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演讲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这是演讲者必须真正明确的问题，当然也是演讲学术界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事实证明，无论敢讲因素多么重要，但决定演讲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有讲。笔者始终认为，有讲是演讲走向成功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本章将分析有讲的内涵、特征、作用和误区，阐述有讲的基本原则和构成要素，探讨有讲的科学训练方法，从而揭示这一根本规律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
有讲是对演讲活动中“讲”的又一个方面的集中反映，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研究有讲规律，首先必须弄清楚有讲的本质属性问题，比如：什么是有讲？有讲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讲是怎样作用于演讲成功的？有讲有哪些误区？等等。
一、有讲的界定
有讲是本书主体结构体系中的又一个核心概念。科学界定有讲，是我们正确理解有讲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什么是有讲呢？笔者认为，就是在演讲活动中，演讲者有一定的表达内容，或者说演讲者能够向听众提供一定的信息。从事物构成系统看，有讲指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演讲也不例外。演讲的内容就是构成现实演讲实践活动这一特定事物各种内在要素的总和，即演讲内部诸要素、诸过程的有机统一。所以，有讲指的就是有一定的表达内容。如果把信息看成是事物运动的存在形式，那么有讲指的就是信息。信息是一事物的运动状态和过程以及关于这种状态和过程的知识。演讲之所以存在，就因为它本身就是信息，就是信息传播活动。因此，有讲当然可以理解为能向听众提供一定的信息。显而易见，内容和信息不仅是基于两个不同的认识角度，而且它们的内涵也有所不同。但是，用于演讲传播活动，两者则是同一意义，只不过人们的使用习惯不同而已。
无论是说有表达内容还是讲能提供信息，有讲首先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所谓系统，是指由事物内部互相联系着的各个要素、部分所组成的有机整体。用系统论的眼光看，有讲显然也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有讲的存在形式。如果不称其为系统，有讲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
第一，从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的相互关系来看，有讲是一个由量和质所构成的系统。一方面，有讲表明的首先是演讲者究竟讲出了什么。这就是说，尽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讲对象等会有所不同，但它们各自总得包含一定数量的内容或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有讲。否则，有讲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有讲本身还表明演讲者讲出的到底怎么样。称得上有讲，就意味着演讲者所提供的内容或信息通常都具有一定的可听度至少能引起听众的注意。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说明有讲。否则，有讲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前者是有讲量的规定性，后者是有讲质的规定性，两者密不可分，从而形成一个使听众可以感知的有机系统。衡量是否有讲以及有讲的程度，归根到底就是看演讲者在上述两方面的表现以及表现的程度。以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发表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讲》为例，他一开始就简要说明了演讲的缘由和目的，接着详细阐明了以对学生提出的三大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和急需实施的两项计划（改良讲义、添购书籍）为主要内容的治校纲领，最后声明余事以后“随时再为商榷”。不难看出，这篇演讲虽然不长，但是不仅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着眼全局，抓住要害，中心突出，见解独特新颖，阐述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可听度，的确不失为一篇真正有讲的演讲典范。
第二，从内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有讲同样是一个由各种内在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最主要的要素：一是话题，二是主题，三是材料。仍以上述蔡元培先生这篇就职演讲为例：话题——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主题——治校纲领（包括三大要求和两项计划）；材料——比如讲到砥砺德行时，他说：“方今风俗日输，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故有卓绝人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由此可见，真正有讲的演讲总是具有以上三个基本要素。当然，三者之间同样密不可分，或要素残缺，或各要素缺乏表现力，或各要素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有讲系统即受破坏甚至无法存在。鉴于话题、主题和材料是构成有讲系统的支柱，是有讲操作的关键，我们将留待后面作详尽分析和阐述。
