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拯救慈善
冯仑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证明他是已婚男人的戒指，不过，这枚戒指跟他夫人没什么关系，这是他跟一位男同事一起买的，而且两个人的戒指一模一样。这也是我第一次采访冯仑时，他给我讲的一个段子。原来，有一次，冯仑和同事要代表万通去跟美国人谈判，在谈判之前，冯仑听说外国人很讲究戴婚戒，为了赢得对方的好感，他立刻拉着同事，到商店里买了两枚戒指戴手上。至今，两个人还戴着同样的戒指。
提到冯仑，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段子”，SOHO中国的潘石屹曾开玩笑说：“有冯仑处，便有黄段子。”
玩笑有夸张成分，但冯仑确实是个喜欢在公开场合讲“段子”的企业家。他经常用各种段子把很复杂的事情通俗化。比如，“理想是墙上的美人，现实是炕上的媳妇”，“老婆多了不一定幸福，地多了不一定赚钱”。在电影 《中国合伙人》里，出镜不到一分钟，就一句台词，他仍然说的是个段子：“在外头混其实是‘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不过，熟悉冯仑的人，关注更多的是“段子”背后的思想。在人们对地产商的印象还是“暴发户”的年代，冯仑就是个非常有思想的“儒商”了。即使现在投身商业20多年，冯仑身上的文人情怀仍重于商人气息，这也许和他的成长经历有极大的关系。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因为父亲有一点“职务之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冯仑在十四五岁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大事情。在他当时写的日记里，有对现实的分析，对自己的要求，对未来的憧憬，当然，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一样，还充满了革命激情与理想。
1978年，19岁的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是他当时的同学，他们也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张维迎去英国留学的几年，冯仑还曾借住在张的家里。
本科毕业后，冯仑进了中央党校，成为当年中央党校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硕士。之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在体制内那几年，冯仑是纯粹的文人形象，他还写过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主编了《中国国情报道》，甚至翻译过一本书——《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直到现在，他也对媒体表示，在他的灵魂里，三分之二是马克思主义。
遗憾的是，一心“向上”的冯仑因为种种原因 “被下海”。与那个年代许多怀揣“发财梦”下海经商的人大不相同，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仕途受阻，满腔热血、一心报国的冯仑一定不会“入江湖”。
当然，因为有了“被下海”，才有了1991年的“万通六君子”创业。
“万通六君子”在中国的地产圈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冯仑、潘石屹、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这几个名字就像是某种特定的标签，时时被人提起。虽然从第一次有人选择散伙至今，几个人分开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关于他们的新闻，却一直没有消失。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媒体想在他们几个人身上挖出一些新料。这种影响力，在中国的商界并不多见。
这六个人性格各异，却个个都胆子大、个性强，冯仑当年可以成为核心人物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其个人魅力也可见一斑。
据说，当年刚开始分家时，冯仑是不愿意分开的，在他的骨子里还有一种水泊梁山的侠义情结，觉得兄弟不能为钱伤感情。1995年，冯仑在最纠结痛苦的时候，与周其仁在美国加州偶然邂逅，两个人一见如故，冯仑与周其仁聊了一个通宵，讲述自己的困惑与疑虑。周其仁当时在思想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也让冯仑改变了把生意与哥们儿情义混淆在一起的想法。因为这次邂逅，两个人也成了好朋友，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虽然明白了生意就是要亲兄弟明算账，但冯仑江湖大哥式的豁达并没有改变。据说，当年万通没分家前有一笔7000多万的债务，因为中间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一直没有偿还。分家后，冯仑认下了这笔账，一个人连本带利还清了债务。
