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曾说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张岱年回忆说：“我的家兄张生辅先生说过，现在中国如有个哲学界的话，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李敖回忆他对钱穆态度的变化时说：“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冯友兰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的金岳霖说：“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我认为，这几句话可以概括嵇康的风度。这几句话对于金先生的风度也完全可以适用。”又说：“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入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今人或论金岳霖：“不是真诚，而是非常真诚！”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清末任张之洞幕僚，官至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民国初年，在来北京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个口头禅：“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辜也经常认为自己“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
林语堂评价辜鸿铭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轰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北京有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瞧不起林语堂的英文，但却对辜鸿铭的英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称“辜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有“三个半”英语人才，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还有半个孙未说。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将辜置于第一。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人都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却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清史稿》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那时的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是中国唯一的“狂者”。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废名本名冯文炳，是现代文坛的一位独具个性的人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就曾说过：“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老作家汪曾祺1996年曾断言：“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周炳琳历任国民政府要职，胡适评价周说：“他是国民党员，但终因北大的训练，不脱自由主义的意味。”马叙伦说，周在抗战时期，“任参政员兼北大教授，他的表现十足站在民主方面了”。
解放前，在一份秘密的汇报材料《国立北京大学概况》中，如此介绍、评价周炳琳说：“周炳琳——浙江人，五十余岁，国民党员，参政员，失意政客。现任法学院长兼法律系主任，经济系教授……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时而为了迎合学生们的心理，发一顿牢骚，时而又为了将来好做大官，变成了一个极反动的人。”金岳霖在把自己同冯友兰相比较时说，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冯先生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胡适曾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字号）右者”。
钱穆评汤用彤：“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季羡林说：“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沈从文逝世后，其妻妹张充和写了一幅挽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被认为是公道之论。
季羡林说他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泽厚说：“宗白华先生本人对名誉是无所谓的，他是魏晋风度、逍遥游。超越世俗，才能走入美的世界。所谓智者乐，仁者寿！”据冯友兰为《张岱年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介绍，张岱年的学生刘鄂培爱好篆刻，想送导师一枚闲章，问张刻什么字好。张说就刻“直道而行”四个字吧！冯友兰感叹地说：“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和饶毓泰作过比较，他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西南联大时，金岳霖以谋生手段之高低为标准，品评几位好友：“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被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他比我还不行；最后唯一能活成也许能活久一点的，大概只有周公①了。”季羡林评价周一良说：“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也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绝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又评1949年以后的周一良说：“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走过的道路，有时顺顺利利，满地繁花似锦；有时又坎坎坷坷，宛如黑云压城。当他暂时飞黄腾达时，他并不骄矜；当他暂时堕入泥潭时，他也并不哀叹。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从没有听到过他发过任何牢骚，说过任何怪话。”周一良说：“邓广铭是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他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单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所以我说他在史学、史才、史识三个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这是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难做到的一点。”王选逝世后，他的学生魏新评价他说：“没有王选老师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就没有方正。没有王选老师将这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之一转化为生产力，中国传媒业和印刷业就不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革命。没有王选老师的持续技术创新，我们这个发明了活字印刷的伟大民族，就不可能在印刷术上再次领先于世界。纵横千年，当代王选与古代毕异，将同样被世界公认与铭记。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但在近代历史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并不是太多。由此，王选老师的价值才显得格外珍贵。”杨振宁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说：“如何评价我丈夫呢？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给了祖国和人民，他没有虚度一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吧！”北大长江教授、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严纯华评徐光宪说：“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先生则已经达到了后者的境界。”饶宗颐评季羡林：“他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张中行评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