无论是说有表达内容还是讲能提供信息，有讲还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有讲过程就是有讲产生和发展的流程。有讲之所以得以存在，就因为它不仅表现为过程，而且依附于过程。如果离开了过程，有讲就将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综观形形色色的有讲全过程，它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它既包括心理准备，也包括内容准备。准备越充分，有讲就越有底气，“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林肯当年在得到在葛提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讲的邀请后，就开始了精心准备。不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办公室，一有时间他就思考讲话的内容。写出讲稿后，他随身携带，有空就反复推敲。直到讲话的前一天晚上，在葛提斯堡旅馆的小房间里，他还在润色讲稿并高声试讲，请秘书提意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林肯没有这样精心的准备，就不可能有流芳千古的演讲精品——《在葛提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可见，准备虽然还只是预先的筹划和安排，但直接关系着演讲的成败，是整体有讲全过程理所当然的重要阶段。对于有备演讲来说，这一环节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即兴演讲来说，这一环节同样存在，只不过存在时间非常短暂。
第二阶段：表达阶段。准备再充分，如果不面对听众把它表达出来，现实演讲活动就还谈不上已经真正开始，有讲也就无所谓过不过程了。所以，表达阶段是有讲的实质性阶段。由于临场因素的多样性，较之准备阶段来说，表达阶段要复杂得多，也要困难得多。一般说，它大体又可以相对地区分为如下几个环节：一是开局，即有讲系统中的开场白。它是表达阶段的开始和起点，其好坏影响着整个表达过程，甚至对表达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展开，即有讲系统中主体内容的逻辑演进。它是表达阶段最核心、最关键的环节，其好与坏从根本上决定着有讲质量的高与低，进而从根本上决定着演讲效果的大与小。三是终结，即有讲系统中的结束语。它是表达阶段的逻辑终点，其好坏不仅关系到有讲能否恰到好处地自然完结，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听众对开局和展开环节的印象和评价。上述三个环节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讲表达阶段。
当然，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有讲过程的。实际上，在具体的演讲实践中，有讲的存在过程及其结果往往是不同的。大体可以归为两种：一是经事先充分准备，登台基本上照之表达；二是即席组织，边想边说。前者比较稳当，通常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表达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比较呆板，缺乏应变性。后者虽然应变性和现场感都较强，但难度明显增加，一旦失控，质量就会大大降低。两种情况有时可以选择，有时不能选择，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演讲者必须深谙其道。
有讲作为系统存在和作为过程存在，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统一，这是我们理解有讲内涵必须要注意的。同时还要看到，无论是说有表达内容还是讲能提供信息，有讲都要受到若干因素的有力制约。比如，学识积累。1830年，美国著名政治家韦伯斯特在国会参议院与罗伯特·海恩就各州可不可以“合法地退出联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发表的《再答罗伯特·海恩》这篇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能有这样优秀的即席之作时，他回答说：“我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准备了那次演说。”（邵守义：《演讲学基础》，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1928年的一天，苏联演讲家卢那察尔斯基为欢迎高尔基从索伦托抵达莫斯科所发表的讲话，后来被人视为他“演讲艺术的最为出色的范例之一”。当时就有人问他：“您做这篇报告之前并没有做过准备啊！”他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一生都在为这篇报告做准备。”（邵守义：《演讲学基础》，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这就表明，平时的学识积累对有讲是多么的重要，对即兴演讲来说尤其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学识积累，有讲既不能作为系统存在，也不能作为过程存在。再如，思维品质。与感知觉一样，思维也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其反映不同于感知觉，它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间接的反映。思维过程自然也相当复杂，它包括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系统化和具体化等过程，其中分析与综合是其最基本的过程。大量事实证明，思维与有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良好的思维品质，可以使演讲者根据演讲目的和主题的需要，从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讲前临时搜集到的知识中，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维加工过程，找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一般规律性的东西，并按照口语表达规律把它们整合成严密的逻辑结构。同时，它还可以使演讲者在有讲行进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以敏捷的思维迅速作出应变处理。否则，即使掌握了很多知识，也难以形成合理的有讲体系，到了有讲过程中，更是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正因为有讲要受诸如此类的因素的制约，所以有讲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
二、有讲的特征
无论是说有表达内容还是讲能提供信息，作为系统和过程而存在的有讲，必然会表现出方方面面的特征。要深刻认识有讲的本质，还应当进一步全面了解和把握其特征。
（一）内容提供具有目的性
