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活理想的艺术化演绎
李渔对现实的社会风俗和民间信仰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李渔的小说对广大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能够从审美的高度进行透视，对于其中的陋习劣行也能够予以针贬和劝诫。人们从李渔小说的字里行间不难发觉，其中蕴含了李渔期望的某种社会理想，刻意灌注的道德理念、生活秩序和行为轨范，而尽管李渔本人并非完全愿意循规蹈矩地生活在这种理想的社会生活当中，甚或纯粹是为了迎合社会主流理论道德。尽管如此，李渔小说所倡导的社会理想、道德理念、生活秩序和行为轨范，符合广大市民百姓的社会心理、道德水准和生活愿望，对维护为人处世的基本伦理规范而言，在实际审美效果方面，仍然不乏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审美的文化艺术效果。当然，无可否认，也正是因为李渔创作小说有时过度刻意灌注某种道德理念、生活秩序或者行为轨范，所以，李渔创作的小说或多或少存在着说教有余而蕴藉不足的瑕疵。
一、民风习俗的直面教化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思想归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即传统文化中的五伦，夫妻关系居其一。人们对夫妻伦理关系的遵循属于典型的名教。进一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市民百姓处理家庭夫妻关系常常是建立在遵循家庭夫妻伦理的基础之上的，而夫妻感情关系往往成为维系家庭纽带的关键。同理，夫妻感情形态是一种独特的家庭文化心理现象和民风民俗民情，夫妻对待生离死别的态度关涉夫妻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乃至悲欢离合命运，常常成为夫妻生活是否幸福恒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鹤归楼》里，李渔针对五伦名教赋予夫妻爱情和生活的内涵，以宋金对峙为时代背景，围绕夫妻生死离别的情节，描叙了郁子昌和段玉初两个不同家庭的夫妻爱情和生活的命运与结局，对传统夫妇名教进行了形象化的重新阐释。郁子昌和段玉初二人是朋友，但是，在对待夫妻关系的言行举止方面却截然相反。郁子昌娶妻围珠，把夫妻关系的名教意义看得⑤至高无上。段玉初娶妻绕翠，俩人把夫妻关系的名教意义看得淡如清水。郁子昌和段玉初在通过科举的追求达到人生功名的顶峰时，分别被朝廷派遣任赍金之臣，夫妻之间双双遭遇了生离死别的大难。分别若干年之后回朝，郁子昌由于忧愁和焦虑过度形同枯槁，围珠不幸过早殒殁，结果郁子昌虽续弦却“不及数年，又得怯症而死”；而段玉初随遇而安、悠然自得，绕翠则“安心乐意做个守节之人”，结果夫妻恩爱，“和谐到老”。《四书》提倡“素患难行乎患难”【20】的中庸之道。李渔通过创作这一篇小说，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把中庸之道所追求的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即至诚至德、忠恕宽容，升华到了哲理性的审美层次进行阐释，在抽象肯定夫妻伦理名教的同时，又形象告诫了人们过犹不及的爱情法则和现实道理，在一定的实际生活层面上，可谓对传统夫妻伦理名教意义的积极发掘。为此，杜濬评价说：“此一楼也，用意最深，取径最曲，是千古钟情之变体。惜玉怜香者虽不必有其事，亦不可不有其心，但风流少年所阅之，未免嗔其太冷。予谓：热闹场中，正少此清凉散不得。读《合影》、《拂云》诸篇之后忽而见此，是犹盛暑酷热之时、挥汗流浆之顷，有人惠一井底凉瓜，剖而食之，得此一冰一激，受用正不浅也。”【21】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八字命理学。“八字”来源于《易经》，是从历法查出的天干地支八个字，用以表示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合起来是八个字。八字命理学以人出生时间为切入点，排定命局岁运，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为方法，推演人生的各个方面并预知人生的未来前途。八字命理学具有典型的哲学思维模式，作为一门传统学术，对社会风俗、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民间信仰影响重大。八字命理学所讲的命运与俗传的天命思想迥然而异。天命论是一种传统思想。儒家认为“天”能致命于人。因此，所谓命运就是“天命”。在社会生活中，道义就是天命。儒家的天命论认为君子应该秉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2】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为此，孔子进一步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3】这里所说的“命”，指的是君子应有践履道义的使命感。天命论的一个极端发展，就是至汉代形成为一种以阴阳五行，天地干支为基础配合年月日算命术。这种算命术经魏晋南北朝的推行发挥到唐代始告确立。明代是八字算命术流行的鼎盛时期。