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有讲的本质和作用，最终目的是为了有效操作有讲。如何做到有效操作有讲，这是演讲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由于演讲主体、时间、环境、内容、对象等不同，本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供出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毫无规律可循。我们在这里探讨有讲的原则，就是对有讲规律的把握和运用。
一、有讲原则的内涵
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有讲原则是依据有讲规律和一定的有讲目的，对演讲者提出的在演讲实践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它与演讲的任务相联系，是在演讲者长期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理论提高而制定的。演讲要研究有讲，归根到底就是研究有讲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讲原则就是有讲方法，只不过它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在有讲全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并规定着其他层面方法的一般或基本的方法。
有讲原则的基本特点有：一是客观性。有讲原则虽然是人制定并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但它是有讲规律的反映。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的反映结果是有差别的。科学的有讲原则是对有讲规律的正确反映，错误的有讲原则则是对有讲规律的歪曲反映。二是历史性。由于有讲本质属性有一个逐渐暴露的过程，也由于要受主观条件的制约，人们对有讲原则的认识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概括出来的有讲原则难以克服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演讲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新的有讲原则。三是指导性。人们总结和概括有讲原则，其目的是促进演讲者自觉地按有讲规律办事，不断提高有讲质量，进而充分发挥演讲的社会作用。如果不具有指导性，任何有讲原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英国杂志《获斯涅勒》曾援引过希特勒的“特别译员”施密特同记者的谈话。施密特在回答“纳粹元首使用哪些手段来影响群众”这一问题时说：“希特勒总是捏造一些事实，然后，常常在这些捏造出来的事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预测，建立自己的理论。”（阿普列相：《演讲艺术》，赵文元等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柴诃夫斯基在《编造神话》一文中写道：“我个人并不认为希特勒在其宣传性的演说中所使用的全部事实都是捏造出来的。实际上，这一切都很复杂。希特勒常常采用一些半真半假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确切地说，这不是在‘编造’事实，而是在对事实作彻头彻尾的歪曲解释。”（阿普列相：《演讲艺术》，赵文元等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不管是捏造事实还是歪曲事实，反正是希特勒所遵循的有讲原则。正是在这样的原则的指导下，希特勒发表了大量的给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演讲。这就表明，遵循什么样的有讲原则绝不是什么可以小视的问题，而要有正确的有讲原则供人们遵循，首先必须弄清楚制定有讲原则的基本依据。笔者认为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必须依据有讲规律。有讲规律就是指有讲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客观地存在于有讲过程中。有讲原则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确立必须依据有讲规律。只有反映了有讲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的联系，有讲原则才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
二是必须依据有讲任务。演讲者向听众提供表达内容或信息，目的和任务是通过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期对听众施加积极的影响，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确立有讲原则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与有讲的固有任务相联系。脱离了其固有任务，确定的有讲原则不仅起不到应有的积极作用，相反会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必须依据有讲经验。在演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在有讲方面作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特别是那些不朽的演讲大家们，他们的辛勤劳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研究制定有讲原则时理所当然要注意吸取。同时，为了保持与时俱进，还要高度重视当今时代那些优秀演讲者们的实践经验，要善于从中提炼出精华的东西并上升到有讲原则的高度。
二、有讲原则的体系
有讲活动过程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有讲原则必然是一个体系。原则体系的含义至少有三：第一，有讲原则不止一个，而是多个；第二，有讲原则是分层次的，有总原则与分原则之分；第三，原则与原则之间不冲突，较小重复。我们这里所说的有讲原则体系，就是指由那些相对独立的涵盖有讲全过程的总原则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一）言之有的
