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大西语系掀起了一股“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热潮。各个专业都忙着拟定自己的“重点批判对象”。德语专业的五个年级的一百多位师生集中在民主楼楼上的一间大教室里，一致提名将歌德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主持会议的冯至却以深沉而诚恳的语调说：“同学们，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歌德在德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如果我们批了歌德，会伤害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并鼓励大家提别的作家。
听得师生个个目瞪口呆，会场上久久鸦雀无声，“大批判动员大会”最后不了了之。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授课时，教室不大，仅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一次上课时，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生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生没有座位。男生有的不懂得向女同学让座，有的则不好意思给女生让座，她们不得不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看不过去，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生坐下听课。
周一良经常说：自己平常最服膺的是孔子所称的“吾道一以贯之”即“忠恕之道”。他自己在平时也亲身躬行，无论对师长、对朋辈、对后学弟子均待之以诚，蔼然有古人之风。80年代末，周与赵和平合写《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周不顾年事已高认真审阅书样。书将付梓时，赵要署上周的大名。周认为这些事是一名师长应该做的，执意不允。周最后说：“你现在不用靠我，可以自己打天下了。”邓广铭和他的学生张希清合作整理司马光《涑水纪闻》，书由中华书局列入“唐宋史料笔记”丛书，并于1989年9月出版。在该书的点校说明中，邓明确说：《涑水纪闻》由张希清校勘，书末所附的《温公琐语》由张希清辑校，全书的标题拟制、次第编序、人名索引也一律由张希清同志所作。决不掩人之功，掠人之美。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补贴资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并以此为条件，商定出版邓广铭的全集，但因邓与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订本的约定，遂影响到全集的出版问题。邓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将欠下出版社一份情，这使他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就成了他心头一块大病。
在1997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给该社出版，但必须等他把四部传记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须对贵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寿论文集》作出报答，那么就请贵社把印制这本论文集的费用清单告诉我，我将在半年之内分两期全数偿还贵社。我今年九十一岁，我的人生观点就是决不在去世之时，对任何方面留有遗憾，不论是欠书、欠文还是欠债，这样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遗憾在人间。”范长江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1932～1935），除了认真读书以外，还十分关心国事。一次，在上伦理课时，范向授课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请求回答。一是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国民党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主张抗战的是善还是恶？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回答说：“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一答复让范颇感失望，从此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最终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
阴法鲁晚年住在中关园，住处局促，又堆满了藏书，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阴写了分房申请。申请刚递交上去的第三天，阴又亲自送去这样的信函：“现在的青年教师住房很紧张，还是把更多机会留给他们吧。”1958年的“大跃进”激发了北大半导体专业师生的创业豪情，在黄昆的领导下，他们雄心勃勃，计划建立半导体工厂。但苦于没有资金，师生们就在物理大楼的门口卖冰棍。黄昆一马当先，大声叫卖，毫无羞色。
有一次正好碰上他要去科学院开会，他居然把自己的英国太太请来替他叫卖。
“文革”时，黄昆是二级教授，每个月有285．元钱的工资，他把200元都交了党费。他在生活上要求很低，衣着极为普通，曾被看作是校园里最像工人的教授。但黄在学术上却要求很高。一次，一位副教授评教授职称，大多数学术委员同意，黄却直说，给他个副教授就不错了。
有一次，张中行认识的一个人丢了1000块钱，十分沮丧。张当场就拿出500元来送给那人，还说：“只当是你丢500，我丢500，一个人的不快两个人分担！”法律史学家饶鑫贤提携后辈不遗余力。2001年，有一位外地学生想考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不知道饶已经不再招生，依然写信向饶打听招生情况，年近80高龄的饶；举着拐杖不辞辛劳到北大研究生院找到招生简章，并亲自给他邮寄过去。
02000年，王选患病以后，曾写下一份遗愿。其辞为：人总有一死。这次患病，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垄铼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得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并且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
我对方正和计算机研究所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做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王选2000年10月6日。孟二冬病重住院后，每天坚持练习书法，他经常写的八个大字是“尺璧不宝，寸阴十金”。
侯仁之因为年迈，无法亲自上街去买扫院子用的大竹扫帚，遂托总务处的老师代为购买。一天，总务处的老师送来扫帚，道别后，侯又追出门去，向那位老师说：“我眼睛患有白内障，视力衰退，以后见面不一定能认出您，请您见谅……”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徐光宪把《物质结构》一书的稿费5000多元全部捐给北大技术物理系工会，让工会用来补助困难教职工，而且还请求工会的同志“千万不要声张”。
1988年，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福州大学校长黄金陵与徐光宪同住一室。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晚上，徐写致辞写到很晚。因为怕打扰黄休息，徐特意搬了一张小凳子放在洗手间，借助微弱的灯光俯首疾书。黄半夜醒来看到此景，大为感动。
（）2005年，徐光宪获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他在给民盟中央张梅颖的回信中写道：“这次我意外获得何梁何利成就奖，考虑到部分学生家境比较困难，决定在化学学院设立霞光奖学金，把奖金的三分之二作为基金，每年以利息奖励8名大二大三的经济困难而品学优良的学生。2005年已经颁发，特向民盟组织汇报，并感谢民盟组织多年来对我的教育与帮助。”02006年，北大研干校邀请已经86岁高龄的徐光宪为北大学生作讲座，徐欣然应允，他在给研干校负责人写的回信中说：“我近来由于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副作用，走路不稳，失眠、头晕。所以本月底在江西将召开稀土学会理事会和《稀土学报》编委会（我是学报主编）和下月中旬在上海召开钍核能利用的会议（我是建议人之一）都不去了。但对你的要求，我还是同意了。一方面是教师的责任，另一方面，是我不愿使一个年轻人的希望落空，这会影响你们的大胆进取精神。”季羡林的几位弟子编《季羡林文集》，在前言的初稿中称季为“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终身教授”，等等。季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北大长期流传着一段关于季羡林给新生看行李的佳话：某年九月初，北大新学期开始。一位新生带着一大堆行李来报到，实在太累，又要去办入学手续，就把行李放在地上。正在发愁之际，刚好走来了一个衣着极为朴素的老人，样子亲切和蔼，就像个老校工。这名新生便上前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行李好么？”老人爽快地答应了。那位新生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近一个小时过去后，新生归来，老人还在静静地看守着。新生谢过老人，两人分别。直到北大开学典礼时，那位新生才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