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爱佑慈善基金会这种“脱光了身子”的运作方式，在整个中国慈善界是不多见的，在过去的九年间我们救助了超过17 00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参与救助的人的内心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冯仑：我有一次到乡下去，看到儿童心脏病的家庭，特别有触动。他们家里唯一的财产就是棺材板——孝敬老人的寿材，说到最后小孩心脏病实在不行的时候，就把寿材也卖了治病。
王兵：有一次去青海，探访被救助的家庭，当时的现场真的让我热泪盈眶。一个被救的小女孩的哥哥，在我们走的时候，紧紧拉住你夫人的双手，把10块钱塞到她手里。这是小男孩到山上很危险的地方采了一些草药，拿到集市上卖了，才得到的10块钱。当时他说：“我妹妹是你们救的，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们这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先把这10块钱给你们。”
这10块钱是基金会收到的最少捐款，但我们觉得是最沉甸甸的一份，那时，我觉得咱们做的事情意义特别大。
后来，我也想起盖茨做过的一件事。盖茨用100万美元发起一个叫减免非洲债务的组织，他又找了两个人分别投了100万美元。这个组织后来帮助非洲的国家，免了几百亿美金的债务。
冯仑：300万搞定了这么大一件事？我觉得，目前社会只关注公益慈善治理的透明诚信，其实大家应该更关注企业家做公益跟别人的不同。企业家更善用资源杠杆，同样的钱，花法不同，最后效果差距也非常大。
王兵：我把中国慈善分成1.0、2.0和3.0。1.0就是在2004年之前，中国还没有民间的这个慈善法，完全是公办慈善时代，基本就是一个事业单位在做慈善。 2004年到现在，我叫2.0时代，咱们刚才谈到的就是3.0时代了。
冯仑：慈善更多的是道德动机、直接诉求，1.0时代像止痛膏，一贴暂时止痛，但炎症没除，过两天又痛了。2.0时代就是消炎， 3.0时代是改变基因的事。现在看，社会渐进式的变革实际很乐观，大家要有耐心，就像小孩，你不让他走，他永远是爬着的，他走时摔跤，你不管他，他也摔不死。等摔到两三岁就会跑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自己也要进步，我觉得全社会，特别是政府，应该更放手、更大胆、更信任、更有耐心，要相信一些私人民间的公益慈善有足够的眼光、勇气、人才、毅力和理想，再用十年时间把中国的社会，带领到一个更加开放、文明、进步、和谐的状态。
现实中的城之困
他们是海南创业帮的幸存者，大城市却给他们带来了困扰。当地产大佬侃谈房价顽疾，当慈善名人目睹爱情悲剧。问题，究竟在哪里？
冯仑：前两天，我遇到一件事很有意思。我的大学同学跟我说，他女儿在北京工作要结婚了，本来不想用家里的钱，打算靠自己和男朋友的能力在北京买个小户型。结果房子越看越远，到了六环边上还没找到价钱合适的，再往下走两人就没法上班了，只好又往回找。但到了四环，房子就超过两万一平方米了，两个孩子根本无法负担，只能让家里帮助。
本来小孩想自立，最后还得依附家长。这让我感觉房子对于年轻人来说，变成一件很绝望的事。更难受的是年轻人眼看着房价上涨，却没有一点办法，整个生活就会陷入绝望之中，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在这个城市里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房买近了买不起，买远了上班挨挤。城市楼越来越高，年轻人的心越来越漂泊，就跟台湾罗大佑唱的一样：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霓虹灯……连他这样的名人都还是怀念当年的小镇，可见，城市化将人异化，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疏离。我想，这已经成为一种现代城市病，对未来社会发展也将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城之大，却寻找不到栖身之地，城愈大，梦想似乎愈遥远。
王兵：我认识很多人，住在六环以外的地下室里，而且一间房里面好几个人住，每天早上上厕所都规定不能超过五分钟时间。起床后，急匆匆赶车去上班，路上要走两小时，晚上再用两小时回去，我也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不容易。
冯仑：其实对年轻人来说，也不必每天都太抱怨“怎么办”，城市就是这样慢慢进化的，你在东边找工作，就在东边租房子，先奋斗着。
王兵：我观点跟你不太一样，咱们说奋斗是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年轻人的焦虑和我们当初是不一样的。
