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写书从来不拿稿费。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发行量很大，稿费很多，但他从不经手，都由人民出版社保管，每年底都写信给出版社，将稿费作为党费上交。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不要稿费。他曾对人说：“我的贡献没有我的工资高，我已经觉得很对不起人民，如果再拿稿费，不是更对不起人民了吗？”有人问起陈翰笙当年营救国际友人的事情，他摇摇头说：“人老了，许多事情记不得了。我记得的，是自己做错的事情。因为那是必须改正的。”“文革”期间，陈翰笙在遭受迫害的同时，还不忘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职责，在自家办了一个免费英语学习班。来上课的，有普通民众，也有当时的“黑帮”子女，陆续达三百多入。周围的人劝他说，“不要惹火上身！”而陈则答以：“我免费收学生，并不犯法。”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道：“当时翰笙老师的视力几乎丧失。我们的教材，都是老人家自己摩挲着在废稿纸上写出来的。他身体并不很硬朗，但即使发高烧也坚持给我们上课……”陈翰笙后来享受的是部长级待遇，但他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布衣百姓。一次，他从广州结束调查研究回来，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当地报社记者很想趁此机会对他进行采访，但就是无法找到他的住处。到部长级干部常住的大宾馆饭店查询，回答都是：查无此人。几经周折，才在他妹妹非常简朴的弄堂房子里找到了他。据说，每次到上海，下榻在这里的一张旧床，已经成为陈的老规矩了。
从1936到1937年，周培源到美国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亲自主持的关于相对论的研讨班，成为中国唯一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从事相对论研究工作的学者。研讨班结束后，周特意到爱因斯坦家中话别，并在书房为爱因斯坦拍照留念。后来，周的女儿问周：“当时你为什么不跟爱因斯坦合个影呢？”周答：“他是这么伟大的人，我怎么可以随便和他照相？！”周培源每次出国开会，都要在经费上精打细算，多坐巴士少打的。
他85岁时，去德国开会，住在德国一家小旅店，为了少交一天住宿费，不顾旁人劝阻，中午退房，然后坐在街头长椅上，困得打盹，回国后反向财务退款。
在向达的一份档案材料中，曾有这样的评语“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对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自认为是党的诤友，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陈岱孙素以助人为乐。1957年北大一位青年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冬天没有衣服穿，当时无人敢借给他。陈则不避嫌疑，给他邮去一大包衣服，而且不忘在邮包上大书“陈岱孙”三字。陈的一位学生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陈知道后，每月挤出5元钱寄给他，连续达8年之久。陈家原有一个侍候他母亲的“管家婆”。
母亲病逝后，陈对管家婆说：“姆姆的东西用得着的你尽量拿。你的生活我管到底。”王竹溪指导弟子王正行翻译海森伯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译作出版之前，出版社想请王竹溪写篇序文，他断然回绝：“海森伯是大科学家，我没有资格给他的书写序。”01931年，江泽涵谢绝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拓扑学大师S．Lefschetz教授的诚聘而回国，原因是江认为不能“只口喊科学救国而无自己要赶超世界水平的雄心壮志”。江回国的目标是使拓扑学在中国生根发展，团结同事共同奋斗，“期以五十年，一定要使中国也跻身于国际现代数学之林”。
1991年9月，北京大学数学系决定设立江泽涵奖学金，江泽涵以他和夫人的名义捐赠5万元作为奖学金基金。当年12月，江写信给北大数学系，他在信中说：“我已年近九十，难以再从事数学工作，我寄希望于青年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强不息，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发挥聪明才智。我意在九十岁时，检点自己平生积蓄，尽个人薄力，来支持和勉励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叶企孙视学生如子女。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北大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叶看到自己所教班级中有学生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些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1950年夏天，邓稼先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从国外带了什么回来？邓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1979年，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失败后，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须有人到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然后就穿了件简易的防护服，走进原子弹摔碎的地区，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强烈的射线严重地损害了邓的身体。1985年，病床上的邓对妻子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邓稼先生前，曾有不少人问他：“原子弹成功后，你得到多少奖金？”邓总是笑而不答。直到1986年6月邓病危时，杨振宁到医院去看望，提起此事。邓才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杨又问：“不开玩笑？”邓回答：“是真的，不开玩笑。”并解释说，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一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邓拿的是最高等级的奖励。邓去世后，国防科技成果办公室曾经追授奖金3000元给邓，邓的家属又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了九院的科技奖励基金会。
1986年7月7日（邓稼先逝世前12天），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罗干、朱光亚、蒋心雄等到医院探望邓稼先，李鹏代表国务院授予邓全国劳动模范证书。邓提前拔掉输液管，准备发言稿，穿着整齐，等待领导的到来。他在发言的最后，离开稿子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1928年，傅鹰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宣读以后，得到好评。美国一家化学公司立即派人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去工作，他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友张锦商量之后谢绝了，决心回到祖国去。他们认为：“我们花了国家许多钱到外国留学，现在若是留下来为美国做事，对不起中国人。”1929年，他应东北大学之邀，先离美返国。当乘坐的轮船航行在太平洋上时，傅鹰填词一首，赠给仍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的张锦，其中有一句是“……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文革”时期，军宣队命令傅鹰“批孔”，傅回答说：“再过几年，现在这些批孔老二的文章就没人看了！我从小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政治学习要求读报纸，傅指着报纸说：“上面的数据都是假的，至少百分之八十是假的，假话不可信。”、1955年，北大生物系和中科院联合组团，一起前往山西吕梁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已经60多岁的李继侗是北大的带队老师。当时野外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出外考察的交通工具仅有一辆二十个座位的汽车，而考察团共有六十多人。李自始至终都不坐车，徒步考察，并对北大师生说：“我们北大师生全部不坐车，这样别人也不会去抢座位，让出来给老先生和体弱的同学坐。”有人问张岱年是否曾对学生发火，张回答说：“不多，但也有几次。这说明我的修养还不够，还得加深修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