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宏
我们生活在产生不了英雄，即使产生了也不知道加以爱惜，甚至以诋毁英雄为时尚的时代。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英雄，忘记了英雄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以完人的标准来要求英雄，倘若英雄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完人（圣人），他们便会对英雄嗤之以鼻，觉得英雄也不过尔尔，和我们这些被归入到芸芸众生中的精神侏儒相差无几。我们甚至也会“凡人相轻”，以己之长，较人之短，因为英雄的“阿喀琉斯之踵”而鄙夷英雄，反倒见出自己的清白和纯洁来。完人本来是先哲的一个预设，他从来都不是实际存在过的现实人格。完人的预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存在的意义，他是每个人生存的趋向。连孔夫子都喟然长叹说，我哪里敢自称什么圣人啊？（“圣，则吾岂敢？”）可是后来，关于三皇五帝的道德叙事被当做了历史的本然，生命的方向被看做是生命的规范。完人和普通人变成了对立的二元，如若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圣人，那么，他就和我们相差无几，一样乏善可陈，而他的某些缺点则是我们对他大加挞伐的理由，也是我们自居于庸俗的生活的理由。在古希腊，英雄都是神的子孙，在我们这个诸神逃遁的时代，英雄向何处寻？在传统中国社会，英雄是天道的担纲者，在“礼崩乐坏”“周文疲敝”“天道远人”的时代，英雄向何处寻？
这是我读完尼格尔·罗杰斯和麦尔·汤普森合著的《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之后的最大感触。毫无疑问，追问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哲学家理所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可是，在他们的书中，英雄都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小丑，依照我们这个时代的道义可以把他们评判为“行为糟糕”的人。通过解析这些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该书作者认为那些哲学家的糟糕行为和他们所鼓吹的公正与真实自相矛盾，互不相容。他们不能理解一个思维敏捷、思考深刻、思虑超群的人怎么可能会过着一种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的鄙俗、阴暗、道德败坏的生活。因此，他们想要揭露“智者的愚蠢，（使得读者对于哲学家）保留完整的记忆，避免将其神圣化的尴尬。”尽管该书只是选取了自卢梭以来的八个哲学家作为具体例证，但是该书作者在“前言”中毫不含糊地说，“当然，读者不能据此推断本书没有涉及的那些哲学家的性格或者行为就是正常的”，这不但把现代哲学家一网打尽，而且还说，“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也有很多罪恶和不检点的行为”，简直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挖哲学家的祖坟，让他们所有人暴尸于天下了。虽然作者承认这些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自我理解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又认为他们本人的智慧并没有帮助他们过上理智的生活，恰恰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走到了理智生活的反面。
通读该书之后，我们发现，在该书作者看来，不理智的生活无非是指某些具有个人特征的怪癖。对于权力、名声和性的诱惑不具有免疫力。总而言之，是没有表现出按照自己的理论来生活的努力，没有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加高贵，更加聪明，让人无可挑剔，或者当做楷模。他们心目中的榜样是斯宾诺莎和康德这样的人，潜心学问，息影于公众生活，诚实正直，不事张扬。相比之下，柏拉图、卢梭、尼采、罗素和海德格尔是“行为糟糕的哲学家”的典型，他们要么倾心于权力，要么婚姻生活糟糕透顶，要么是偏执狂，要么大肆攻击基督教。上述几大罪状除了和权力相关的那一点之外，都说不上是什么罪状，而涉及权力和政治时，我们决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以给出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为满足。哲学家的政治错误关涉到人类的自我理解最为深刻的方面。其他几项对于哲学家的控诉除了可供闲人清谈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价值。只有在我们这个所有人都“贱民化”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我们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考察伟大人格的细微的不足，以此证明伟大人格的破产。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家的生命是由他的著作组成的，“他出生了，他生活过，他死了”，这是所有思想家共同的传记的唯一写法，他的生命都表现在思想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即使写作过程本身也是可以忽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个人的经历除了从属于历史中的个人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事实上，每位思想家的经历都是一个伟大人格的形成史，只不过，它不是我们现成的榜样和典范，它的意义在于启示，在于重演的可能性，在于催促我们重新理解人的本质和生命的可能性以及终极价值。卢梭的《忏悔录》是如此，海德格尔的皇皇一百多卷全集也是如此。一个哲学家把自己的生活历程和思考经历展现给世界（注意：不是大众）的勇气，就是他人所不具有的。许多别有用心或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把这种展现解读为“自我辩护”，他们不知道伟大的人格根本不需要自己的辩护：一方面，伟大的人格知道自己的局限与缺失，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冒充过完美无瑕与无懈可击；另一方面，他们理解有限的思想的意义，因为任何一本伟大的书的预期读者是追求伟大心灵的读者。如果说他们还必须面对某些东西的话，那就是上帝、真理和历史，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本身缺乏根基的道德规范和人生理想。
该书中所有对于哲学家的指责都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和似是而非的推论：或者哲学家的思考和他的生活应该是一致的，他的行为的糟糕和他的理论的糟糕有着内在的一致；或者哲学家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尽管他们的理论和生活完全是脱节的，而生活的可悲最终很难和思想摆脱干系，所以，他们的思想难辞其咎。因此，作者认为必须先检查和反省“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生活，探索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证实或者证伪他们的思想的，然后再接受他们的建议，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在这里，作者根本误解了伟大的思考和个人生活道路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思想和思想家之间的关系，还是思想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思想并不想成为人生指南之类的东西，它也不是什么思想鸡汤或者心灵鸡汤这种庸俗的励志格言。它给人以指导，却不是什么具体的指导，生活也不需要这样的指南，因为生活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决断，是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而不是符合什么样的规则和标准。
而且，我们看到，作者的标准其实是侏儒的标准，他们所持有的政治、文化、历史和人格观念完全是流行的美国主义观点，他们不加批判地把这些观点看做是拥有最高审判权的观点，党同伐异，打杀异端。另一方面，哲学家的行为和他自己的理论在最深刻的地方是一致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著作一样具有深刻的意义，生活经历和思想评传同样展示了一条通往伟大的思考的途径，生活本身的野蛮和恶劣从来都没有击垮他们，使他们向流俗投降。思想正是从和生活的争执之中诞生的，任何伟大的思想都带有战斗的气息，同时也带有孤寂的色彩。这种思想不可能成为确定甘于普通的人生活道路的路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