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为近代古文大家，善诗文，精书画，好自矜夸，有狂生之谓。其《畏庐文集》，于闲漫细琐之处，曲曲传情，与明代归有光文风相近。林自己也说：“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陈独秀曾创办过多份有影响力的报刊，《新青年》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份。陈对自己的办报业绩也非常自信。他曾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陈独秀主张思想解放，常言：“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认他人之越俎。”抗战时期，陈独秀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生活穷困，深居简出，潜心著述。他将以前写成的文字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加以整理，汇集成书，定名为《小学识字教本》。陈对此书颇为自信，他说：“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大，可以流传下去。”他将书稿送到教育部的一个出版机构，出版社答应出版，并预支他5000元的稿费。
接到稿费后，陈得意地对好友邓燮康说：“夫子曰，耕者，食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写本书都不饿饭。”《小学识字教本》正式出版之前，出版社将其送到教育部审批。教育部长陈立夫阅后认为内容无碍，只是“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希望陈能将书名改一下。
陈接到陈立夫的批复后，极为不满，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我写的书，一字也不能改。”因陈不同意改动，此书就始终未能出版。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睥睨学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走起路来，不是仰首窥天，就是俯首察地，绝少平视。甚至对其师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要批评一句：“粗！”有一次，马寅初去看黄，谈到《说文解字》之学，黄一概不理。马再问，黄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弄你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据周作人回忆，1908年前后，陈独秀往东京民报社与章太炎晤谈。
闲谈中间，陈无意说起湖北没有出过像样的大学者，章敷衍赞同。不料，这番议论被隔壁的黄侃听见，便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在下区区，安徽固多有学者，然而也未必就是足下。”致使陈索然扫兴而去。黄侃在中央大学兼课时，同事中的名流颇多，一般都是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黄侃则天天步行，卓尔不群。一日下雨，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钉鞋（即木屐）。黄侃上完课后天放晴，就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识黄，见此公土气不说还携带一包东西，就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没说，放下纸包就一走了之。系主任见黄几天都不曾来校授课，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何故，回去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荒唐！荒唐！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就与中央大学脱离关系。
林损在北大上课时，异常自负。有一次学生问林：“现在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林答：“第一，没有；第二，就是我了！”熊十力，湖北黄冈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自幼家贫，只读过半年私塾，全靠勤奋苦学，终成一代哲学大家。熊幼年即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意识，曾对父兄口出“狂言”：“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当年12月，熊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聚会武昌雄楚楼，庆贺光复，史称“黄冈四杰”。聚会期间，李曾书“雄视三楚”四字，熊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张申府一生推崇罗素，也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信，他说：“我相信我了解罗素；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点，但我看到了。
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在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鲁迅在北大兼课时，有人指责他为“北大派”，鲁迅怡然受之，并说：“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否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沈尹默是海内外公认的大书法家。有一次，他以前在北大的学生傅振伦对他说：“你写的字恐怕是中国第一了。”沈答日：“我是世界第一。
因为欧美非等洲的人全不会写中国字，如果我是中国第一，当然就是世界第一了。”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异常兴奋，就约上几个北大老同学去找蔡元培喝酒。大家兴致很高，都多喝了几杯。傅喝醉后，就信口畅谈他的国家理想：“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笑着说：“这除非你做大将！”钱玄同自己规定，在北大讲课，考试可以，但决不判卷。考试次数完全按学校规定，到了考试时间，发下试卷后，便坐下来干自己的事。到时间收卷交到教务室，便忙其他事去了。为此，北大专门给他刻了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登记入学分册，完事。钱在燕大代课时仍用这个办法，考卷不堪，交与学校。燕大便把试卷退回，钱仍不看，再交上。学校便说，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回信，并附薪金一包，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顾颉刚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常常对入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
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1941年圣诞节，日本袭击香港，滞留香港的梁漱溟装成渔夫，九死一生脱离虎口，但他若无其事，心境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安全抵达广西后，他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
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又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很多友人都认为梁的这一番话疯狂至极，梁则回答友人：“狂则有之，疯则未也。”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哲学》的自序中说：“今天的中国入，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汤用彤对自己的学问颇为自信，1942年，当他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被教育部授予最高学术奖时，很不高兴，对同事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1914年，金岳霖赴美留学前曾就专业问题征询家人意见，他五哥建议金学习簿计学。到美后，金先是读商业科，后来因提不起兴趣，而改学政治学。他在给五哥的信中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废名曾在北大为大一学生讲授国文课，听过此课的汤一介曾回忆说：“废名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废名在北大给学生讲自己的作品《桥》，每每提到其中精彩的语句，总会洋洋得意地说：“你们看，我这句写得多么妙不可言啊！无人能超过！”有一位女同学的作文写得很好，他对学生评价说：“你们看，她文章的风格多么像我的呀！”孙大雨以韵文翻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也擅写新诗，且自视颇高，对别的诗人嗤之以鼻。他在大学讲课时，经常会心血来潮，先在黑板上抄一节闻一多的诗，连呼“狗屁”，或者再抄一段徐志摩的诗，也是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之后，才开始正式讲课。
西南联大时，黄昆和杨振宁都是物理系有名的才子，两人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一次，黄问杨：“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说看了。黄又问以为如何，杨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他是老糊涂了吧。”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出版，引起极大轰动。
蔡元培在此书的序言中大力褒赞，称此书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一样样都是超越古人，开出风气的”。
后来，胡对此书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入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千家驹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经胡适介绍，到社会调查所去工作。
千用了一年多工夫，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的内债》。此书出版后，在当时影响极大，还被译介到国外，千因此而成名。此书出版时，千不过二十四五岁。他非常自负地说：“据我所知道，最近凡是研究中国财政问题的人，鲜有不受拙著影响的，他要是看过我那小册，则谈内债问题时一定征引过它，如未看过，则往往不免于错误。”20世纪9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北大大讲堂作关于基因和克隆方面的演讲，慕名前来听讲的学生甚众。教授讲到一半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突然站起来，对教授说：“我必须打扰您的演讲，如果我记忆里没有出现问题的话，您刚才演讲的内容，其中有一半来自英国作家约翰·琼的一部作品中的东西，而且还有三分之一来自瑞典国家生物研究室三年前的学术论文。同学们可以到图书馆去查这些内容，如果教授需要我说出那个作品的名称，和那个学术论文的标题，我愿意为您效劳。”学生讲完后，讲堂内一片哗然，教授呆愣在讲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讲座就在一片轰然声中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