这里的“的”是指箭靶的中心，也就是指目标。所谓言之有的，就是说在演讲活动中，演讲者构建有讲系统，向听众提供内容或信息，要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有讲要有中心意旨。无论是有备演讲还是即兴演讲，也无论演讲的时间、场合、对象等如何不同，演讲者提供的内容或信息都要体现一定的中心意旨，而不能是漫无中心，令听众感到不知所云。其二，有讲要看听讲对象。不管在什么场合和时间发表演讲，也不管用什么方式发表演讲，演讲者组织内容或信息都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充分考虑是否适合听讲对象，而不能是只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置听众的需要于不顾。两者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构成了“言之有的”的完整内涵。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而被流传下来的著名演讲，首先都是“言之有的”的典范。请看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
今天，孙先生所说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原理；章先生所说的，是革命要实行时代的政策；各位来宾所说的，是激发我们革命的感情。大抵诸君听见，没有不表同情的。但是兄弟所望于诸君的，却还要再进一步。“表同情”三个字，不过是旁观的话语。凡是革命的事业，世界人人都表同情的。唯有自己的国民却不是要他表同情，是要他负这革命的责任。（拍掌大喝彩）诸君现在都是学生，就拿学生的责任来说。一千八百十七年的时候，奥国宰相梅特涅利用俄皇的势力结神圣同盟会，压制革命党，得普王的赞成，到了十月，开宗教革命三百年祭同利俾塞战胜纪念祭，耶路大学学生齐去市外运动，各州响应，革命党从此大盛。这样说来，欧洲大革命的事业是学生担任去做的。（拍掌大喝彩）日本的革命，人人都推西南一役。那西乡隆盛所倡率的义师，就是鹿尔岛私立学校的学生。这样说来，日本革命的事业也是学生担任去做的。（拍掌大喝彩）诸君莫要说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得要尽那革命的责任。（拍掌大喝彩）今天这会，就是我们大家拿着赤心相见，誓要尽这做学生的本分的。（拍掌大喝彩）
从记录稿来看，黄兴这篇演讲还不到500字，却获得了5次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为什么能收到如此良好的效果？言之有的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首先，全篇始终由一个中心意旨所统领，那就是：青年要负“革命的责任”，号召大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所有内容都围绕这个中心意旨，没有任何无关的信息，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其次，从庆祝大会的总目的出发，认真研究了听讲对象，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据载，有近万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但大部分是留学生。正是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特点，黄兴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一个新的具体的角度，专门论述青年学生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而且所用材料都是青年学生方面的。
言之有的原则不是强加的，而是演讲目的性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演讲根源于社会生活，是为了适应社会现实活动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各种社会活动的实用性需要。一方面，演讲者发表演讲是受一定目的支配的。《尚书》记载的《甘誓》中的夏启为什么要做演讲？因为他作为首领要动员和统领将士去与有扈氏作战，要誓师、发布号令、讲明纪律和要求，以保证大家听从指挥，奋勇杀敌，取得全胜，所以他要面对众将士发表演讲。可见，人们发表演讲总是出于一定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目的是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从来只有各自目的不同，而没有脱离目的的演讲者。进一步看，由于演讲是高级口语传播活动，演讲者在其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目的与交谈等口语形式还有着明显的差异。交谈特别是正式交谈确实也有目的，但由于参与人数少，受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少得多也小得多，展开过程随意得多、自由得多，所以交谈主体的目的远不像演讲者那样鲜明和强烈。演讲活动参与者众，往往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环境条件要求高，展开过程不可能随心所欲。所以，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演讲者必须话题单纯、中心突出，做到言之有的。
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要去听演讲，也是受一定目的支配的。一般来说，听众参与演讲活动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实用的目的。即了解和掌握客观世界的变化，特别是与自己的生产生活有关的各种变化，直接用于决定自己的行为，保证自己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二是求知的目的。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增加知识和更新知识结构的重要性。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地通过聆听演讲寻求新的知识。三是交往的目的。交往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演讲是有众人参与的群众性活动，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使人们获得归属感，拓展交际圈，改善不良心境，从而满足交往的心理需求。四是欣赏的目的。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的欣赏需求也越来越强烈。真正的演讲往往是艺术杰作，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得美的享受，从而满足其欣赏的需求。听众的聆听目的是复杂多样的，这里罗列其中主要的几种，旨在说明听众参与演讲不是盲目的，而是受一定目的支配的。演讲活动离不开听众，而听众又总是怀有特定目的的，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演讲者必须从听众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其心理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表达内容，做到言之有的。