八字算命术混淆并且利用八字命理学与天命论，使八字命理学与天命论蒙上了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天命论的另一个极端发展就是宿命论。宿命论指人早已注定的遭遇，包括生死祸福、贫富贵贱等或者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人无法控制的上帝或上天预先安排的，是人无法改变的。诸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旦言过其实，便走向了宿命论。在《改八字苦尽甘来》中，李渔针对社会普遍流行的八字算命术、宿命论对人们生活的消极影响，描叙穷皂隶蒋成“在衙门立了二十多年”，因为不曾贪赃枉法，有一颗慈悲之心，为人忠厚，所以经华阳山人“改”了八字之后，陡然富贵起来。作品通篇说“命”，一方面强调“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定数，另一方面更注重强调人的后天所作所为带来的因果报应，旨在形象地说明“《孟子》上‘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李渔通过艺术的手法，揭露了八字算命术的虚妄性质，颠覆了夹杂封建糟粕的所谓八字命理观和与天命论，体现了李渔对宿命论的怀疑立场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折射出李渔对个人命运的抗争和理想生活的追求，对世人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迪意义。为此，杜濬评价说：“这回小说与《太上感应篇》相为表里，当另刻一册，印他几千部，分送衙门人，自有无限阴功，强如修桥砌路。”
明末清初，社会上赌博风气盛行，包括骨牌、双陆、骰戏、摊钱、射鸽子、斗鹌鹧、斗蛐蛐等，从士大夫到一般市井小民无不嗜之成癖。申涵光的《荆园小语》、钱希言《戏瑕》对此都有真实而具体的反映。《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描写贾珍在家聚赌，涉及的种类就有“抢快”、“赶羊”、“打天九”等，其中抢快、赶羊都是赌注很大的赌博活动。这些虽然都是“小说家言”，但从中可窥见清代社会赌博活动的一般状况。炽盛的聚赌之风引起了朝野有识之士的深深隐忧。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对此大发感叹：“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所云，穷日尽朝，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24】相比之下，李渔是以小说的审美艺术手法劝人戒赌，同时，对操纵赌博大发横财的无良之辈晓以祸害。在《鬼输钱活人还赌债》中，李渔描叙了王小山诱骗王竺生赌博，王竺生把家产输得一光二净，最后王小山被王竺生鬼魂作弄索回赌债、命丧黄泉的故事。李渔在小说结尾阐明创作主题是所说：“奉劝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桩桩做得，只除了这项钱财，不趁也好。”【25】李渔描叙王竺生鬼魂索回赌债虽然带有迷信谶讳色彩，但是，借民间风俗习惯和信仰崇拜演绎赌博的弊端和危害，显而易见，对稳定家庭关系和净化社会风气具有的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二、礼教演绎的经世致用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提倡“行善”，即慷慨的捐献，使人免受折磨、惩罚或痛苦。儒家认为行善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要求。《周易》中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26】意思是说，积累善德的人家，就会有享不尽的福，即使积善之人今世享受不到，来生必有正报；如果不积累善德而积恶，那么后世必定遭殃。佛教也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宣扬前世修福后世享。朱熹在《朱子全书·学五》中还主张对有善良言行的人应该褒扬宣传，即“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记录之。”【27】如果剔除迷信的因果报应思想，那么，提倡“行善”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在《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中，李渔刻画“穷不怕”仗义疏财，周济贫民，“生平积善”，在“叫化之中行教化”，是在倡导一种人与人之间轻财重义、相互帮助、扶贫济困的善良品德，因此，作品显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思想意义。至于李渔描叙“穷不怕”外乞丐内君子，有乞丐之名，无乞丐之实，在遭遇厄运时得到皇帝的拯救和封赐，则寄予了李渔的审美理想，顺应了广大市民百姓崇尚慈善的社会心理。