内容提供的目的性，是说演讲者向听众提供内容或信息总是受着一定动机的支配，期望能达到某种结果。例如，在1940年发表的首相就职演讲中，丘吉尔之所以要详细报告新政府组阁情况，之所以要阐明新政府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无非就是要通过提供这些信息寻求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期下院批准宣布信任新政府。当然，由于时间、场合、听讲对象等客观因素的不同，也由于演讲者自身思维和表达习惯的不同，他们提供信息的目的并不总是这样直接。比如说，迫于某种压力，有的演讲者不得不把目的深藏不露，有时甚至故意正话反说，让听众自己去体味其中的意思；有的演讲者不习惯直来直去，而是喜欢含蓄和婉转，以便让听众有更多自由想象其目的的空间。同时，由于自身主观条件的不同，其目的也并不都是这样确定。比如说，目的确定了，但所讲内容却不能充分服务于目的；一会儿是这个目的，一会儿却又冒出另一个新的想法，诸如此类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即便这样，都只能说明内容提供的目的性确实客观存在，只不过表达方式和明确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如果要对演讲者提供内容的目的进行归类，可以发现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难就难在，不同的有讲系统总是有着不同的目的，就是同一个有讲系统也总是包含着若干不同的具体目的。从大的方面看，我们可以分为以下五种：一是希望练习并提高演讲技巧；二是演讲者所从事的工作或担任的角色需要演讲；三是要表现自己或获得自我满足；四是通过演讲获得报酬；五是想宣传一种思想、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如果深入到信息组织内部去看，还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告知；二是说服；三是娱乐。上述两种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就一篇具体的演讲所提供的内容而言，其目的只会有所侧重，比如或偏重于告知，或偏重于说服，或偏重于娱乐，而不会是单调划一的。至于目的怎样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怎么样，应该说就更复杂了。目的本身的合理性、信息本身的质量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他因素如信息传播手段等也都会对此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内容提供具有目的性，这是由演讲的社会作用所决定的。作为一种高度集中的公开的言态表达活动，演讲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能产生诸如真理启迪、情感激发、艺术感染、行动导发等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具有独特而巨大的社会价值。如果演讲提供的信息没有明确的目的，它的这些社会作用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其存在和发展最终也就将失去意义。所以，内容提供的目的性是演讲社会作用的必然要求，没有目的性或目的性不具有社会意义，这样的内容或信息是没有真正的生命力可言的。
（二）内容组织具有差异性
这里所讲的内容组织的差异性，主要是指演讲者向听众推出的有讲系统在内容建构、信息组合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状况。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是：1863年7月，美国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那天，总统林肯和颇负盛名的演讲家埃弗雷特都应邀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后者全篇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历时两小时，信息之多、内容之广实属少见，但后来流传却并不广远；前者通篇只有10个句子，讲毕还不到3分钟，信息量固然有限，但短小精悍，颇有分量，至今仍被视为英语演讲的最高典范。这就足以证明，在演讲活动中，讲者在内容组织上确实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可能绝对同一，不同的人讲同一个主题会这样，不同的人讲不同的主题更会这样。
从实际情况来看，内容组织的差异性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果论及水平，主要表现在：一是从量上看，往往因人而异。有的崇尚“摆事实，讲道理”，注重分析的系统性和具体性，因而组织的内容相当丰富，给人以强烈的充实之感；有的则是习惯于空喊口号，言之无物，内容显得十分空洞。二是从质上看，往往因人而异。有的注重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组织内容力戒平庸和疏漏，显示出较高的价值，至少是四平八稳的；有的则是随心所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内容显得比较平庸，有时甚至有原则上的错误。三是从组合上看，也往往因人而异。有的崇尚严谨，很有逻辑性；有的则不讲逻辑，显得十分松散和零乱。如果撇开水平不论，那差异性就更明显、更广泛了。
内容组织在水平上具有差异性，应该说是必然的。一方面，演讲是一种高难度的智能活动，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内容组织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即兴演讲的情况下，内容组织在客观上更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一方面，演讲者自身的主观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内容组织不可能表现出同样较高的水平。在保证有水平的前提下，内容组织具有差异性也是必需的。一方面，由于演讲的时空环境、听讲对象、主题等不同，内容组织必须有差异，否则其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演讲者个体条件本来就有不同，听众审美倾向也有区别，内容组织也必须有差异，否则其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的。
（三）内容载体具有多样性
内容载体具有多样性，是指演讲传递信息、表达内容的手段和工具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有备演讲来说，有讲系统通常在讲前会表现为文字稿，这种文字符号当然是它的载体。由于演讲是实实在在的口语表达活动，所以这里的载体自然就不包括文字符号。我们在此讲的载体，是指演讲在行进过程中那些用于传递信息、表达内容的手段和工具。