在演讲活动中，有的人虽然也能滔滔不绝，似乎有讲不完的话，但许多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讲，到底在讲什么。至于听众，更是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还有一种人，虽然目的和宗旨明确，全篇中心思想也突出，但并不合听众口味，让人感到毫无兴趣。这是两种常见的倾向，都是对言之有的原则的背离。所以，演讲者必须自觉贯彻这一原则。为此，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认真调查研究。演讲植根于社会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好的演讲者从来不回避现实，而是紧紧抓住社会现实生活中急需回答的问题，向听众阐述自己的看法、主张和观点。因此，演讲者必须善于调查研究，从中发现现实生活需要讲什么而不需要讲什么。当然，由于演讲总是面对特定的听众发表的，因而调查研究还应包括对特定听众的了解和把握。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指出的那样：“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一般社会生活的需要和特定听众的需要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的，这就要求在做演讲时，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找到共同点，从而为言之有的奠定基础。
第二，明确中心意旨。在对社会生活深刻洞察和对听众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就要明确演讲的中心意旨。尽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演讲者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如果连自己都还不明白中心意旨究竟是什么，与其胡言乱语，影响自身形象，令听众反感，不如闭口不言。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充分珍惜准备时间至关重要。特别是做即兴公众演讲时，虽然拥有的时间极为有限，但如果利用得好，就能把中心意旨大体确定下来。
第三，表现中心意旨。演讲者主观上明确了中心意旨，并不等于就是言之有的了。衡量是不是言之有的，重要的不是讲者自身如何看，而是听众能不能感受到，实践能不能证明。单凭听众感受不能说明一切，但它毕竟是衡量的重要尺度，况且还有实践这一根本标准。这就说明，从明确中心意旨到表现中心意旨，其间是有一个过程的，是需要花一番工夫的。因此，演讲者必须善于根据中心意旨的需要，精心选择材料，合理安排结构，正确运用语言，使中心意旨得到充分的表现。只有中心意旨得到了充分表现，才能说是真正做到了言之有的。
（二）言之有物
所谓言之有物，就是说在演讲活动中，演讲者能够向听众提供具体的确实的内容或信息。其特征有：一是具体性。它包括感性具体和思维具体。前者是指人们通过感官得到的事物生动而具体的完整形象，后者是指在抽象基础上形成的包含着客观事物各种本质属性的统一整体在思维中的再现，两者的实质都是不空洞、不笼统。二是确实性。即提供的内容或信息是真实可靠的，而不是虚假的编造的。具体性和确实性相统一，构成了言之有物的完整内涵。可见，它与言之无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它与言之有的也是不同的。言之有的侧重于演讲的目的和中心思想，言之有物则侧重于演讲的具体组成内容。
某高校一班主任有一天对学生做如下演讲：“大家请安静。我今天要讲一讲组织纪律性问题。什么叫组织纪律性？我不说，大家也是清楚的。组织纪律性嘛，的确很重要，不用我多讲，你们都是明白的。你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了，已经长大成熟了，都是有知识的大学生，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那是不应该的，是有辱大学生称号的。说一千道一万，总的一句话，组织纪律性很重要。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引起重视，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什么叫言之无物？这就是言之无物的典型表现。我们再来看看上面提及的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他首先用一句话分别概括了前面各位讲者的演讲要旨，然后由“表同情”自然导出最重要的是要负革命责任的观点，随即又把演讲的论点明确地限定在学生要负革命责任的范围内。为了论证学生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他选用了耶路大学学生与欧洲大革命、鹿儿岛私立学校学生与日本革命两个典型材料。最后，号召听众“拿着赤心相见，誓要尽这做学生的本分”。整个演讲的内容不但是具体的，而且是确实的，可以讲是言之有物的典范之作。
有讲系统之所以要言之有物，这是由演讲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形式这一根本特点所决定的，是良好话风的必然要求。信息传播是演讲最基本的功能，离开了信息传播，演讲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这一点在绪论部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述。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既然如此，演讲者组织有讲系统时，必须要向听众提供具体而确实的内容或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演讲传播信息的固有特点，也才能为演讲取得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否则，演讲就没有了鲜明的信息传播属性，成功也就自然无从谈起。例如，上述黄兴这篇演讲，如果内容空泛、空洞，即使有明确的宗旨和目的，要取得如此良好的现场效果和永恒的历史价值，那也是不可能的。同时，言之有物还是良好话风的必然要求。文有“文风”，话也有“话风”。所谓话风，就是社会上或某个群体中流行的说话习惯。表面上看它是个体的立场、观点、修养、作风等在说话时的综合体现，实际上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适应某种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如，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以“假、大、空”为特征的讲话风气，就与当时特殊的被扭曲了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历史发展来看，良好话风和不良话风一旦形成，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相当深刻而广泛的。良好话风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口语表达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从良好话风的角度看，演讲也必须确立和遵守言之有物原则。