我们公司招过一个北大光华学院金融系毕业的研究生，人很优秀了，在我们公司工作了三年，挣钱买了一个四环到五环之间的房子。他很早交了个女朋友，俩人的关系很好，每天我们都很羡慕。早晨女孩给他送到办公室，晚上女孩来接他。如果他加班，不管多晚女孩都在楼下等着。结果要结婚时有问题了，因为丈母娘担心这女儿受委屈，要求把户主的名字换成这个女孩的。但是，对男孩来讲，这一辈子他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个房子，所以压力特大，后来两个人为房子的事分开了。
冯仑：这就是丈母娘拿自己女儿和别人女儿比较出来的结果。有个词叫绝对的贫困化，还有个词叫相对贫困化，贫困与富裕是比较出来的。一代人之间，财富差距很大了，很难处理。假定说你突然发财了，当了官，我还是个穷人，你开车把水溅到我们家孩子身上，我就会恨死你。穷不怕，怕比较。
我们在海南的时候，每天住哪儿都没谱，晚上高兴住哪儿就住哪儿。但是现在，大家的社会位置有次序了，有的同学住了三室，有的同学当了高官，有的同学傍了大款，就你一人很贫穷，那你肯定回家没法跟父母交代。
王兵：我结婚的时候，就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在结婚前一天，买了一个电视，房子里还没有床，就弄一张床垫。我买上房都已经是公司运转很成熟的时候了。
现在我不愁房了，但又觉得北京的城市效率太低，以前我们家住在西边，我上班在东面CBD，来回开车要三个半小时。而现在搬到东边以后我最怕西边有人请客，如果赶上堵车的话，吃个饭要晚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冯仑：城市的大方向就是错的。住在北边上班到南边，在西边看病到东边娱乐，折腾一回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而且现在地铁特别拥挤，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汽车挤，大家说“别挤了，再挤就贴墙上成画片了”，现在地铁挤，要说“别挤了再挤就怀孕了”。出租司机都要备着大口的矿泉水瓶，解决内急问题。城市扩大了，给人带来的却是更多的难受。
理想中的城之梦
城市里，你我可能不曾擦肩而过，但都困于城之中，冯仑和王兵同样不例外。多年前，他们有着和现在年轻人相同的野蛮生长的经历。而如今，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城市之困，实现城市之梦。
王兵：我记得咱们在海南那会儿，偶尔也必须得去夜总会谈项目。
冯仑：那个时候是所谓野蛮生长。注册的公司叫三无公司，无场地、无人员、无资金。不过，在北京CBD地区，现在已经盖起来的建筑，一半以上是由海南当年的皮包公司盖起来的。北京最牛的百货公司新光天地的老板，都是当年海南帮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野蛮生长的皮包公司，最后居然把伟大祖国首都的CBD干掉了一半。所以我说，有自由创业的制度环境、自由的企业制度、自由的市场经济，才能有这么大的创造性。这20多年，是在比较野蛮无序的状态下自由创业的环境，其中活下来的公司，建设了北京CBD。
王兵：我觉得80后、85后、90后，如果再想在北京生存，就只能通过竞争。能在北京生存就在北京生存，要不然的话就到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去，要善于调节这个心态。
冯仑：我同意，毕竟我们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到台湾，有一个大佬的司机接我，我问他家住哪儿，他告诉我后，我一算，他每天到老板家上班，得一个小时的路程。他说，他买不起老板家附近的房，只能住那么远。那个大佬家住在阳明山上的一个大宅子里。我又问他：“那你每天这么上班，不羡慕嫉妒恨老板？心里不会不舒服？”我以为，他会跟大陆很多人一样有仇富心理，结果他说：“我很感谢老板给我这份工，让我能这样子安安稳稳做一辈子。”后来，我想，从他出生的时候，老板家就住那儿了，他有什么可以嫉妒的？正如比尔·盖茨住得多好，我一点都不嫉妒一样，因为我不认识比尔·盖茨。
王兵：这就是平衡心态。我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彻底改变社会的现实，但我知道你也试图以一个地产商人的方式去排解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困扰。我看你在2013年1月24日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立体城市：生了，活着！》的文章，你多年的立体城市梦，终于有了结果？
冯仑：最近很多人都问我的中国梦是什么，我的中国梦很具体，就是立体城市梦。这一梦圆了，我觉得就对得起在这个行业里快25年的人生。未来在悼词里我也希望多写点我的立体城市，少写点我在海南炒房。因为立体城市是要让人更幸福、微笑更多，让抑郁跳楼的人更少。更多人在立体城市中真正地过好生活。
