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世纪20年代，北大有两位教授——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两位在校内的住所恰好对门，自然朝夕相见，每次见面后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两位都是著作颇丰，忠于自己所信，当仁不让。学术与人情截然分开。
钱玄同与黄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曾一度同在北大国文系任教。
钱一切求新，黄则一贯守旧。黄素来瞧不起钱，说钱是野狐禅，有辱太炎门风。黄还说自己一个晚上的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活路。大意是：黄在一个晚上发现了古音二十八部，并记有笔记。某日，钱到黄住处闲谈。黄因小便离开片刻，回来之后，发现笔记不见了。于是他猜测是钱趁其不备拿走了。黄认为钱在北大讲授的文字学，就是他那一夜的成果。但钱一直否认此事，对于黄的讽刺也总是一笑了之，有时还会为黄“圆谎”。后来两人同在北大讲授文字学，观点针锋相对，大有唱对台戏的样子。黄常借题发挥，大骂钱，但钱却颇有雅量，从不计较。一次钱在讲课，对面教室里的黄也在讲课。黄大骂钱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文字音韵学。有一次，钱在课堂上讲到广东音韵，课后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提出了不同意见。
下一次上课时，钱上台后面带笑容，客气地问：“哪一位是李锡予同学？”李锡予站起来回答说：“我就是。”钱说：“请坐！我见到你的信了。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是一知半解。很感谢你纠正了我的纰漏。”接着，钱在课堂读了李锡予的信，还希望其他同学对讲课中纰漏之处提出意见。
据张中行回忆，梁思成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都放幻灯片，课讲得十分有趣，听讲的人也很多。有一年，讲完最后一讲，梁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20人，却无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无人答话。梁这时像是恍然大悟，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人举手。梁大笑，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大揖。众人报以微笑而散。
熊十力曾指斥佛家，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1919年，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却独推崇佛法，还指名道姓地指出：“此土凡夫熊升恒（即熊十力）……愚昧无知”。熊见到梁文后，并不生气，还给梁寄去一明信片，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确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后来熊十力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与梁把握快谈，争论佛教。由此二入结交，并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
顾颉刚的史学名著《古史辨》是学术争论的直接产物。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致钱玄同的长信后，刘、胡二人反驳他，他十分高兴，来函照登，并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地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顾主编的《古史辨》七大册从头到尾都以讨论集形式出现，又尽量辑入反驳和批评自己古史学说的文字，他说自己这样做是“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1929年，顾颉刚回苏州养病时，偶然读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大为欣赏，当即对钱说：“你不合适在中学教书，你应该到大学教历史。”随后即推荐钱到燕大，并请他为《燕京学报》撰文。他明知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与自己的观点对立，依然将此文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后又收入《古史辨》。不久，顾又力荐钱到燕京大学和北大任教。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数十年后，钱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充满感激之情：“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尚书》，认为《尧典》的十二州是受汉武帝十三州的影响。顾的学生谭其骧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后，认为顾的说法不能成立。顾就鼓励谭写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将两人讨论的信札刻印发给学生，并说明他已经认可了谭的观点。顾还在日记中说：“其骧熟于史事，余自顾不如，此次争论汉武十三州问题，余当屈服矣。”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计划成立民族学研究所，他托当时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请语言学家李方桂任所长，谁知李坚辞不就。
傅一再催促，李最后很不耐烦，就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听后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鲁迅逝世后，侨居美国的林语堂发表《悼鲁迅》一文，认为“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称为战士”。又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鲁迅生前与“新月”派不合。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新月”派的干将之一叶公超正在北大任教，听说鲁迅逝世，就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并专门撰写文章高度称赞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还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胡适读了这样的评论以后，对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答道：“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叶公超在台湾时，有一次打电话给台北《中国日报》社，找该报的发行人余梦燕。接电话的人说：“她不在。请问您贵姓？”叶答：“我是叶公超。”对方以为叶在寻开心，冒充叶公超，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老子。”没想到，叶心平气和地说：“好。