有讲要贯彻言之有物原则，演讲者必须自觉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不讲假话。所谓假话，就是歪曲事实，言不由衷。阿普列相在其《演讲艺术》一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顿河罗斯托夫的一家工厂，有一位宣传员于班后时间给女工们宣讲时事。他对所讲的内容非常有把握，而且讲得似乎很有说服力。在会场上没提出“苏联的产品出口不”这个问题之前，他的演讲一直进行得昂扬激越。他想必没曾意料到这样的问题，于是就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苏联的产品不出口。”刹那间，会场好像发生了爆炸一样。原来，女工们亲眼看见过将奇缺商品装船出口。报告人被搞得张皇失措，他的演讲实在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报告人不仅知道苏联产品出口，而且知道这样做是为了给国家购回所需的机器。他是害怕在回答正当问题时对其真实性负责？还是不相信与会者的“领悟能力”？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事实上他都成了一个说假话的人。（阿普列相：《演讲艺术》，赵文元等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可见，歪曲事实的骗人假话、诺言或半真半假的东西，其危害后果是严重的，与言之有物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演讲者应当襟怀坦白，竭力揭示真理，尽可能充分地向听众阐释清楚这一真理，讲清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本来面貌。这是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为此，应做到：一是事真。即内容要真实，“事信而不诞”。这就需要演讲者必须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观察分析，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和本质属性，绝不可只凭一知半解就信口开河，也绝不可只凭道听途说就任意发挥，更不可凭空捏造。二是情真。即要有真情实感，“情深而不诡”。这就要求演讲者必须要“有感而发”，不要“无状而作”。讲话只有渗透了真情实感，才能激起听众感情的共鸣。三是理真。即所言能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演讲者不但要尊重客观事实，而且要如实地阐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微言大义，言必有中，正确地揭示事物的道理，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需要指出的是，演讲要求事真、情真、理真，这是就一般而言的，在某些特殊场合（如对敌斗争环境中）讲究策略还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不讲空话。空话是指那些充塞着各种动听、迷人而又虚幻的词句，实际上却没有半点实在内容的言辞。“文化大革命”期间空话恶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对此作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刻画和讽刺，请看其中的几句：“凡到我革命照相馆，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我革命话，须先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这虽然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相声，但凡是经历过那个畸形时代的人们对此都还会记忆犹新、深恶痛绝。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此恶习在人们口语表达活动尤其是演讲活动中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位班主任的演讲就是这样，虽然他的话语不少，但却是空话连篇，没有一句是有实际内容的。讲空话的害处是：消耗精力，浪费时光；养成恶习，败坏话风；空能藏诈，散布毒素。所以，自古以来，一切有德之士、有才之士都痛恨空谈之风。韩非在《韩非子·亡征篇》中就指出：“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内容空洞之作，有不如无。”列宁一再告诫：“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参见《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0页）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还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反复强调要反对“空洞无物的八股”，“禁绝一切空话”。在演讲中要防止和杜绝空话，演讲者讲话就要从实需、实感而发；平时要注意多搞些实际的调查研究，了解实情，获得真情实感，形成切合实际的观点和看法；要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去指导求实，把求实的感受上升为理论。