我一直认为，作为地产商来说，所谓使命感就是敢管闲事，如何把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得更有序、更环保、更舒服，让人住着踏实开心，买得起房，然后每天不要这么纠结，不要在地铁上挤“怀孕”，这也是需要地产商们思考的事。
王兵：很多人说立体城市特别理想化。
冯仑：北京一平方公里3000到4000人，新加坡一平方公里8000多人。如果是建城区，新加坡一平方公里是3万人。所以适当地加大密度、加强混合功能，让城市效率提高一些，人的焦虑就能减少，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谈恋爱、健身、搞文学创作……干自己想干的事。
所谓立体城市，简单地说是产业主导、商贸配合、居住完善。也就是由产业来主导，带动就业，就业带动商贸，商贸带动居住，所谓安居乐业是这样。
王兵：大时代下，城与人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之上，如果城有梦，这个梦应该是城与人的和谐共生。面对现实，同样身陷城之困的我们并没有更高明的见解，只是单纯地期盼城市和人能够褪去浮华，各得其所。
冯仑：其实社会有些郁闷是要靠再分配政策，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公共政策调制，或者是靠纵向时间慢慢适应慢慢调节。如果有钱、有权的人更注意尊重其他人的权利、更感恩、更低调、更收敛、更守法，处于暂时困境的人更自尊、更维护自己的权利、更奋斗、更坚韧，加上政府好好改进，50年以后大家全成了好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没什么事可操心的。
编导手记
地产商、慈善家，两个在媒体上出现率极高的名词。冯仑、王兵，两个从海南走出来的创业者。
穿过拥挤的朝阳路，摄制组的车驶进万通中心，这是冯仑和王兵的办公地点，今天的这次对话，将在冯仑的书房进行。
说起王兵，他可能不像自己的老友冯仑那样被公众熟知。说到慈善，在策划之初，我们联想到了另外一个名字——郭美美。2011年5月，郭美美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的红色徽标，也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心。然而，两年后这场闹剧无果而终。所以，这个话题也成了我们期待的“开场白”。
王兵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谈话的过程中，王兵在坦诚中略带谨慎。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随时可能被放到网络上曝光，尤其在慈善被推到风口浪尖之际，说什么，如何说，似乎都不恰当。但无论是王兵还是冯仑，都在这个环节中各抒己见，没绕弯子。
直接面对冯仑，你会觉得他并没有像以往采访时那么锐利，也许是身处自己的书房中，会让他比较放松。但当他开始讲话时，气场十足。地产商一辈子最绕不开的话题可能就是房价，冯仑也是一样，然而话题却从居高不下的房价一直延伸到青年人的生活、城市病，这些话题让在场的摄制组成员全部中枪，因为我们无一例外的都是80后，甚至90后。
为了冲破家乡的平庸和固化，大批年轻人涌向大城市寻找自己的未来，他们在这里奋斗，但在游弋几年之后，很多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蜗居。而远方除了那个很久没有回去的家，还有家中空巢的父母。大城市房价的飙升，让“逃离北上广”成为漂泊者返乡的终极口号，然而，当他们在北上广漂泊多年重返故乡之后才发现，原来故乡也已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实这样的纠结没有发生在冯仑和王兵这一代人身上，但每代人都有辛酸，每代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我们已经数不清多少个80后甚至是90后在为了一套房子奔波，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节奏。但当爱情被房子绑架，这一代人的山盟海誓又该如何诉说呢？
冯仑纠结吗？王兵纠结吗？他们也纠结，他们同样被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他们也同样调侃着“不要在地铁上怀孕”的段子，只是当两代人身处同一个房间探讨窗外的城市时，我们有一些自己的话想说，仅此而已。
采访结束，我们整理好拍摄设备，与冯仑和王兵道别之后，匆匆加入到朝阳路拥挤的车流中去。
次日，我踏上了一列驶出北京的火车，一路向北。
（优酷《老友记》导演：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