在内容载体中，最重要的是声音语。声音语是由人的发音器官按照先后顺序一个个发出的，其中有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线条在组织着语言符号，谁在前谁在后都有严格的规定。无论是表达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意思，始终是一个声音接着一个声音按时间顺序出现的，无法像其他符号那样可以在空间中同时出现。一般认为，声音语是由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的，离了声音便不能存在，缺了意义也不能成立。这两个因素也可理解为声音语本身的形式和内容，声音是形式，意义便是内容，二者是不能分开的。在演讲活动中，声音语是内容或信息的主要载体，讲者就是通过流动的声音来传递内容或信息的，听众就是通过流动的声音来感知内容或信息的。
除了声音语外，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载体——态势语。态势是指演讲者配合声音语而自然表现出来的手势和各种动作构成的视觉直观形式。由于具有一定的表情达意的功能，人们也就习惯地把它当作一种特殊语言来看待。虽然态势语是服务于声音语的，不具有独立性，但它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声音语不可缺少的助手，是内容载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内容载体具有多样性，这是由演讲作为高级口语表达活动这一根本特点所决定的。演讲不是书面表达形式，而是口语表达形式，而且是高级口语表达形式。口语表达不仅要借助声音语，还要借助态势语，是两者的有机统一。作为高级口语表达形式，较之日常交谈等形式，演讲的声音语和态势语在表现力上要求要高得多。如果没有富于表现力的声音语和态势语，内容就失去了载体，至少内容表达就会大打折扣。
（四）内容标准具有客观性
内容标准具有客观性，是指人们对演讲内容的衡量和评价，尽管不可避免主观性，但标准却是客观存在的。希特勒1939年9月1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讲，虽然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达到了煽动他的纳粹党徒和士兵投入战争行动的目的，但是他演讲的内容在本质上乃是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动员令，是对罪恶战争的解说和辩护，而且还深藏着要消灭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和阴谋。可见，不管讲者怎样衡量自己的演讲内容，也不管听众怎样看待讲者的演讲内容，事实上都始终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
的确，要对演讲的内容作出评价，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作出正确的评价。而要做到正确评价，关键又在于要用客观标准代替主观标准。也就是说，要看它是不是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不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趋势，是不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判断它的质量高低和价值大小。否则，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也就难以对它形成正确的认识。
三、有讲的作用
戴夫·鲍尔斯是约翰·F．肯尼迪的助手，他对肯尼迪的一次演讲这样回忆道：“在你的一生中，你决不会听到这样一次讲演。他嗯嗯呃呃，你恨不得用一把钳子从他的嘴里拽出一句话来。妇女们全坐在那里，等着他说什么，可听见的却非常少。更糟的是，看上去他像绝不知道怎样结束这个讲演。讲演在继续着，我开始出汗。说着说着，他竟然说出了适当的词。他说：‘嗯，我想知道诸位女士有什么样的感情，我母亲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她们突然鼓起掌来，一些人开始哭泣，母亲们冲上来抓住他的手拥抱他。”（雷蒙德·罗斯：《演说的魅力》，黄其祥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这篇演讲为什么前后会有如此不同的效果？原因自然很多，前后内容的量和质不同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列举这个例子，旨在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演讲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演讲实践活动中，有不少人为了追求所谓的效果，热衷于在声音和态势技巧上下工夫，而不注重着力于内容的挖掘和组织。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我们认为，必须把内容的挖掘和组织放在首位，因为有讲是演讲成功的关键。
第一，有讲是演讲发生的基础性因素。演讲活动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与人的动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讲者之所以要去做演讲，是因为他受一定动机的支配；听众之所以要去听演讲，同样是因为他们受一定动机的支配。所谓动机，指的是激起一个人去行动的一种意图、打算或心理上的冲动，它是引起人去行动的一种内在原因，是直接促使人去行动的推动力量。那么，在演讲活动中，讲和听的动机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说，动机的产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某种需要必须成为个体的强烈愿望，迫切地要求得到满足；二是客观上存在着满足这种需要的具体对象，使之有满足的可能性。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讲的动机还是听的动机，归根到底都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有讲又是这种需要产生的基础，因为有讲不仅可以诱发需要，而且可以满足需要。因为有讲，讲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期望通过讲出去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去做演讲的动机；因为有讲，听众期望通过聆听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就有了聆听演讲的动机。正是讲听双方有着确定的动机，演讲活动才得以发生。请看当年陈胜为号召起义而发表的演讲：“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虽然话语不多，但其内容却很丰富。如果没有内容，讲者不可能有去讲的动机，听众也不可能有聆听的愿望，当然这次演讲活动也就不可能发生。