第三，不讲废话。废话就是没有用的或多余的话。著名作品《好兵帅克》里有一位喜欢讲废话的克劳斯上校，他有一次对人作演讲：“诸位，我刚才提到那里有一个窗户。你们都知道窗户是个什么东西吗？一条夹在两道沟之间的路叫做公路。诸位，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沟吗？沟就是一批工人所挖的一种凹而长的坑，对，那就是沟。沟就是用铁锹挖成的。你们知道铁锹是什么吗？铁做的工具。诸位，不错吧，你们都知道吗？”克劳斯抓不住自己最主要的表达对象，而是枝节横生，把一些与中心无关的次要事物的概念都来解释，也不管听众是否早已懂得，结果是把一些本来有价值的东西埋没在了一大堆毫无价值的废话当中。爱讲废话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缺乏思想。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他们那种发表冗长而枯燥的言论的本领，明显地暴露他们的思想贫血症。思想贫乏却又想滥竽充数，只好东拉西扯、拖泥带水，结果必然是废话连篇。二是缺乏知识。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对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缺乏了解，所以讲起话来要么无话可说，要么废话连篇。三是不善表达。由于口语表达能力差，讲起话来总是不得要领，芜杂累赘，导致废话连篇。要克服讲废话的毛病，演讲者首先要注重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系统、清晰的知识和思想。同时，还必须努力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学会运用简明、准确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第四，不讲套话。套话就是脱离实际而又广泛流行的“现成话”。在演讲活动中，套话主要表现为：不管必要与否，开场白总要谦虚一番，结束后还要客套一阵；分析事物的原因，总免不了“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的格式；说到不足之处，照例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的工作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的模式；谈什么心得体会，颠来倒去也就是报纸或文件上常说的那些话。总之，讲套话就是用一些没有针对性和生动内容的“现成话”代替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讲套话除了让人感到干瘪、无聊和浪费时间外，是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形成讲套话的恶习，主要原因有：一是过去书面语与口头语长期脱节，导致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流毒深远；二是担心“祸从口出”，套用四平八稳的“现成话”成了护身避祸的良策；三是自己对要表述的内容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思考，更没有尽力去追求用准确、生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错误地认为搬用现成话既省力又不用负责任；四是自身没有真知灼见，只好用现成的套话来自我掩饰。要克服讲套话的恶习，演讲者首先要放下思想包袱，树立求真务实精神；其次，要注重丰富知识，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最后，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三）言之有理
所谓言之有理，就是说在演讲活动中，演讲者向听众提供的内容有道理。换言之，就是所讲的观点、看法有充分的根据和理由，论点和论据之间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由此可见，言之有理实际上就是指讲出的话符合逻辑。《三国演义》第十八回中讲曹操欲攻打袁绍，但又恐寡不敌众，在举棋不定之时，谋士郭嘉发表了一通讲话：“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此番讲话使曹操信心大增，决计出兵攻绍，果然大胜。郭嘉之所以能说服曹操，就在于他所举十条理由不仅真实无疑，而且由这些理由必然能得出“于以败绍无难矣”的论断，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就是言之有理的典型例子。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语言和思维是相互统一的，彼此不能分离，既不存在脱离语言的思维，也不存在脱离思维的语言。既然如此，思维就必须具有逻辑性，因为思维逻辑性是语言合理性的内在依据。当然，强调演讲要言之有理，还不能仅仅从语言和思维的一般关系上去认识其意义。众所周知，演讲说到底是要以理服人的，它总是蕴含着相当的理性并以其理性品质来显示它的社会价值。演讲中任何感性事物都最终要在听众的心理留下理性的沉淀，并以此标志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演讲所讲的道理或者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品质，是整个演讲内容系统中的灵魂，没有讲出道理或不具有理性品质的演讲是没有灵魂的演讲。因此，演讲要做到言之有理，所讲的道理必须合乎逻辑。具体来说，一是要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要合乎所讲事物的自身逻辑。如果所讲道理与事物自身逻辑发生矛盾，即不合乎它的逻辑，那就会导致虚伪和谬误。二是要合乎思维逻辑，也就是演讲者对所讲事物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逻辑。如果所讲道理不合乎思维逻辑，那就不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正确的反映，也无法形成恰当、准确、生动的表达。正因为这样，早在古代人们都非常重视演讲的逻辑性了。《墨经》中《小取》篇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这里的“名”就是讲“概念”，“辞”就是讲“判断”，“说”就是讲“推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演讲的目的在于说服听众，而说服离不开逻辑。他认为说服力有三个因素，即逻辑、感染力和演讲者的气质。至于演讲发展到今天，逻辑与言之有理的关系则更是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言之有理原则的确立是有讲成功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比言之有的和言之有物要求更进一步的一条基本原则。
有讲要贯彻言之有理原则，演讲者必须在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上下工夫，自觉遵守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具体来说，要力求做到：
