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曾赋诗明志云：“方我少年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林纾为近代翻译大家，终其一生，翻译世界名著四十余部。林晚年自陈其翻译目的云：“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蔡元培一生好学不倦，涉猎甚广，但总觉不满足。年近70岁时，蔡撰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20岁》，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我若能回到20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喜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蒋复璁也评价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
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赋诗一首：“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在武汉失守后，胡适迅速拉到了美国给中国的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蒋介石贺电说：“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自己也很兴奋地题诗一首作为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1916年1月25日，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谁欲让？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觉口气很狂，心中不安，所以屡易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亦寻常当谁告！从今后，倘傍入门户，不是男儿！”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陈独秀说自己“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决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1942年12月，傅斯年于大病之后，在给胡适写的一封信中说：“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
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来，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确算比较少的了。……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林纾曾说自己：“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辜鸿铭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辜称自己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1918年，熊十力为老友张纯一《谈道书》作序，称：“茫茫大地……唯有撑拳赤脚，独往独来于天地间而已。”熊于当年自印《熊子真心书》，丁去病为其作跋，称熊为“孤怀独往者”。
周作人曾说他自己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学无专门，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周有一个长达十三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他还自称前生是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