第二，有讲是演讲系统的支配性因素。演讲是由多因素综合构成的系统整体。例如，从“讲”的方面来看，它包括敢讲、有讲、善讲等因素；从表达手段来看，它包括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等因素。各个因素缺一不可，它们相互联系而构成了演讲的有机系统。但是，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不能等量齐观。实际情况是，不论其他因素多么重要，都最终要受到有讲这一因素的制约。有讲是演讲系统构成的基础和支柱，决定着有讲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其他一切因素都要服从并服务于有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我们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分清主次和轻重，着力在有讲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演讲才有成功可言。
第三，有讲是演讲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演讲价值是演讲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是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演讲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的诸多需要，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然，对于一篇好的演讲来说，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如对人的认识的深化、情感的激发、行为的导向、审美的享受等。现在的问题是：演讲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有多大，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是有讲。这就是说，有讲有价值，演讲就有价值；有讲价值高，演讲价值就高。在葛提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林肯和埃弗雷特都应邀发表了演讲。两人都是有名的演讲大家，讲的时空环境相同，讲的话题也相同，但埃弗雷特的演讲效果和历史影响却远不如林肯的演讲。这里边不排除身份、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但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两人的讲话就不难发现，林肯的讲话内容比埃弗雷特的讲话内容确实更富有价值，效果更好、影响更大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有讲是演讲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以上我们从演讲的发生、构成系统和价值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有讲是演讲成功的关键。有讲之所以会成为演讲成功的关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演讲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其内容是指演讲者所讲的问题的诸要素的总和，包括事物、道理、知识和情感等；其形式是指演讲内容各要素的组织结构和外部表现形态的总和，包括口语、态势、结构等。两者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演讲内容是演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演讲形式只是演讲存在的组织结构和外部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由于演讲内容是演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演讲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就取决于是否有讲以及有讲的程度。
四、有讲的误区
一般说来，只要是思维和语言功能正常，并且多少有些阅历和知识的人，需要在某些场合讲一番话，应该说是能够向听众提供一些内容或信息的。然而，事实远不是这样，许多人都有强烈的“无话可讲”之感。在笔者主持的《演讲艺术》培训班上，我和我的助手们在第一堂课通常都要向学生询问这样一个问题：以前当众讲话特别是临时被邀请当众讲话时，有没有经常感到无话可讲？结果是十有六七的学生都回答“有”。我们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做过严格的调查研究，尚无精确的数据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但我们确信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我们发现，这一现象最容易发生在即兴演讲的情况下。例如，在某公司新设立的研究部的成立仪式上，该部好几位研究人员相继发表了很不错的即兴讲话。这时，一位政府官员对研究部主任说：“真好！你的每一位部下都很了不起，都是杰出的人才，你为什么不讲上几句呢？”主持人闻之突然宣布：“接下来请主任给我们说几句话。”结果非常糟糕，他虽然很勉强地站起来开了口，但只不过讲了一两句，就说很抱歉，没有什么话可讲了。这一点在笔者主持的培训班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比如，母亲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再熟悉不过的话题了，无论如何是可以讲出些信息的，但每期培训班开始做初级训练时，就是有不少人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多是几句概括性的话语即下讲台。对于十分陌生的东西或比较专业的问题，不要说是即兴演讲，就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感到无话可讲都是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比较熟悉、照理应该能讲出东西来的问题，为什么不少人也会感到无话可讲呢？笔者认为主要是陷入了如下两个认识误区：