第一，概念要明确。概念是思维形式最基本的单位，有人称它为思维的细胞。概念明确是同一律的要求，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在演讲中，只有概念明确，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才能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进而才能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从实践来看，概念不明甚至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是一些演讲者经常犯的逻辑错误。比如，有人在婚礼致词时，竟然将“集体婚礼”说成“集体结婚”，这就是对“婚礼”和“结婚”两个不同概念不明确而闹出的笑话。可见，如果概念不明确，就会导致不正确的思维，从而影响思想的表达效果。有讲要确保概念明确，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前者是概念的质，后者是概念的量，演讲者必须明确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和范围。二是要明确概念与语词的关系。概念必须用语词来表达，但它与语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其主要表现是：不是所有的词语都表达概念，如汉语中的虚词一般就不表达概念；同一语词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如“人民是我们的上帝”这句话中的“人民”和“上帝”。三是要明确概念的不同种类。概念的种类很多，比如：根据反映事物对象的数量是一个还是一类，可以分为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如“伦敦”和“首都”；根据反映的事物具有某种属性还是不具有某种属性，可以分为正概念和负概念，如“人”和“非人”；根据反映的对象是集合体还是非集合体，可以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如“森林”和“树木”。四是明确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概念间的外延有无重合以及重合部分的多少，概念间存在全同、交叉、属种、矛盾和反对等五种关系。掌握和运用这些关系，有助于演讲中概念的准确表达，使演讲更具生动性和鲜明性。五是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根据概念的逻辑特征和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主要有定义、划分、限制与概括。掌握和运用这些逻辑方法，同样有助于明确概念。
第二，判断要恰当。判断是对事物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也是完整地表达思想的一种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它由概念组成，是进行推理的前提。虽然不是所有的语句都表达判断，但任何判断都必须用语句来表达，并且不同的语句可以表达相同的判断，同一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以表达不同的判断。演讲是表达思想的活动，为了表明看法和主张，它不可能离开判断。只有正确地运用判断，才能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进而才能有效地表达思想。从演讲实践来看，人们在判断方面常犯的错误主要有：属性误判、隐含误判、模棱两可、自相矛盾、量项不当等。要正确运用判断，关键是判断要恰当。而要做到判断恰当，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判断要真实。断定有真有假，这是判断的一个显著特征。衡量真假的标准是看它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就是真判断，如“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反之就是假判断，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二是判断形式要正确。判断形式就是判断的结构，即判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方式。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根据判断本身是否包含其他判断，它可以分为简单判断和复合判断，简单判断又分性质判断和关系判断，复合判断又分联言判断、选言判断、假言判断等。要求判断形式正确，就是指运用各种判断时，要符合它们的逻辑性质和逻辑要求。
第三，推理要合乎逻辑。推理是从一个或几个已知判断推出一个新的判断的思维形式，由前提和结论两部分组成。它有三种形式：一是演绎推理，即由一般性前提推出特殊结论的推理；二是归纳推理，即由个别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三是类比推理，即由两个或两类事物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一些属性上可能相同或相似的结论的推理。演讲活动说到底是说理的活动，要达到说理的目的，自然就不能是概念、判断的简单罗列和堆积，而是需要把概念和判断有机联系起来，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要确保推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必须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前提要真实。只有前提真实，才有可能推出正确的结论。其次，形式要正确。任何一种推理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如果违反了推理规则，或者说推理形式不正确，其结论就不会是真实可靠的。从演讲实践来看，人们在推理方面最常见的错误是充足理由律的掌握和运用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论据欠真实，习惯于把一些道听途说、真假未辩的事情和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理由拿来作论据，甚至为了达到某个不正当的目的而故意制造假论据。二是依据与论题之间缺乏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有的虽注意到了论据的真实性，但所用论据与论题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即必然的因果关系，因而其论题同样是得不到证明的。三是论点和论据之间虽有某种逻辑联系，但理由不充分。