万科的王石评价他说：“冯仑这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冯仑聪明是公认的，世嘉地产的董事长朱仝曾跟我讲过一件事，几年前，朱仝在北京南城拿到一块地，当时南城新开发的项目比较多，他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保证赢得市场。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冯仑，便向其请教。冯仑只说了一句话：“比周边的房子好一些。”这句话让朱仝茅塞顿开，后来，果然因为质量好一些，世嘉的楼比其他楼价钱高却卖得更好。
和“同行是冤家”的观点不同，冯仑一直希望同行间是可以相互帮助的。十年前，他和王石、胡葆森去亚布力参加企业家论坛，在返回的路上，三个人就议论起行业联盟这件事，他们一致认为企业界特别是行业内，有一些事情可以共同来做，这样对行业、对各自的企业都有帮助。三个人一拍即合，经几次与其他同行的探讨，便有了“中城联盟”。如今，中城联盟已经是房地产从业者非常尊重的组织，加入这个组织的会员也受益匪浅。曾经，中城联盟的一位成员因故入狱，联盟推选出另一位成员帮助其暂管企业，待入狱者重获自由时，交还回去的企业不但没有亏损，反而比他在位时盈利还高。
同样，冯仑参与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爱佑基金会等由企业家们发起参与的公益组织，也因公开、透明、科学、民主、规范的管理方式在业界有口皆碑。
似乎什么事情有冯仑参与都会变得特别靠谱。他从不争“老大”的位置，却总能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做成一些大事。
我觉得，冯仑是一个特别懂得如何合作共赢的人，他曾和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万通和泰达刚开始合作时，经常遇到分歧，而且互不相让。后来冯仑想了个办法，一旦双方谁也不服谁的时候，就约定这次听谁的，下一次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听对方的。这样一来，两家在做决定的时候都会特别谨慎，因为谁也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事。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尽管很早就在地产江湖扬名立万，但与冯仑本人的知名度相比，万通公司在同行中并不那么出众。冯仑一直在寻找新的商业模式，想带领万通走得更高。从“美国模式”到“嘉德模式”，从纽约世贸中心到台北2011大厦，从批发市场到立体城市，冯仑的经营理念虽然一直走在地产界的前沿，但其发展速度仍与一些同行差距很大。特别是让冯仑投入非常多热情与精力的立体城市，虽然有新希望的刘永好、远大的张跃加盟助阵，但还是被很多人质疑理想化成分太多。立体城市是否可以成就冯仑的理想，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我一直认为冯仑对理想的追求，超出他对金钱的欲望，正如他曾说过的：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对理想的追求也让他非常忙碌。到底有多忙？举个例子，一个北京的朋友找他谈事情，虽然公司总部在北京，家也在北京，但冯仑的时间总是排不开，最后，两人只好约在了西安见面，而且是半夜12点多，这哥们儿才见到开完工作会议后的冯仑。
相对于冯仑的高调，王兵显得过于低调。王兵有两个公开的身份，一个是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另一个是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从事证券投资行业至今20年，王兵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首批从业者。但是对于投资，他在公开场合谈得非常少，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谈爱佑基金，谈公益慈善。在《老友记》中与老朋友冯仑相聚，仍然如此。
我觉得，王兵特别适合做慈善，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又完美主义的人。与冯仑一样，他从不逃避现实，不为理想激进，只是一直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商业慈善路在何方
他是商界大佬、地产思想家，却有着自己的规则。他是改革弄潮儿、海南的拓荒者，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当慈善被推到风口浪尖，他们要如何坚持，要如何恪守？
