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
2007年第32届法国电影恺撒奖爆出了大冷门：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最佳服装和最佳摄影5项大奖的获得者竟然是一部根据英国名作改编的3小时法语故事片。这部小说就是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改编后的电影片名是《查泰莱夫人》。这是劳伦斯作品影视改编58年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纪录。在此之前的两次辉煌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同名电影《儿子与情人》和《恋爱中的女人》分别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和最佳女配角奖及多项奥斯卡奖提名。
劳伦斯的作品从1949年开始被搬上银幕，从此成为各个时代影视改编的热门，其中短片小说和话剧剧本有近20部被改编；他的5部长篇小说得到改编，其中《儿子与情人》三次，《虹》两次，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则被四次改编为影视，其中两次是被法国人改编为法语作品。
一个1930年代就过世的作家，其作品如此高频率触电并长盛不衰，这是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双赢，但并没有受到劳伦斯研究专家们的嘉许，几乎无一幸免被视为败笔，其理由很简单：即使最为成功的影视作品也难以传达劳伦斯原作文本的精神，更何况乏善可陈的作品，简直是对原作的背叛和窜改。尤其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大雅大俗之作，在改编上高雅与低俗仅在须臾间徘徊，其性爱镜头的取舍调度全靠导演的灵犀，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所以专家们均称，劳伦斯的几大名著因其高深的内涵、高度的诗意和心像图景的扑朔迷离而不可改编，劳氏大作更适合私下体悟。影视改编中普遍存在的忠实与背离原作的问题到了劳伦斯这类大家身上就成了彻底的不可改编。
面对这样热与冷的对立和尴尬，劳伦斯影视改编在过去近一个甲子的时光中却依然势头不减，这不仅是因为劳伦斯的名气之大所致，还因为其作品的张力超越了几个时代，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阶段，其潜质与每个历史时期和文学批评的新潮都有惊人的契合，能得到崭新的读解。其作品所触及的问题和揭示的真理恰恰总有“现实”意义。人们发现，正如大批评家利维斯所说的那样，曾经占据劳伦斯身心的问题正与今天的我们休戚相关，劳伦斯的作品所考量的社会、心理、两性诸方面的问题，其复杂性和紧迫性在他以后的各个时代不是过时了，而是加剧了、凸显了。劳伦斯的结论或许与他们不同，但他的作品为他们提供了可借鉴、可依赖、可创造性背离和误读的扎实文本。可能是劳伦斯作品的这种丰富潜质激发了一代代影视艺术家们的艺术热情吧。因此劳伦斯不仅是文学的常青树，也是影视改编的长盛招牌。所谓的“不可改编”，其反面恰恰是因为作家对人性的掘入之深广和意义的扑朔迷离而更适合被影视作品不断翻新诠释。这个过程当然不是文学专家们希望看到的那种对文本原意的苦苦寻觅和忠实再现，而是不断地创造性背离，在背离中挖掘出新的潜质，从而延伸了文本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文本。同时这种创造性背离也使影视改编作品成为一个崭新的、独立的艺术品，而非跟在原作后亦步亦趋的忠实奴仆——事实上，劳伦斯的作品在本质上因为自身旨趣情结的复杂和洞察的远见性而拒绝这种忠实的奴仆，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说，劳伦斯的作品不是静止的完成，没有终极的意义，而永远是在“形成”（becoming）中。
所以，我们看到的对劳伦斯作品的影视改编都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似乎劳伦斯的作品是应运而生，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一般，这就是他的becoming性质，它决定了各个时期的影视改编都是“现实”强烈观照下的产物。这样“带着时代问题”、借改编探索当代社会和心理症结的影视作品，都是编创者高度的个人信仰与追求的结晶。往往为寻找投资耗时数年，小额的投资往往让导演在拍摄中捉襟见肘，因此绝不会有轰轰烈烈的商业化炒作如全国选秀，也申请不到诸如重大历史题材的政府投资，更不会有苦心揣测奥斯卡等世界大奖评委的胃口靠着什么东方主义视角之类的手腕吸引青睐。把劳伦斯三部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并因此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英国著名导演肯·罗素（Ken Russell）在导演了BBC的四集连续剧《查泰莱夫人》后竟然要靠拍摄家庭滑稽剧维持生计，为此他不顾老迈，粉墨登场，亲自扮演小丑，惨不忍睹。他们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乐此不疲。仅以前面所涉及的其四大名著的改编为例，劳伦斯的作品改编从1949年第一个短篇小说搬上银幕始，大体经过了三次改编高峰，每一次改编都是影视改编者们借尸还魂，以此直面自身时代问题的尝试。