一是“什么都应该能讲”。在他们看来，能够在听众面前发表演讲的人，都是知识非常渊博的人，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应该什么都能讲。这种良好愿望倒也不为过，因为演讲对学识要求确实很高，没有足够的学识功底，是很难对付一场演讲的，更不用说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演讲大家了。在古希腊，人们看一名演讲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有没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可能什么都能讲，更不可能什么都能讲好。像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博学之士，曾被人们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在今天看来他们的知识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当时要他们做地球重量方面的演讲，那一定会让他们感到难堪。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属于典型的饱学之士，虽然他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计算机，但计算机的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远不如今天，当年倘若请他做一个计算机病毒方面的演讲，那一定是强人所难了。既然任何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在演讲活动中，要求“什么都应该能讲”当然就是不切实际的。笔者想说的是，用这个眼光看别人倒也无关紧要，如果这样要求自己，问题就出来了：“演讲者什么都能讲，可我的知识有限，这个问题我能讲吗？”一开始就怀疑起自己来，没有了自信心，也就很容易放弃努力，其结果往往就会产生“无话可讲”之感。事实上，如果持的是“虽然我的知识有限，但只要尽量讲我熟悉的，就照样能讲出东西来”的态度，只要话题不是太陌生太专业，一般都不会无话可讲。
二是“讲什么都没有意思”。笔者曾主持过一场名为“我看人生”的专题讨论会，记得当时有许多人争着发言，但有6个人始终一言未发。会后，我便问其故，他们的回答是那样的惊人一致：“我们觉得讲什么都没意思！”其实，在许多场合不少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当然，如果是无聊的话题，听到的都是些无聊的发言，让人感到“没意思”是完全在理的。然而，生活中许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难道真是“讲什么都没有意思”吗？在一次婚礼宴会上，来宾们对那些千篇一律的祝词已显得很不耐烦，轮到某先生致词时，他是这样开场的：“方才几位来宾对新郎义明先生都大为赞赏。其实据我所知，义明先生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种青年，因为他并非品学兼优……”看了这几句不用担心，这位演讲者不会去证明“并非品学兼优”的，他不过是开场方式上用了新招。这一招果然很灵，马上就唤起了听众的听讲兴趣和热情。接着，他就讲了些新郎、新娘读大学时的逸闻趣事和花边新闻，从反面来印证新郎“品学兼优”。显然，“讲什么都没有意思”又是一个认识误区。一旦进入了这个误区，就会明显挫伤做演讲的积极性，懒于思考甚至拒绝思考，其结果就必然感到“无话可讲”了。事实证明，只要话题不是太陌生太专业，如果抱的是“有没有意思，关键在于讲话人讲什么、怎样讲”的态度，自己稍加努力，就绝不至于“无话可讲”，最多是讲出的话在质量上有欠缺而已。
在有讲这个问题上，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有话可讲，但不知道该讲多少才好。在讲前准备的时候，很多人为此感到苦恼；在做即兴演讲时，很多人更是六神无主，苦恼万分。“有话可讲”自然是好事，“但不知道该讲多少才好”不能不说是憾事。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演讲者必须走出以下两个认识误区：
一是“讲得多就是讲得好”。在一个结婚典礼上，新郎的一位大学同学应邀“讲几句话”，结果他大加发挥，从进校讲到毕业，从爱情讲到婚姻和家庭，从个人讲到社会，从新郎讲到新娘，足足讲了20多分钟，令众人大倒胃口。这是有讲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演讲活动中，诸如此类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一些在社会组织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每当演讲时，总是喜欢长篇大论，有话放开讲，无话也要拼命找话讲，结果往往是王大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们的演讲之所以会失败，就因为这些人总是把讲得多与讲得好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讲得多就是有知识、有水平、有口才。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筛选信息，拉拉杂杂，啰里啰嗦，这样的演讲必然令众人反感，显然是对有讲本质的误解。
二是“讲得少就是讲得好”。有一个学员被我们要求做1分钟的自我介绍，可他的讲话却十分简单：“我叫某某某，来自山东泰安，现在学校读计算机专业，学习不好也不差。谢谢！”还有一个学员被要求以《我的母亲》为题做3分钟的演讲，可他竟讲了这样几句：“你们知道不？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勤劳，她善良，她特别关心子女。在我的成长史上，我母亲一直是我的导师。可以讲，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哎，怎么说呢？反正我母亲是伟大的，我爱我母亲。”问他们“为什么不说具体些”，前一个学员的回答是：“讲多了会让人心烦。”后一个学员的回答是：“我把我母亲最美好的一面全概括进去了，应该到止结束了。”诚然，在某些时候也确实需要少说，短短一席话只要精彩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但前提必须是精彩。看了上面两篇演讲词，显然不能让人感到精彩。不论场合要求，不讲求质量，一味认为“讲得少就是讲得好”甚至“讲得越少就是讲得越好”，那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对有讲的又一种误解。因为它必然是过于笼统和抽象，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这种演讲当然就不能归结为精炼，更不能归结为是成功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