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环境与高管变更的理论分析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自我经营、独立决策的经济主体，是整个社会经济的缩影。通常认为，决定和制约企业行为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动力、利益、目标、决策、激励、约束等；二是企业外部因素，即制度环境，主要是经营环境、市场条件、供求状况、政策法令以及法律制度等。制度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构成了人类政治交易行为或经济交易行为的激励机制，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不同的市场交易成本（North and Thomas，1973）。由North（1990）等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甚至将制度视作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企业作为利益主体（或潜在利益主体）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目标，对外部环境或信号做出持续、规范的决策或反应（周立群，1999）。制度与企业行为由于交易成本而发生关联。薪酬合约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林毅夫等（1997）指出，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成分是通过竞争的市场所实现的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而不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公司治理结构——直接控制或内部治理结构。后者虽然是必要和重要的，但与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外部治理）相比，只是派生的制度安排。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选择仍然取决于企业处的制度环境，换句话说，市场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的选择。没有任何一种内部公司治理模式，能够在没有市场机制的间接控制的前提下单独奏效。事实上，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处于不断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并且值得强调的是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环境的匹配性。La Portal（1998，2000）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的法律体系对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上市公司的价值、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表明，一国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必定要以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基础。可以说，La Portal等人的这一系列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公司治理的看法，促使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这些根本因素构成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
而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公司欺诈、舞弊以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肆意侵害行为屡屡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虽然证券市场早在1990年就已经设立，但《证券法》直到1998年底才颁布。并且，即使在《证券法》颁布实施之后，投资者依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法律保护。一个典型的表现是，虽然备受投资者期待，但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施行。究其原因，固然与执法力量和执法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各级政府所控制，而法律约束难以限制政府权利，同时，股票市场设立的初衷本就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而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这样的目标很可能是矛盾的。因此，政府和法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主要特征。然而，对于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来说，虽然其所处的国家大环境是一样的，但其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却相差甚大，很不平衡（樊纲、王小鲁，2003），我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的分权化改革，引发了不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这为我们研究与产权特征相关的政府行为如何影响公司行为提高了机会。同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制度使得公司高管人员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经理人受到的变更压力各不相同，为我们的研究创造了可能。因此，将La Portal等人的跨国比较框架应用到中国各地区的比较中，我们便可以在实证研究中验证治理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而根据制度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由集权到分权的分权化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使我国各地区政府被赋予一定经济调控权，同时负有发展地区经济、增加当地居民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等责任，地区利益得以确认。这种权责利为各地区自主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条件，而地区自主发展必然带来区域之间直接和间接的竞争，区域竞争反过来又激发了地区发展的活力。区域竞争程度越高的地方，经济增长越快，特别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并硬化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共同发展、竞争的格局，企业间竞争的程度更高。
樊纲、王小鲁（2004）的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放权、或者说干预程度还存在很大不同。通常，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权改革以及非国有经济发展较为充分，政府干预较少；而另外一些地区，政府往往向企业寻租，给企业造成额外负担，而且影响企业融资、投资和正常生产经营决策，导致市场的扭曲。
另一方面，根据La Portal的研究，在那些法律对投资者缺乏有效保护的地区，股东处于天然的信息劣势，股东权利得不到保障，企业所处的环境使得股东无法有效的监督经理的行为或衡量经理的业绩，不能对高管人员实施有效的监督行为，这时就容易发生高管人员对股东权利的侵害行为，陈信元等（2005）的研究中发现高管人员可以通过大量的在职消费等形式，增加自己的隐性收入，李增泉、孙铮、刘凤委（2004）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薪酬安排是股东基于无法有效监督经理人行为的情况下，通过主动提供隐性激励的方式来降低监督成本。
并且，根据热若尔·罗兰（1999）的研究，劳动力要素市场发育的低度化也会增加高管人员被替换的难度。Fame（1980）认为，在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中，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来自经理人才市场（包括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的），公司内部以及外部“华丽的（Panoply）”监督机制仅对公司的良性运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公司外部的接管市场提供的则是最后“一道防线”（Last Resort）。经理人才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作用主要来自它对经理人员能力的信号显示功能。经理人员所在企业的成功或失败都被经理人才市场作为经理人员能力的相关信息予以显示，因此，经理人员管理企业的绩效不仅影响到当期收入，而且会对将来的重新任职及薪酬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外部经理人才市场总是促使企业将经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其经营业绩相联系。这是因为，在一个市场上总有许多企业在寻找新的经理，而新的经理对企业的薪酬系统非常敏感，他们总是希望寻找能够对能力和努力进行奖励的企业。也就是说，给定竞争性经理人才市场的存在，任何不具有良好薪酬系统的企业都将面临失去经理的危险，尤其是能力强的经理更容易离开这些公司。在企业内部，运行良好的经理人才市场也会促使高层经理和低层经理的相互监督。由于正确评价下属的业绩是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内部的高级经理必然有强烈的动机对下级经理进行监督。另外，虽然下级经理对上级经理的监督动机不是很强，但当下级经理意识到对具有懈怠或不称职现象的上级经理进行监督有利可图时，上级经理也会受到来自下级经理的监督。最后，尽管上级经理对下级经理的影响更大，但所有的经理都会意识到外部经理人才市场是用企业业绩来评价企业内所有成员的经营能力，即所有的经理的收益都会受到他的上级和下属业绩的影响，Gilson（1989）以及Martin和McConnell（1991）的研究证明，陷入财务困境（或破产企业）以及被并企业经理人员的变更概率显著高于其他企业。Canella等（1995）的研究则发现，清算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公司被清算后很难找到新的工作。因此，如果存在完美竞争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企业生产中的“棘轮效应”便会消失，在经营业绩差的时候，经理人会面临更多被替换的压力；而如果劳动力要素市场发育低度化，投资者不能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选聘到合适的管理人员，这样公司高管人员变更的可能性就会相应下降。
因此，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的假设2：市场化程度越高，外部制度环境对股东权利保护越好的地区，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监督的成本就越小，从而就会促进公司的治理效力，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越高。
假设3：在市场发育较好的地区，高管人员变更的难度会减弱，从而增大高管人员变更的可能性，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假设4：政府对于企业的干预力度越大，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加大，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
假设5：当地政府对于商品市场的保护力度越大，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就加大，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就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