1960年代之前是改编的第一个波峰，都是黑白片，以《儿子与情人》为巅峰之作。那个电影基本上置劳伦斯原作中的弗洛伊德主义意义于不顾，侧重小说的煤矿工人生活和劳动环境的残酷，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潜在意义上是对工人阶级的赞誉，这与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左倾潮流盛行是一致的。劳伦斯原作中写实的一面和对矿工热爱的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为此这个电影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提名并获得了最佳摄影奖。有趣的是，人们对电影中好莱坞红星斯多克维尔从童星转到成人戏的精彩表演视若无睹，而提名扮演矿工父亲的那位老演员参加最佳男主角的角逐。足见这部电影与时代精神有高度的默契。
改编劳伦斯的第二个高峰在上世纪60—70年代末，那个时候的欧洲社会正弥漫着年轻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反传统、反战、提倡性革命和性自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时候改编《恋爱中的女人》，就自然要挖掘小说中与这个时代气质相吻合的那些特征。人们甚至把作者劳伦斯本人看做是落拓不羁的嬉皮士和放浪艺术家的先祖。这部小说本来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就，有着强烈的反战背景。小说的社会批判精神在劳伦斯小说中达到了高峰。而小说中对现代人的性心理探索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同性色情的强烈暗示则在同类小说中独树一帜。劳伦斯的很多旨趣情结居然在半个世纪后才得到人们的共鸣与同情，而且恰恰暗合甚至推动了半个世纪后人们意识上的觉醒。电影在时代精神上对劳伦斯的小说做了精当的取舍，正如导演罗素所说：从今天的高度看过去是为了评判过去对现在有何等影响。他关心的是过去和现在的人们同样关心的问题。这个电影达到了罗素导演生涯的高峰，一举获得了多项国际国内奖，最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第三个高峰是上世纪80—90年代，以两次改编《虹》和两次改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登峰造极。对这两部作品的改编，带上了明显的后现代特色，特别是女权主义的特色。可以说这些作品在视角上完全从原作对男性的偏重转移到女性视角上来，更关注女性的命运，关注女人的独立不羁，关注女性的性意识从觉醒到自觉的过程。对这两部小说的改编，使得原作中的男主人公形象相对弱化，凸现了女主人公的“戏份”。《虹》被认为是英语文学中的《圣经》，可两次影视改编都舍弃了劳伦斯最为优美的散文诗般的对农业老英国的赞美和对旧英国男人的关切，直接采用了后三分之一的内容，浓墨重彩塑造现代女性厄秀拉的崭新形象，揭示她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为突破困境所做的抗争，从职业困境到性取向的挫折到爱情体验到对现代男性的批判，把一个新女性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而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肢解”则更为“明目张胆”，原著更为注重男主人公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麦勒斯的塑造，但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则把焦点转移到女主人公身上，其中一个片名都删除了情人二字成了《查泰莱夫人》。男人在改编的作品中起的是催化作用，是背景，真正落笔是在女主人公身上。
2007年得了恺撒奖的法语版《查泰莱夫人》似乎宣告了改编劳伦斯作品的又一个新阶段的开端。据报道，46岁的导演法朗在获奖仪式上说因为筹拍这部电影，她几乎穷困潦倒，得奖似乎让她绝处逢生。对此我想到的是“筚路蓝缕”四个字。这些热爱劳伦斯作品的导演们，苦苦地挖掘着劳伦斯文本中超时代的精神，借此启迪当代人的心智、探索当代社会出路。他们做得毫不轰轰烈烈，不虚张声势，既不向钱看，也不向奥斯卡看，仅仅是进行着自己的艺术追求，无心插柳，却得到了“奖”的眷顾，这对任何导演都不能不是个启发。
（作者系翻译、编导、作家，“黑马”为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