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还是300公里外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是组织的“培养对象”，由于实在不喜欢在从政的道路上走下去，最终成为无数个大小官员中的一个，于是毅然“弃政从闻（新闻）”来到了杭州。
这样到杭州工作，是没有杭州户口的。我可以天天免费去看西湖，但不能“享受”杭州人的许多“待遇”，比如我的孩子要读小学，我就要多花好几万块钱。
一年前，杭州算是在人才引进上有了政策的“松动”，比如，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将控制人员入杭州的“人控办”改名为引进人才的“引进办”。这事儿当时引起的反响是很强烈的，包括笔者所在的媒体都竭力予以报道。由于“引进办”和我在杭州买的房子在同一条街上，挺近的，有一天也忙里偷闲去“看看”，想打听一下像我这种人有没有可能属于“人才引进”。那时我已经在杭州一家人才济济的新闻单位成为骨干和中层领导了，已经不需要再“人才引进”，我只是想问问我的户口问题。一问不要紧，一张我们见惯了的冷漠的脸告诉我：“你不属于我们杭州引进的人才。”还好，当我扔掉镇党委书记不干，到杭州来从见习记者开始干起时，就没指望自己作为人才连户口都能“进入”杭州，否则，听了那样的“回答”岂不当场晕倒？
就这样，我在杭州“无户口化”生存着，我发现照样活得不差。我是打工者，我花了规定的钱之后，杭州公安机关颁发给我“暂住证”，上头写着来杭理由就是“打工”二字。我在离西湖骑单车15分钟距离的地方买了三室两厅的房子，我是打算长期住下去的，不是“暂时居住”的。不久前，南方几家著名的报纸招兵买马，向我友好地伸出橄榄枝，我也委婉地谢绝了，我决定赖在杭州了。
除了“无户口化”生存，我还“无档案化”生存。除党组织关系外，我的档案等等玩意儿全都扔在老家。过去把干部档案弄得神神秘秘，说是什么“生命线”，我现在倒干脆，老早就远离它了。去年年初，我跳槽到另一家在浙江发行量和广告量都居第一的报社工作，报社在给我定基本工资时，希望我能拿到档案，至少“关键内容”也有个“复印件”。我给老家那边的组织人事部门打了无数电话，费尽周折，弄来弄去，才弄来一页“复印件”。
同时，我还“无职称化”生存。20虚岁的我大专毕业时，曾留校工作了若干年，得到一个“助教”的初级职称，后来调到机关工作了多年，机关是不评什么职称的，所以我老早就没有职称了。报社希望我把原来大学里用的助教职称转评为媒体系列的职称，“这样才能派上用场”，我也“婉言谢绝”了。我倒不是跟我那些早就成了大学教授的同学相比觉得自己职称的“落后”，而是实在对“要在本行业从业多少年”、“要通过什么什么考试”才可以参评什么级的职称等等规定十分不感冒。陈寅恪被聘为教授之前评过职称吗？我没有职称不也照样活得精彩、干得出色？
最后，我就是“无级别化”生存了。离开了那个“科级”的镇党委书记岗位，远离了那些“向上的台阶”，跟所有级别就拜拜了。我一年能在全国主流报刊发表300多篇时评、杂文、散文、随笔，我能被杂文报选为全国30位杂文名家之一，并不是靠级别换来的。
我发现，把户口、档案、职称、级别这些依附之物全抛开，真是一身轻松，我可以更专注地工作、学习与写作。
我的充实快乐的“删繁就简”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