帝利，表示力量；吠舍，表示富裕；首陀罗，表示谦卑。”依次递降：僧侣、武士、农商、仆役，此外，是不入流品的贱民。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亦表示了一种等级秩序：它分三个层次，“处于底层的民众阶级，允许其保持自己卑躬屈膝的信仰；其上是领袖阶层，是组织者和勇士；领袖之上，是圣者阶层，即创造各种幻想、支配各种价值的诗人。”尼采说：“‘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正呼声，由此而推出：‘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
出于如上理由，处身现代社会，尼采才终身渴望一所现代的柏拉图式学园，一座理想主义者的世俗修道院，以保证人类精神的高贵血统不被败坏，以使整个社会和文化有其重心，而永葆其精神生活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当然，尼采所强调的强者的力量，为自然力量，不是兽性；这种力量，源于自身固有禀赋的扩充，而不是对外界的侵略。在这里，他真正想强调的是内在的精神分层，而非外在的阶级分类。奴隶不因有了力量就不再是奴隶，弱者不因有了力量就不再是弱者。反动的也不因有了力量就不再是反动的。因为根据尼采，在一切事物中，关键在于质的类型学，在于是卑劣还是高贵。强者不等于成功者和胜利者，“尼采把现代的国家描绘成蚁穴，在那里，头子和有权者靠着他们的卑劣、靠着传播卑劣和滑稽动作占了上风。……虚无主义胜利的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权力意志不再希望表示‘创造’，而是意味着：渴望权力，希望支配（因此，它才把金钱、名誉、权力等既成价值归于自己，或者让别人把它们归于自己）。然而这个权力意志显然是奴隶的权力意志，是奴隶或无能者思考权力的方式。”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亦有秩序井然的等级梯层，一是立法与执法的哲人，须有智慧；二是保家卫国，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秩序的战士，须有勇敢；三是进行生产的农商百工诸奴隶，须有服从性。此所谓哲学家治国，武士卫国，劳动者养国。事实证明，这只是诗人的一厢情愿，从未成为现实。对于受过现代民主思想熏陶的人，不论古代的印度法典，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是难以接受的，因其存有显然的阶级、阶层歧视，包括一定的特权允诺；另外，如果将这种设想付诸实践，其结果很可能不是柏拉图们所预期的，而只能是强权暴政和独裁，是对个人自由的任意剥夺，是社会生活的全面平庸化和单一化，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大约只是些跳蚤；最后，从根本上，面对永恒和神圣，对于人的任何外在等级分类，都是错误和缺乏根据的。但是，瓦格纳的幻觉说自有其现实根据。我们必须承认和强调内在的精神等次和高度，任何人固无权限定中下阶层的发展包括生存的权利，但任何人亦无权无视和压抑，甚至取消优秀阶层追求使其成为优秀者的权利。
涉及“平等”的理念，需要予以澄清。从人的天命的悲剧性一面，诸如基督教所言之“罪”，佛教所言之“苦”，海德格尔所言之“烦、畏、死、无”；再从人所面临的神圣又神秘的可能性一面，诸如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天国”、康德的“物自体”、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的东西”、海德格尔后期所致力的思与诗的“大道”，可见“平等”应是我们所可据有的基本信念之一。它正具体体现在人类所有伟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圣典宣讲和生活实践中，体现在《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等近代社会民主宪章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实践中。但是，一旦涉及真正的社会实践领域，“不平等”似又无处无时不在。
要说清“平等”，还是得从“不平等”说起。首先要区分开“先天自然的不平等”、“后天个人努力造成的不平等”和“后天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卢梭就做过这种重要的划分：“我认为在人类中存在着两种不平等的状况：其一，我称之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这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由年龄、健康状况、体力，以及思想或灵魂的质量诸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其二可称之为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习俗的基础上的，至少是经由人类的许可得以形成的。这种不平等是由某些人所享有的各种特权组成的，这些特权就是那些财力雄厚、有权有势的人的特权。”第一种不平等，属个人能力所不及的命运因素，如身体条件、天赋、家庭和种族出身、个人所处时代，及自然与文化环境等，所谓先天起点之不同。第二种不平等，属个人能力所及的意志因素、自由因素，它尽管因人而异，但在可能性上是人人均等的。第三种不平等，属个人假借不健全不公正的制度与环境外力，而非凭自己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能达成的，是机会不均等前提下的产物，所谓后天起点不同。如此，第二种不平等实为平等，只有承认其为平等，才显出平等作为平等的真义，“社会平等的意义恰好应承认人们的个体的不均等和质的差异。”第一种不平等，作为客观存在，必须得到认可，应承认优异或优越者（优势群体）自身存在的先天自然合理性，并给予前者以充分发展的条件，和后者以应有的接受；同时，当给予残缺与不足者（弱势群体）以尽量和应该的后天社会补偿，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尽最大努力消除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与文化因素。第三种不平等，作为特权和腐败现象，应予以铲除。至此，鲁迅之“摩罗诗力说”，及对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得到统一，他思想上所受托、尼影响，始可相安无事。
三、走出历史的梦魇
尼采之有学园梦想，固然有其对友谊的渴望的原因，但主因还是希望在当时庸俗保守的德意志帝国，保有一个赋有高度精神性的团契，为德国所有杰出的同道者，提供一个自我教育与共同发展的机会。尼采的这个终生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这固然与其思想和个性所造成的自我的绝对孤独境遇有关，但主要还是时代气候使然。
尼采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强者的灾难并非来源于最强者，而是来源于最弱者。”“弱者总是统治强者——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也更精明……弱者有更多的精神……我所说的精神是指预见、忍耐、狡计、伪装、巨大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是mimicry（模仿）的东西。”“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在继续走下坡路，还在变得更仔细、更温和、更狡黠、更舒适、更贫庸、更冷漠、更中国式、更基督化。”也就是说，更弱。
事实上，有着数千年乡愿传统的中国，适于的生存者从来以弱者病态者为多。对于他们，既有系统的理论表述，且不止一家，比如老庄的犬儒哲学、法家的治人技术、儒教缺乏超越性内外规约的纲常伦理教条；又有数千年长期形成的一整套保守专制的制度和风俗习惯。所有这些，无一不在削弱着个体的生命意志和创造活力，腐蚀和毒化着个人、社会和历史的思想与情感品质，任何强健与崇高（纯洁、高贵）的东西，从来无立足之地。只翻一翻《资治通鉴》，哪一页不是在教人做一些黑暗、阴毒又无聊无耻的事情？中国的权谋文化并不仅止于宫庭，它深深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鲁迅曾慨叹中国人的缺乏“诚”与“爱”，孟德斯鸠说，他们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18、19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通过长期观察，都有中国人“欺诈、好伪、不诚实”的断语，对权谋的热衷，舍勒有解释：“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只有弱者才溺于巧伪，强者不屑。再想一想妇女缠足史，我们将自己族类中的一半人摧折双脚达一千年之久，不仅无一人站出来表示异议，指出其昏愚残忍，而且几乎所有本应富于理智和良知的士大夫文人们，却都竞相写诗著文歌颂其为“香钩”、“金莲”、“神品”、“逸品”、“妙品”等等，此非变态者何？清查一下我们酷刑的历史和种类（醢、脯、磔、宫、车裂、剥皮、凌迟、廷杖、灭九族……），在极度凶残中，隐藏的很可能是极度的恐惧和虚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