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治乱、处利害、决嫌疑是辩的基本目的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这三点是名辩思维的应用。小则处利害，决嫌疑；大则审治乱，治国安邦。从实践的角度看，后三者是辩的更重要的目的。明同异、明是非、察名实归根结底是为审治乱、处利害、决嫌疑服务的。至少在先秦名辩思想中，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辩”是用来为自己学派的政治理想作论证的。
四、辩的原则
中国古代名辩学对于“辩”即立辞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原则，实质上体现了人类的正确思维都必须遵守、不能违反的共同要求。这部分内容与传统逻辑中思维规律的内容是一致的，虽然由于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不同特点而有不同。
“异类不比”：
名辩学的重要的推论方法，如譬、侔、援、推等都是建立在事物的类同基础之上的，如果类不同，这些推论方法则失去了其辩说的基础与作用。《墨辩》中说：
异类不比，说在量。
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
不同类的事物不能进行比较，原因在于计量单位与衡量标准不同。
木头与夜晚哪个长？人的智慧与粟米哪个多？爵位、宗族、操行、价格四者谁“贵”？
衡量木的长短用长度单位，夜的长短用时间单位。人的智慧多少要看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粟，作为具体物质，计量其多少以升、斗、石等为单位。故木与夜、智与粟均为异类，不能比较，因其计量单位不同。此外，爵位的尊卑，宗族的亲疏，品德的高尚与卑劣，商品价格的高低，衡量的标准也是不同的。爵、亲、行、贾四者孰高孰低？
均属异类，岂可比较？区分异类是为了在推论过程中避免异类相推。“异类不比”确实是一条重要的论辩原则。
“通意后对”：
论辩过程中构成说辩的最基本思维单位是名。名有其含义及范围。如果论辩双方所使用的名，其含义不清，或一名有多个含义而不定，那么辩就会产生混乱，就不会有胜。因此，辩的过程中名的含义必须确定，并且要一以贯之。论辩双方要在共同的含义上使用某个名，如果一方不明了另一方使用的名的确切含义，则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通意后对。”
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谁谓也。
子知鲥乎？应之日：要凡何谓也？彼日：戮施，则知之。若不问飘何谓，径应以弗知，则过。
弄明对方所用名的含义，然后再给以相应的回答。原因是：否则不知道对方的名称谓的是什么（当然就无法正确回答）。
对方问，你知道羁吗？听者反问：羁是什么意思？对方回答，羁施。那就知道了。如果不问羁的含义是什么，就径直回答说不知道，那是错误的。
鹭，羁之古字。曹植诗《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羁，马络头。驭马的设施。“通意后对”的原则强调回答别人问题，即与他人交流思想（包括论争）过程中，首要的一项要求就是明确“名”的含义，或说“正名”。名的含义是清楚的、确切的，双方认同，这是交流的必要条件。思维实际中，同一语词表达不同含义的现象所在多有，不明确名的含义，势必产生混乱以至纠缠不清。
“唯乎其彼此”：
与“通意后对”相联系的“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前面已做过介绍。其实，“唯乎其彼此”也是论辩的原则。不但我们所用的名要“唯乎其彼此”，彼名专指彼实，此名专指此实。我们给出的每一个辞也必须“唯乎其彼此”。语句所表达的内容绝不能有歧义。此原则运用于论辩之中，就是始终保持论题的同一。
由以上介绍的“异类不比”、“通意后对”、“唯乎其彼此”的原则，共同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在论辩过程中保持名、辞的同一。一个名具有什么含义就应当具有什么含义，一个辞表达什么思想就是表达什么思想，以及论辩中必须遵循同一个辞展开，等等，无不与传统逻辑思维规律中的同一律相同。
“不俱当，必或不当”：
在介绍辩的实质时我们引用了以下经文：
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这条经文定义“辩是争彼”。而彼是一对矛盾判断。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判断具有的性质是“不俱当，必或不当”。
也就是用必然判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判断不能同时都是真的，一定有一个是假的。辩的定义传达的信息恰恰是传统逻辑中的矛盾律思想。当然这里并没有指出具有反对关系的两个判断同样具有“不俱当，必或不当”的性质。这与传统逻辑矛盾律适用范围既包括矛盾关系的判断，又包括反对关系的判断还是有差别的。但从下一条经文中，我们会看到，《墨辩》不仅指出具有矛盾关系的判断“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而且还指出具有矛盾关系的判断“不能同假，必有一真”。这恰恰是传统逻辑排中律的内容。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说“辩”不会有胜利者，一定不符合实际。原因在于辩是“争彼”，一定有判断符合事实的胜利者。
对客观对象加以反映，甲、乙二人有可能出现不是相同就是相异的情况。相同的情况如：甲说这个动物是狗，乙说这个动物是犬。结果狗与犬是“二名一实”的重同。
二人都正确，当然无胜者。相异的情况如：甲说那个动物是牛，乙说那个动物是马。但有可能那个动物既非牛也非马。如此，甲、乙二人的判断都不当，二个判断之间是反对关系，当然也无胜者。二人相争却无胜的情况，是由于二人的判断不构成“辩”。因为所谓辩，一定是针对同一对象所作的肯定与否定具有同一属性的判断，即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判断。判断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
这条经文是对《墨子·经上》“辩，争彼也”那条经文的补充。或说《墨子·经上》的那条经文是从正面对“辩”的特点的阐述与规定。《墨子·经下》“谓辩无胜”这条经文就是从反面对“辩，争彼也”的继续阐述与明确。它从同、异两个方面说明具有何种关系的判断（或同为真或同为假）是无法区别出胜者的。当且仅当只有一个判断是“当”的时候，才有胜者。两个判断都“当”与两个判断都“不当”，用“辩，争彼也”来衡量都不是“辩”，都不符合“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当者胜也”的规定。如此看来，《墨子·经上》与《墨子·经下》两条经文互为补充，告诉我们这样一条辩说原则：对于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判断之间才具有这样的性质：二者不同真，必有—假（“不俱当，必或不当”）；二者不同假，必有一真（“俱无胜，是不辩也”）。前半句是矛盾律的内容，后半旬是排中律的内容。这两个辩说原则，在《墨子·经说下》中有很精彩的中国式的表述。
彼，不两可两不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