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妾由于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导致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因此，妻妾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就在所难免。换句话说，在封建家庭内部，妻妾之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嫉妒排他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提倡“家和”，而做到家和的方式之一就是“化妒为善”。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三之《逍遥楼》中曰：“朱文懿公有姬媵，陈夫人狮子吼，公苦之，祷于仙，求化妒丹。”【28】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八十回中写道，贾宝玉因为有感于晴雯受辱而死，死得冤屈，曾经向王道士询求“妒妇方”。明清时期，人们视嫉妒为妇德的缺失，并且将此种现象妖魔化。明代著名文人王士禛把妻妾之间的嫉妒上升到影响国家政事、祸国殃民的高度，道：“一妇人之妒，而其祸家国至此，异哉！”【29】王士禛所语不免夸张而言之过甚，但是，嫉妒于人际家和不利也是不争的事实。就此，李渔在《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中，描叙了穆子大在费隐公开具的“疗妒之方”的帮助下，用群攻、假死等方法制服淳于氏的妒悍性格的故事。李渔在小说当中不仅演绎了“变化妒妇”的过程，而且在小说的结尾描写了穆子大一家妻妾和谐、儿孙满堂、繁衍为望族的理想化情景。与雌教主《醋葫芦》、西周生《醒世姻缘传》、静恬主人《疗妒缘》等“疗妒”主题的小说不同的是，李渔这一篇小说没有停留在一般的化妒意义之上，而是进一步凸显了的强调化妒有益于人际家和的主题，即“妒妇不是无用之人，化得转来就是内助，你如今化转来了，将来助内之功，正不可限量，岂止不妒而已哉。”【30】李渔由于思想的局限，虽然不能深究妒妇产生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但是，能够借小说维护传统文化“家和”理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毕竟不乏积极的现实社会意义。正因为此，孙郁所作戏曲《绣帏灯》即取材于李渔小说《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该剧创作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九年（1670年）之间，说明李渔的小说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推崇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礼教习俗，如《列子·天瑞》曰：“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31】而且这种礼制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了深重的压迫、歧视及无穷的痛苦。到了明清时期，社会上又广为流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这是由于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发生了明显变化，物质生活较此前发展繁荣，女性识字能文者较此前为众，人们便开始了对女性“才”、“德”问题的讨论。“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性的“德”与“无才”紧密联系起来，以“德”为由，剥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将女性置于愚昧无知的境地，毫无疑问，是维护腐朽落后的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意识。李渔的小说善于塑造女性形象，也常常涉及到女性的“才”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李渔没有苟同世俗对女性的偏见，而是注重刻画女性的非凡才能，体现了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相悖的进步思想。例如，在《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中，顾云娘是一名“聪明女子”，拥有“点铁成金的法子”、“无米能炊的手段”，在当家理财方面远远超越丈夫顾有成。尤其出众的是，顾云娘探知丫鬟奴仆们偷窃顾有成的钱财，秉承“《四书》一句‘财聚则民散’”的理念，巧计引导丫鬟奴仆们招供，而又顾全了丫鬟奴仆们的颜面，有偷窃行为的丫鬟奴仆们受到震慑和自责，纷纷洗心革面、改邪归正，最后家业重振，顾云娘夫妻与丫鬟奴仆们和睦相处。李渔把顾云娘塑造成为经济理财能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女性市民意识增强的社会现实。杜濬评价《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看了此等去处，不但长聪明，添识见，又能使人藏机息巧，智深勇况。真经济妙书也。笠翁寓意甚大，不得以家常小事目之”【32】；又赞赏顾云娘能经世致用，灵巧聪慧，说：“顾云娘记得一句《大学》，就会生财，能使钱米搜出，而人心不散，可谓善读《四书》者矣。不像腐儒辈塞了满肚经书，不能用出一字，还说章句之学，我不屑为之，要在经书之外寻活计也”。【33】此语可谓确当。