（四）言之有度
所谓言之有度，就是指演讲活动中，演讲者构建有讲系统，向听众提供内容或信息，该讲什么而不该讲什么、讲长讲短、讲多讲少、各组成部分的详略处理、该直来直去还是迂回婉转等，都要讲适度、要有分寸。林肯的《在葛提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为什么只有十个句子的篇幅、两分钟的时间？讲话前两周，林肯就接到了请他在埃弗雷特先生讲话之后“说几句话”的通知。既然埃弗雷特是主讲人，而他自己不过是国家纪念委员会出于政治上考虑才被邀请“说几句话”的，因而他深知自己虽然身为总统，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不适宜发表长篇大论的。黄兴的《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讲》，为什么全篇还不到500字？当时在会上有20余人发表了演讲，时间已经拉得很长，主持人黄兴最后的讲话如果是长篇大论，同样是不适宜的。当然，正如刚才所指出的那样，言之有度不单纯是指时间长短、内容多少适度，而是指一切内容要素及其组织方式都应该是适度的。
有讲要坚持言之有度原则，这是度的原理的根本要求和具体运用。万事万物都有度。所谓度，就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数量界限。把握事物的度，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32页）这就是说，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讲究“适度”，即在一定条件下，必须有意识地把量的活动控制在事物的度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这样才能保持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具体到演讲活动中，有讲要坚持言之有度原则，就是度的原理的根本要求和具体运用。众所周知，有讲虽然离不开演讲者的主观创造，但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比如身份。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身份不同，就必然存在一个该讲什么而不该讲什么的问题。该讲的讲了，不该讲的不讲，这才是符合身份要求的，因而是适度的；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却讲了，这就不符合身份要求，因而就是不适度的。又如时间。时间是演讲的存在形式，而时间又总是具体的。所用时间不长也不短，恰到好处，就是适度的；讲得太长，或者讲得过短，都有害于表达效果，就是不适度的。再如听众。演讲离不开听众，而听众又总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决定了在表达方式上，有时可能需要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有时则可能需要欲擒故纵、迂回婉转，这里同样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言之有度原则不是强加给演讲者的，而是演讲实践的必然要求，是事物度的原理的客观要求。
要做到言之有度，首先要把握好身份。开口讲话前，必须问问自己：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发表演讲的？只有搞准了身份，才能弄清应该讲什么、讲多少、讲多长以及应该怎样讲。否则，就会失之以度，严重影响有讲效果。其次，要把握好听众。开口讲话前，还必须问问自己：我面对的是哪些听众？他们各自有哪些特殊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讲话内容和讲话方式的分寸。再次，要把握好时间。在事先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当然要把握好时间的分寸；在没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也要有强烈的时间观念，该长则长，该短则短。最后，要把握好环境。彼时彼地能讲的东西，此时此地就可能变成不能讲的东西；彼时彼地可以多讲，此时此地则可能只能少讲……这些都是度的要求，必须加以认真把握。
三、有讲原则的优化
言之有的侧重要求的是表达的内容或信息要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言之有物侧重要求的是有讲系统要有具体的确实的内容或信息，言之有理侧重要求的是表达的内容要有道理，言之有度侧重要求的是表达的内容或信息要适度、有分寸，各自内涵和依据不同，运用要求也有所不同。以上对它们分别加以分析和阐述，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事实上，这些原则并不是绝对独立、毫不相干的，而是贯穿于同一演讲活动过程之中，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因此，只有全面考虑并综合运用这些原则，才能取得最优的指导效果。
之所以要对有讲原则进行优化运用，归根到底是由有讲系统的特点所决定的。有讲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完整系统。构建有讲系统时，演讲者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究竟要向听众表达什么，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明确，其他一切就无从谈起。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足够的信息材料，而且要讲“什么”和这些材料之间还要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之外，由于听讲双方、时间、地点等一系列因素有着不同的特点，内容组织及其表达还必须讲究分寸。有讲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并以其整体功能发挥着自己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上述原则就是根据有讲系统各个要素的客观要求而提炼出来的，它们应该也能够统一，其统一的基础便是同一个演讲活动过程。有讲系统要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当然就必须全面遵守这些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强调其中任何一个原则而忽视其他原则，整体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