那么，爸爸，请你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余梦燕。”对方一听，才发觉玩笑开大了，赶紧挂掉电话。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大力整顿上课纪律。英文系有个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经常旷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误听人言，把这件事记在同班的许德珩身上，在布告牌上公布许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
许整天都在教室和图书馆用功读书，从未无故缺课。见到布告牌后，异常愤怒，一气之下，就砸碎了布告牌。陈知道后，大怒，对许砸布告牌的行为又记一过。许又将第二个布告牌砸掉，并站在陈的办公室门前，要陈出来和他理论。校长蔡元培马上就知道了此事，经过调查，才知道是陈弄错了。陈知道事实真相后，马上收回了成命，并向许道歉，劝慰一番。此事遂告平息。随后，陈与许竟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1927年6月和翌年2月，陈独秀二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陈独秀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据殷海光回忆，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果德尔（又译海德格尔），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他的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两人都是神情自若。殷海光在见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后惊叹不已。
1938年，西南联大第一学期开学时，殷海光选修了郑昕的“哲学概论”，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凭着以前对殷的了解，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期终却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这学期，殷海光还选了他的恩师金岳霖的逻辑课，金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①回来，他的课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殷海光于是就去听王教授的课去了。
汤用彤待人宽厚，脾气极好。他喜欢喝排骨莲藕汤，每次至少要喝上两碗。但是有一次家人端上汤后，他只喝了一碗便起身走了。家人觉得有些异常，盛汤一尝，马上就吐了出来：原来做汤的人没留神把一块肥皂掉进锅里却没有发现。汤用彤已经察觉到汤的味道不对，但是为了不致影响别人的情绪，居然一声不响地把一碗汤全都喝了下去。
俞平伯在北大讲古诗，讲到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某同学站起来质疑：“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随手拿起粉笔写出六七种来，提问的同学说：“对。”然后坐下。
朱光潜治学为人，从来不勉强别人勉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在《谈美·开场白》中以对话的语气说：“我所说的话都是你所能了解的，但是我不敢勉强要你全盘接受。这是一条思路，你应该趁着这条路自己去想。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我所说的只是一种看法，你不妨有你自己的看法。”朱光潜的某些美学观点跟蔡仪针锋相对，二者是有名的“论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朱对于“对手”的尊重。一次，朱帮邓伟敲定拍摄名单，他翻看着纸上的人名，问：“你应该拍摄美学家蔡仪先生，有他的名字吧？”朱的另外一个“论敌”李泽厚撰文回忆，当年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评价李泽厚的文章是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中最好的。在“文革”中，这两位“论敌”还曾偷偷小聚，把酒畅叙。朱光潜曾说，人活在世上，不要看风行事，应该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老实人。
朱光潜的《谈美》又叫《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此书出版后，上海书摊上出现一本署名“朱光潸”的书，书名叫《给青年的十三封信》。
朱光潜看后哭笑不得，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公开信，含蓄地说了做人要坦诚的意思，署名曰“几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此信后来发表在《申报》上。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意外地“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给了孔丘一个回马枪！”结果为天下学人所诟病。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冯提出邀请梁漱溟参加。冯的女儿电请梁，梁答不能来。数日后，梁致冯一信，大意是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谗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冯读后无愠色，说这样直言，很难得的，并命其女寄梁一册《三松堂自序》。
在“文革”中，周一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回首往事，他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事情放在较长的一段时光中来考察，就能较为超然，就能较为公正，就能实事求是，就能通情达理得多。”他还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
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没有什么理由坚持对他们的行动采取不谅解的态度。”汪曾祺和查良铮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且都是校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成员，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汪曾祺成名后，有个报社记者想去采访他，他连连摆手：“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会上，季羡林讲到英国牛津大学实行自由式教学，师生一起吸烟讲学，烟浓时连屋里人的上半身都看不清，可谓真正的“熏陶”。说完他话锋一转，向身旁的校党委副书记建议，北大在教学改革时也可考虑这种自由对话式的教学方式。顿时全场数百名学生一起大笑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