冯仑：从道德要求来说，做生意的人有95分就行，挣钱了让人家骂、让人说，其实没什么。但做公益的人就得要求自己在道德上百分之百好才行，因为公益对一个人就是百分之百的要求。我曾在新加坡见过当地最好的慈善公益基金的负责人，他们说做慈善，主事者必须百分之百的自律，不能有任何瑕疵，还给我讲了个故事。当地最大的基金会的 CEO，有一天坐飞机是在头等舱，被一个捐款人看见给举报了。媒体就开始炒，这个人就解释说当天的头等舱价钱比经济舱还便宜，而且公布了所有的证据，证明头等舱确实价钱比经济舱便宜。结果别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说：如果头等舱的价钱比经济舱便宜，那经济舱会更便宜，所以你一定浪费了别人的钱，而且你不好好上班，老琢磨占便宜的事，怎么能把钱托付给你呢？就开始查这个CEO，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小问题，这个人就下台了。
王兵：你说的故事让我想起我们去香港见李嘉诚那件事。当时傅成玉、马云、郭广昌……我们大概有30个人去了长江中心拜访李嘉诚。李先生的办－公室在最高一层，没有想到在电梯门口就看到他等在那儿迎接我们，还给每个人发名片。
之后我们被告之先去抽号，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抽号。抽号以后李先生请我们吃饭，原来，大家是根据抽到的号码分到不同的座位。
最开始李先生坐在我们那桌，和我们各种聊，很亲切，我们也觉得挺庆幸。结果只坐了15分钟，李先生突然说：“对不起，我要去另一桌。”这时候所有在场人都明白过来为什么每张桌子都留了个空位，大家当时都为李先生周到细心的考虑鼓掌致谢。
冯仑：做慈善就应该像李嘉诚一样，追求无我。在公益慈善的过程当中，不让受助人群有特别大的压力，这样，会激发他们更大的尊严和消除贫困、克服疾病的勇气。只有做到这些，慈善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这也是对慈善机构的一个新挑战，建立了自我以后，怎么样追求无我？当你出现在帮助别人的现场的时候，怎么样让所有被救助者都感觉特别有尊严？
陈光标也是做慈善，但是到了台湾，为什么会引发非议？就是因为他太突出建立自我了，我觉得，这样做慈善未必会让社会更平衡。
王兵：你行走商场多年，慈善对你似乎从来都不是钱的问题，我感觉，你思考更多的是慈善之中的人性。
冯仑：是的。有一件事情，让我对中国底层社会有很深的印象。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村子走访，一个村干部说：“村里有几个无赖，你们一去他们就知道是去做好事，一定会赖着你们。当年让他们种苹果致富，他们不种，别人都富起来了，他们还是无赖着不干活。特别有个人从毛主席时代就开始耍无赖，邓小平时代还耍无赖，到现在了仍然是无赖。”
听了村干部的话，我突然发现，社会底层就像锅底一样，总有少数的人性沉淀在这儿了，不管哪朝哪代，有多伟大的领袖，多闹心的政府，他们都是靠吃救济，而且是吃定你了。
我后来研究了很多好玩的事，社会治理真不能简单地用良心道德来看，一个社会得照顾到99%的人，但对1%历朝历代都沉在锅底上好吃懒做的人，绝不能施以仁政同情。如果同情这1%的沉锅底的人，天天去给他送粮食送肉，就伤害了99%的人。所以我们做公益、做慈善，要帮助那些的确特别需要帮助，最后能改变自己的人，而不是帮助永远不改变，吃定你，就跟碰瓷似的把慈善给糟蹋了的人。
王兵：很多人问过我，做慈善的目的究竟何在？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冯仑：我觉得做公益也要有平常心，不要把自己放在社会和受助对象之上。企业家精神开始影响社会，也就才30多年。现在能够把原来大家痛骂的暴发户、个体户，改变成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家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企业家做慈善要追求无我。出现的时候，不要让别人有压力，给别人帮助的时候，也要让别人有尊严地接受。
王兵：其实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也给了我们这些人一个回馈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落脚处。爱佑慈善基金会也是当年国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刚开始的时候，我走了很多弯路。史玉柱他们都提了好多次，说爱佑的模式首先是要完全公开透明。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不但每周都公布业务情况，年报、双审计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布。 另外大家争议最多的百分之百的管理费由理事额外承担，在中国我们也是第一家。这样严格要求，就是因为真正做慈善的，就必须得做道德模范，不能有一点瑕疵。
冯仑：做到百分之百透明，不怕脱衣服，就必须要身材好。如果把衣服脱完了，身材太难看，透明也没意义，反而更招人耻笑。所以我们开会有时媒体也在，就是彻底脱光衣服，不光把上身脱了，下身也脱了，我们不怕别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